产妇4 027例重度产后抑郁检出情况分析

杭春梅，黄锟，孙瑜，邵子瑜，程光英

作者单位：1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安徽 合肥230032；

2合肥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女保健科，安徽 合肥230001

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产妇在产褥期出现的一种精神疾病，多在产后2周发病，产后4～6周症状较明显，其主要表现为焦虑、恐惧、悲观、沮丧等不良情绪，对生活绝望，与家人关系不和谐，甚至有自杀或杀婴倾向，严重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且会增加婴儿不良认知结局发生的风险[1]。国内外关于PPD发生率的报道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报道为1.1%～52.1%[2]，国外关于产后抑郁的最新meta分析报道：在没有抑郁症病史的健康母亲中，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为12%，而抑郁症的总患病率为17%；不同地理区域间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东地区患病率最高（26%），欧洲最低（8%）[3]。

重度产后抑郁（Major Postpartum Depression）指的是产后4周内持续两周以上的非精神病性抑郁发作，通常表现为短暂的情绪不稳定、失眠、行为紊乱、易怒和躁动[4]，发病率约为13%左右[5]。重度产后抑郁对产妇可能具有毁灭性影响，对母婴联结和婴幼儿早期情绪及认知发展具有严重影响[6-8]，已成为危害母婴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目前专门针对重度产后抑郁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4 027例产妇产后3～7 d和产后42 d的重度抑郁发生情况进行调查，探讨产后不同阶段的重度抑郁发生的决定因素，为开展围生期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基线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6年3—6月在安徽省合肥市12个县（市）区接受产后3～7 d访视和产后42 d检查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①单胎、活产；②产褥期一直居住在本地的常住人口；③有接受42 d检查计划；④意识清晰，能够独立完成问卷。排除标准：①流动人口；②视力、听力、理解障碍；③已知精神疾病；④多胎妊娠。

1.2 研究方法

1.2.1 资料收集方法 首次调查在医院/家中进行，在专职人员指导下由产妇独立完成调查问卷。第2次问卷调查在产后42 d体检时进行。产妇知情同意，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

1.2.2 调查工具 产妇一般情况：自行设计《产妇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变量包括：①产妇基本情况：出生日期、文化程度、现居住地、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身高、孕前体质量、产后3～7 d体质量、产后42 d体质量等。②孕产期情况：妊娠次数、分娩次数、本次分娩方式等。③新生儿基本情况：分娩孕周、胎数、新生儿性别、出生体质量、出生时和问卷调查时的健康状况等。④其他相关因素：产妇与家人的关系等。体质量指数（BMI）计算公式为：BMI＝体质量/身高2（kg/m2）。依据WHO的标准，按照不同BMI数值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18.5 kg/m2为低体质量组，18.5～25 kg/m2为正常体质量组，＞25 kg/m2定义为超重/肥胖组[9]。

产后抑郁情况：通过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价产妇在产后2个时段产后抑郁的发生情况。量表共10个条目，分别涉及心境、乐趣、自责、抑郁、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等。每个条目的描述分为4级，按其所显示的症状严重程度从无到极重，分别赋值0～3分。取总分≥9分为产后抑郁，总分≥14分为产后重度抑郁[10]。该量表Cronbach a系数为0.87，灵敏度为86%，特异度为78%[10]，是公认的较为理想的产后抑郁筛查量表。

本研究采用该量表分别定义产后3～7 d和产后42 d产后抑郁和产后重度抑郁。在重度抑郁中，产后两个时段只要有一次存在重度抑郁即定义为总体重度抑郁，产后两个时段均存在重度抑郁即定义为持续重度抑郁。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将产后3～7 d和产后42 d单因素分析中所有P＜0.1的变量纳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向前法进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4 027份，回收有效率为95.9%。年龄范围16～47岁，年龄（27.7±4.2）岁。多居住在城市地区，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居多，无职业者居多。4 027例产妇孕前、产后3～7 d、产后42 d超重/肥胖所占比例分别为11.6%、29.7%、28.5%。初孕和初产比例分别为49.3%和68.4%。本次研究显示剖宫产率为45.4%。早产儿占3.0%，低出生体质量儿占2.0%。

2.2 产后抑郁和重度抑郁检出率情况 4 027例产妇中，产后3～7 d与产后42 d产后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898例（22.3%）和478例（1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4.613，P＜0.05）。产后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25.3%（1 019/4 027）。产后42 d新发抑郁121例（3.9%），另541例恢复正常（60.2%）。产后3～7 d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5.7%（230/4 027），产后42 d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3.6%（145/4 0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208，P＜0.05）。产后42 d新发重度抑郁73例（1.9%），另158例恢复正常（68.7%），产后总体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5%（303/4 027），产后持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8%（72/4 027）。

