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河之水哪里来

相裕亭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中国作协通知我到北戴河“创作之家”去休假。

报到的那天早晨，我在一楼大厅办完入住手续后，一手拿着房卡和一沓子红红绿绿的饭票，一手拉着行李箱往右边宿舍楼里走。门厅平台那儿，迎面看到陕西作家吴文茹（之前我们不认识），四目相对时，她猜到我是某地来的作家，我也看出她是新来的，马上也要住下来。

当时，我们可能没有讲话，相互间只是很友好地笑了笑。但是，就是那一笑，我们就熟了。

回头，到饭厅里吃饭时，我们挺自然地坐在一起。

接下几日，我们吃饭、座谈、海边看风景、院子里学太极，几乎都粘在一起。其中有一天，我们晚饭后坐在当院的核桃树下聊天，说到各自的工作、生活和经历时，她告诉我最早她是学财会的，并说她人生工作的第一站，是在一个乡村储蓄所。上班第一天，一个乡下老奶奶到她的“窗口”存钱，看样子那老奶奶是趕夜路来的，头发上、鞋面上都是露水，坐到她对面时，那老奶奶一边抹着脸上的露水、汗水，一边解着胸前的纽扣儿。原认为她的钱是放在内衣的口袋里。没承想，那老奶奶摸索了半天，弯腰从鞋坑里抠出一沓子纸币递过来。

时年21岁的吴文茹，正是一个见花闻香的好年纪，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信心满满地走向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竟然会是去接收一个乡下老奶奶，从鞋坑里抠出来的带有她体温与异味的钱。

那一刻，也就是她闻到，或者说是她感觉到那钱上有脚臭时，她双手捂住嘴巴，跑到卫生间去——吐了。

她讲到这里时，我没问她后面的结果，但我惊讶地告诉她：“这是小说，这个细节，可以写一篇挺不错的小说。”

吴文茹是写诗歌的，她鼓动我说：“你写呀，你写出来给我看。”

当天夜里，我真的就把那个鞋坑里抠钱的细节，写进了一篇小说里，题为《皇票》。背景，被我设置到日伪时期，盐区强制推行那种小猫舌头一样的“黄票票” 。主人公仍然是个老奶奶。让她把“真钱”藏在鞋坑里，便显得顺理成章。

第二天，我把《皇票》发给吴文茹看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用老瓶子，装了她新酿的美酒。

我跟她打趣说：写“旧事”，必须具备这本事。否则，历史中哪来那么多旧事等着我们后人去写。与此同时，我还跟她讲了另外一件事——

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收报纸的乡下老农，在楼道里见到我们就问：“老乡，有报纸卖吗？”

有时，他把我们办公室的门推开一道窄窄的缝，探进半张堆满笑容的脸，问：“老乡，有报纸卖吗？”

刚开始，大家都认为他是咱们的老乡。后来，我才发现，他在大楼里，见到谁都喊老乡。他一年四季，都穿得很破旧。

可谁也不会想到，那样一个收破烂的穷人，会在我们城郊买了地，盖起两上两下的楼房，他家里有轿车，有葡萄园。可他进城收破烂时，每次都要着意扮演出一副“穷相”，以便在我们机关大楼里赢得众人同情。

我弄明白这个人的真相以后，立马把他“请”到我的“旧事”中来，并给他安排了一项《跑鲜》的差事。

《跑鲜》中，我这样写他：汪福就凭手中一个紫荆篮子，拎点四时八节极为新鲜的瓜果桃梨，或市面上尚未露面的紫葡萄、红樱桃、白香杏之类的稀罕物儿，专奔盐区的大宅门。某一天，东家摸到他门上，想“接济接济”他。没想到，这一看可不得了！那汪福，哪里是什么菜农哟？他可是当地的土财主。家中新盖了一大片瓦屋房舍不说，还娶着两三房花朵一样的姨太太。他之所以装扮成跑鲜的菜农，混入盐区的大宅门，那是他感化、诱骗大盐商的一条发财之道。

有人问我，你天天写那么多“旧事”，你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我很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旧事”中的好多故事，都是上述那样，从人们的“谈吐”中得来;或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小事中“发酵”而来。再者，就是通过阅读古书、杂书，或从地方《志书》上撷取。

我的书案、床头，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有考古的、有花鸟的、有医学的、有戏曲的、有新闻传播的，还有一类是各地的《年鉴》与《地方志》。

有一天，我在我们这边《地名志》上看到一个叫贾圩的地名，来自于国民党的一个排长。起因是，那个排长姓贾，当年他在我们这边带兵打仗时，尚不具备携带家眷的资格。可他私下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位相好的，藏在城外芦苇地中的一间干打垒式的土房子里。每日忙完了兵站里的事，便去与那小娘子幽会。

