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固化，省会分化

谭保罗

省城，一个充满农耕气质的名字。

中国的现行省级行政区划，发轫于元朝，成型于清朝末年。在农耕时代，经济对生产要素流动的要求比较低，划省而治更多是为了控制人民，维护统治的稳定。

进入工业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流动的效率愈发重要，它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竞争力。因此，要素流动的“柔性”和行政区划的“刚性”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博弈。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中国省会们的命运也出现了分化。一些省会开始走弱，不但经济首位度低，而且缺乏存在感；而另一些省会则不断走强，大有强者恒强之势。

作为一省的行政中心或者经济中心，省会城市的命运变迁，也必然影响着很多普通人的职业与人生。实际上，一线城市和明星新一线的大局已定，而省会城市依然还在分化。因此，作为个体，不能不关注这种变迁，并洞察其中的大势和机会。

三种“核心城市”

当下，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版图中，有一类城市具有某种共性—与收缩型城市不同，也迥异于不温不火的普通地级市，它们正从周边吸附资源，实现自我的不断发展，可以称这些城市为“扩张型城市”。

也可以换一个维度来看，它们在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日益成为重要的区域、全国或全球性生产要素配置的核心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是“核心城市”。

“核心城市”的称呼更加具有现代性，它们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集聚着最优秀的人才，最具创新动能的资本，也包括最富裕的人群。未来，中国“核心城市”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一线城市（加上少许“新一线”），二是计划单列市，三是日益崛起的“强省会”。

一线城市不用多言，它们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核心空间。早在2016年，我国个税收入便首次突破万亿（10089亿元），其中，北上深广四个一线城市的个税收入之和超过4000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四成。

未来，中国“核心城市”可以分為三个类型，一是一线城市（加上少许“新一线”），二是计划单列市，三是日益崛起的“强省会”。

个税在我国整体税收收入中占比很低，却是体现城市经济质量最好的指标。因为，唯有存在相对集中的高收入人群才有充足的个税收入，而高收入人群又主要来自现代服务业和高新产业，尤以金融和互联网最为典型。这些产业具有极强的辐射性，其发达程度直接反映了城市作为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

实际上，所谓的“一线城市”并非一种行政划分，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一种地位认可和习惯称谓。就行政级别而言，有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也有广州这样的省会，以及深圳这样的计划单列市。

必须一提的是，计划单列市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非常富有制度特色的行政区划，它能最大程度反映推动城市发展的国家治理因素。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计划单列市在同省之内，往往领先于省会，或者旗鼓相当。目前，中国的计划单列市只有5座，分别是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

1984年，当时属于四川省管辖的重庆市被列为第一个计划单列市，最多的时候，中国有14个计划单列市，除了现存的5个之外，其他主要都是发达省会，比如成都、武汉、沈阳、广州、南京等都曾一度计划单列。

计划单列的大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持续大约10余年，到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以上省会的计划单列地位被陆续取消，只保留了现在的5座。为什么？

计划单列市设立大潮的原因有二。首先，当时部分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太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处处受到省级政府掣肘。于是，中央希望发挥大城市的经济火车头作用，所以以计划单列的方式扩大其权限，比如赋予其省级的固定资产投资权、外贸自主权、外汇使用权、税收预算权等。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即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和税收越过省级政府纳入国家计划，这对巩固中央财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占比不断上升。于是，计划单列市在巩固中央财政的作用方面，重要性大大降低。

此外，计划单列给部分省份的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比如首位度极高的武汉曾一度被计划单列，这意味着湖北省的财政将可能出现困难。所以，当时的环境迫切需要重新扩大省级政府的财力和加强省级政府的权威。于是，省会的计划单列地位被取消，重新回归到省级政府的计划体系。从此，中国的区域经济也开启了“省会时代”。

但是，“省会”的前进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个给定的区域内部，它们也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比如一线城市、留存下来的计划单列市，或者那些超级工业城市。

省会的强与弱

判断省会强弱的指标主要是“首位度”。首位度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省会经济总量在全省的占比，这个比值肯定小于1（下文都用这个标准）。

另一种是省会与非省会的经济最强市的经济总量比值，这个比值一般大于1，因为省会大多数情况都比非省会强。但也有例外，比如南京、济南等就小于1，原因是苏州和青岛的经济总量大于省会。

华北地区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弱省会”。从西往东，山西省会太原的存在感并不强，与邻省陕西省会西安相比，基本上不是一个数量级。太原首位度不高，和山西省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山西全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狭长山地高原，省内对要素的集聚能力本身就不强。往东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而且还有北京对这一地带要素方面的超级吸引能力。

和太原处境最为类似的，是内蒙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强化版。内蒙古的地域范围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在地图上呈现为一个特殊的狭长形状，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东部大城市呼伦贝尔和省会呼和浩特之间，距离超过北京和上海。此外，自治区内部没有东西贯通的铁路，省内物资流通很多时候还要借道东三省或者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