2.3 产后重度抑郁决定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结果显示，婴儿早产、低出生体质量、出生时健康状况不佳以及产妇与家人关系不良者，产后3～7 d重度抑郁的检出率高。无职业、产后3～7 d低体质量、初产妇、产后两个时段与家人的关系不佳、婴儿当前健康状况不佳者，产后42 d重度抑郁的检出率较高。

无职业、产后3～7 d低体质量、初产妇、产后两个时段与家人的关系不良、婴儿早产、低出生体质量、两个阶段婴儿健康状况均不佳者总体重度抑郁的检出率较高。无职业、产后两个时段与家人的关系和婴儿健康状况均不佳者持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较高。见表1。

表1 产妇4 027例不同时期产后重度抑郁决定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例（%）

2.4 产后不同时期重度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结果显示，在产后3～7 d早产者相比足月分娩者重度抑郁的检出率显著提高（P＜0.001）；产后3～7 d与家人的关系不佳者发生产后重度抑郁率为与家人关系较好者的2.180倍；婴儿出生健康状况不好者与重度抑郁呈正相关，其发生产后重度抑郁的风险是婴儿出生健康状况良好的16.482倍。产后42 d调查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相比无职业者重度抑郁的检出率降低（P＜0.05）；初产妇与经产妇相比更容易发生产后重度抑郁（OR＝0.557，95%CI：0.372～0.834）；产后两个阶段与家人的关系不好与产后重度抑郁呈正相关；婴儿当前健康状况不好者与重度抑郁呈正相关，其发生产后重度抑郁的风险是婴儿当前健康状况良好的11.758倍。

其他多因素分析均见表2。

表2 产妇4 027例不同时期产后重度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产后抑郁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产后抑郁的检出率跨度较大，地区文化差异、测量时间、样本大小及评价标准的差异可能导致了这种较宽范围的检出率。本研究以评价产后抑郁最常用的EPDS量表初步筛查合肥地区产妇的产后抑郁情况，该研究中产后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25.3%，与徐娜等[11]的报道结果相近；低于李华丽等[12]、沐婷玉等[13]的研究结果，高于Ohara与Mccabe等[14]的研究结果。本研究产后抑郁总体检出率相比国内其他城市属于中等偏高水平。产后3～7 d、42 d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2.3%、11.9%，与顾水琴、崔小妹[15]的报道结果相近。产后3～7 d和42 d重度抑郁检出率分别为5.7%和3.6%，产后总体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5%，与Gavin等[16]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低于Al HFI与AL HSS[17]关于中东地区（13%）和Murray等[18]关于越南中部（18.1%）重度产后抑郁的研究结果。

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和遗传等各个方面[19]。本研究从产妇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家庭情况和新生儿的健康状况等方面分析了产后重度抑郁的决定因素。

无职业的产妇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产后总体重度抑郁症检出率明显增加，这与国内学者研究一致[20]。无职业者一般缺乏有效的经济来源，同时人际和社会交往较为局限，对外信息沟通相对缺乏，自尊和自信程度较低，发生产后重度抑郁的概率较高。

本研究发现，早产者在产后3～7 d和产后总体重度抑郁中与重度抑郁的发生呈正相关，发生产后重度抑郁的概率分别是足月产的3.165和2.588倍。早产直接影响母亲的情绪，与产后抑郁有直接联系，国内外学者均有研究[21-22]。早产儿健康状况较足月儿差，易出现更多的喂养和抚养问题，继而增加产妇焦虑，促发产后重度抑郁的发生。产次对产后抑郁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23-24]。有研究显示，初产妇更易发生产后抑郁，与本研究结果一致[23]。初产妇在妊娠准备、分娩及新生儿抚育方面相对缺乏经验，在产褥期这一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可能由于担心不能胜任母亲角色和/或面对新生儿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改变而使其对精神疾病的易感性增加。

婴儿健康状况是产妇及家人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本研究显示，婴儿出生及产后42 d健康状况不佳者与产后重度抑郁症的发生有直接关系。婴儿出生时或出生后存在畸形或合并其他疾病将加重产妇心理负担，容易造成重度产后抑郁[25]。

研究结果还显示，对于产后重度抑郁的产妇，不同时期与家人的关系是其主要决定因素。由于产后生理和心理变化，产妇较为敏感，这个特殊时期尤其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有研究显示，与家人的关系，尤其是伴侣的支持对缓解产妇的压力具有较好的作用，家人的支持可促使产妇积极地渡过产褥期[26-27]。

本研究采用产后抑郁的简易筛查性量表，其检出率与临床诊断的病例尚无可比性。同时，本研究仅在一个地区开展，所发现的重度产后抑郁的相关决定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的地区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