后来，那地方因为有芦柴，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生意人，编席的、炒瓜子、烤大饼，慢慢地聚了些人气，大家要给自己生活的地方说个住处时，便想到贾排长，其一他有身份，其二他率先在此地居住。于是，众人便结合当地的柴荡、圩子，叫出了贾圩。

至于，那个为国民党效劳的贾排长，后来是否战死疆场，还是给日本人做了汉奸，当地的老百姓一概不去过问。而今，那地方已经形成了贾圩社区，盖起了贾圩大厦。

我看了上面的介绍以后，心中揣摩着贾排长“茅屋藏娇”与他留下的那个地名，该给他弄点“动静”出来。于是，我便展开想象，写出了贾排长一家“偷情”“养奸”的一段怪异的故事（见《微型小说选刊》2019专栏）。

还有一类“旧事小说”，是我见异思迁，一触即发得来的。

前些时候，广东的雪弟到我们连云港这边开会，我到宾馆里去看他，见其桌上放着一本《我亲爱的女儿》诗集，随手翻了翻，里面的小诗吸引住我，其中有一首，题为《教养》，全文是：试了一天，辞了/与第一个月嫂相比/感觉她不够专业/为显示知识分子的教养/我就多付了一点工资/她很高兴地接过来/却转手，给了我女儿如玉/说，做一天也是缘分/祝她健康成长。就是这样一首小诗，谁能从里面看出小说来？我能。我读到“做一天也是缘分”时，心中顿起波澜，很快写出了《奶娘》。

奇怪的是，有人把听来的完整的奇闻趣事，或酒店桌上好笑的段子，说来让我写小说，我反而没有感觉。

我的小说灵感，来自我的心灵深处。平常生活中，某人的一句，或是一个动作，没准就是我的小说的起源。

有一年，我在徐州打车到观音机场。途中与司机聊天，得知他年轻时在我们连云港这边给部队首长开过车，我顺口问了一句：“你没回去看看你首长？”

那人手握方向盘，轻叹一声，说：“不好意思。”

我问：“为什么？”

他如实告诉我——当初是因为偷东西才离开首长的。

后面的话，我就不好细问了。但是，我回到连云港不久，便寫出《赶脚》（首发《安徽文学》，后被《小说选刊》2019年8期选载）

我的旧味小说，全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历经我的大脑“发酵”而构思完成的。

酒桌上，或是生活中相处不错的朋友，看到我的微型小说写多了，见面以后，总是会问我：“你怎么不写个长的？”

乍听那话，好像是在为我指明创作方向，或是为我只玩小的、不写大的而惋惜。其实，对方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人家压根儿看不起咱写的那些小玩艺。

前几年，我听了那样的话，会去分辩两句，说：“写过。”并举出例子，说我最初就是写中短篇，后来才写微型小说的。

对方不语。好像正在流动的河水，一下子被我给堵住了。

随之，我会自谦一下，说：“中长篇我没有写好。”然后，再补一下，说我很喜欢写微型小说。

但是，我在这边“师专”给学生们讲课时，有时学生给我递小纸条，问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旧事微型小说后，不去尝试着写写中长篇？

我回答这个问题时，故意绕了一个弯子，我说我童年的时候，老家有一块菜地，与生产队的大田紧挨着。说不准是哪一天，我忽而发现，我们家菜地里所种的玉米、黄豆，比生产队大田里长得好！

由此，表明我写微型小说比写中长篇写得好。所以，我就执着地写上了微型小说。

那个学生听了，似懂非懂。但他看到其他同学给我鼓掌，他也跟着给我鼓掌了。

有人说我写“旧事”，已形成套路了。这话可是贬低俺的，我能听出那话里的意思。但我并不否认！我写旧事，确实已形成了套路。但是，这个套路，并非是用一个模式去写各色人物与故事。而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我在着意去用不同的手法写，而且尽力去写出新奇与新意。我知道：只有那样，我的“旧事”才有生命力。

行文至此，我想跟写旧事，或是准备与我一起写旧事的同行们说：写旧事，要了解旧事，要潜身走进旧事里。

“旧事”中的社会背景，以及妓院、酒肆、茶社等各个门类、各色人物的生存空间，要一一走进去看看;要吃准、吃透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然后，再去着笔那个时代的人与事。

我常与我们小城里一些书画家们在一起把酒问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画家，让李白端着一个带把的酒具对月豪饮，我便提出质疑：李白那个时候，有那样洋气的器物吗？问得那位画家无语以对。

类似的细微之处，都是旧事小说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