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契约

丹尼·罗德里克 斯蒂芬妮·斯坦切娃

新冠病毒拉大了全球经济中原本存在的深刻断层，同时也使那些呼吁实施深层次改革的人的声音得以倍增。当达沃斯集团都在发出“重启全球资本主义”的呼声时，你就知道变革已经发生。

近几十年来，劳动者谈判能力的下降表明，雇主和雇员之间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社会对话和合作形式。我们必须设计出更合理的累进税制，以解决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必须重振反垄断政策以确保更大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和新技术方面；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

综合来看，虽然这些改革将大大改变我们的经济运行方式，却略过了我们必须解决的核心挑战：生产的重组。我们眼前的诸多核心经济问题—贫困、不平等、排斥和不安全—存在着多种根源，而作为企业在就业、投资和创新等方面决策的直接副产品，这些问题每天都在生产过程中，得以再现和强化。

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些决策充满了“外部性”。外部性可以是积极的，比如人们普遍认可的、由研究和开发所带来的学习外溢效应（也是实施税收抵免和其他公共补贴的理由）；而明显的负面外部性，则是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的影响。

这种溢出效应，还包括所谓的“好工作”的外部性—“好工作”指的是那些相对稳定，薪酬足以维持合理生活水平，确保工作条件安全并提供职业发展机会的工作。企业在创造这类工作的同时，其实也在为其所在社区增添活力。好工作的短缺，往往会带来高昂的社会和政治代价：家庭破裂、药物滥用和犯罪，以及对政府、专家和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企业关于雇用多少雇员、支付多少工资以及如何组织工作的决定，可不仅仅会影响其盈亏状况。当一家公司决定将其生产线自动化，或将部分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时，当地社区会受到长期的损害，而且这些损害并不会被其经理或股东内部化。

当前，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以及传统福利国家模式背后的隐含假设，是所有拥有足够技能的人都能得到一份中产阶级的“好工作”。從这个角度看，一个促进包容性的适当战略是，将教育和培训支出、累进税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及针对失业、疾病和残疾等特殊风险的社会保险制度，全部结合在一起。

眼下，技术和全球化的长期趋势正在掏空就业分配的中间部分，并因此造就出更多无法提供稳定、足量的薪酬和职业发展的“坏工作”，还会导致主要都市核心区域以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长期低迷。

要解决这些问题，应推行一种能直接创造好工作岗位的策略。企业有责任将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溢出效应内部化。因此，生产部门必须成为新战略的核心。我们必须在生产内容、生产流程以及谁在这些决定中拥有发言权这三方面做出改变。

当前以税收奖励和投资补贴为中心的产业和区域政策，必须被因地制宜的商业服务和设施取代，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国家创新体系，以使新技术投资朝着更有利于就业的方向发展。欧洲绿色政策这类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必须明确与落后社区的就业机会的创造挂钩。

新的经济秩序，需要私营企业和公共当局之间订立明确的交换条件。企业需要可靠和熟练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等，而政府则需要企业将其劳动、投资和创新决策为社区和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外部因素内部化。

新战略必须摒弃那种将促增长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的传统做法。更好的就业前景能比单纯的“财政再分配”更有效地减少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简言之，增长议程和社会议程必须合二为一。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妮·斯坦切娃，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