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著作等身怎比家有贤妻

乔丽

鸟为什么会飞，鱼为什么能在水中游，天空为什么有彩虹，浪花为什么是白色的……这些天真而不乏诗意和哲理的问题，都在一套百科全书中得到了亲切活泼的解答。这套书就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十万个为什么》。

2020年5月15日，叶永烈在长海医院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他自11岁在报上发表诗作与文学结缘，20岁第一部书出版，迄今已出版各类著作160多部。从写诗到科普小品、童话、寓言、杂文、散文、小说、影视剧本，再到纪实文学创作，叶永烈自称是“一名一步一个脚印的‘苦行僧”。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纪实文学大王”。然而，功成名就后的叶永烈却说，这世界上最令他感到幸福和骄傲的，不是使他名扬海内外的著作，而是他忠厚贤淑的妻子和幸福和睦的家庭。

一见钟情

特殊的信物

说起来还是有缘的！叶永烈和杨惠芬，是浙江温州的同乡，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父辈还很有交情。

叶永烈的父亲叶志超，曾任县银行行长和医院院长。解放后曾任温州市工商联主任、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爱好书法，常写对联。杨惠芬的父亲杨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时曾任中华民国温州军政府执法部副部长，后又当过县长和法院院长，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后靠着一支龙飞凤舞的笔卖字为生。

早年杨悌曾赠予叶志超墨宝，两人便相识相敬成为知交。

历史毕竟不像在宣纸上书写的那样流畅、轻松。在那场历史的悲剧中，叶永烈算是幸运一些，1957年，他考入北大化学系，在勤奋完成学业的同时，不仅要靠写作挣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每月寄钱给家中，以致他曾因过度劳累患肺结核差一点被退学。

尽管叶永烈在读大三时就出版了《碳的一家》《十万个为什么》等书，他本人也清清白白的，但是由于父兄的罪名和一贫如洗的家庭，爱情与他无缘。

叶永烈和杨惠芬，一个才华横溢，一个楚楚动人，可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书，一个在温州一中执教，照说彼此无缘。用一根红线将这两个年轻人牵到一起的，是一对中学教师夫妇，且还是叶永烈的表亲——施老师曾是叶永烈的数学老师，沈老师曾是杨惠芬的化学老师。

这对教师夫妇一合计，觉得各自的得意门生实在是天生的一对，于是成人之美，兵分两路，分头拜访两家的老人，双方一拍即合成为亲家。

1962年8月15日傍晚，沈老师领着在家度暑假的叶永烈，来到杨惠芬家“相亲”。就是这天晚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彼此一见面都觉得非常中意，虽然俩人连一句话都没有讲，但两颗年轻的心却碰撞出了爱的火花。而那套《十万个为什么》竟也成了他们的定情信物。

暑假随着热浪的消退很快过去了，但彼此的爱情却没有降温。叶永烈要回北京上学，一对初恋的情人依依惜别。叶永烈因写《化学元素漫话》一书需参阅外文资料，杨惠芬就抓紧业余时间帮他翻译《从氢到锘》。

氢是第1号元素，锘是第102号元素。这样，书信自然就连绵不断了，几乎两三天一封信，有时一天一封信。鸿雁传情，将两颗思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963年夏，叶永烈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他回到故乡溫州度过最后一个暑假，等待他的是一场简朴的婚礼。洞房只是在父母弟妹聚居的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里隔出大约6平米的一小间，没有添置任何家具，只买了一顶新蚊帐和两床新被子。

杨惠芬的祖母赠送的两幅国画为洞房增添了喜气：一幅画着两只燕子，一只悠然立于枝头，另一只矫健地飞来;另一幅画着一对相思鸟，在红花绿叶的映衬下相互依偎。8月25日，杨惠芬梳着一双乌亮的长辫子，在亲友的陪同下，来到叶永烈家。刚进门，他的母亲便端出两个小碗，碗里是一粒粒碗豆那么小的糯米丸子，嘱咐他俩当场吃完。这是当地的习俗。在温州方言中“丸”和“缘”谐音。当他俩吃完丸子时，也就是喜结良缘了。

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燕尔新婚，柔情苦短。结婚不到半个月的叶永烈便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妻子，到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报到上班。

那情景，恰似杜甫笔下的《新婚别》：“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婚后第二年，杨惠芬决定“背水一战”，辞去教师职务去上海，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失去工作，没有收入，而在上海你又没有户口，今后生活将怎么办呢？

只有母亲支持她说：“夫妻两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这才叫夫妻！”尽管母亲那时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杨惠芬的两个哥哥又都在外地，母亲是多么需要女儿在旁，对她有个照顾。可为了女儿的幸福，她忍着心酸送女儿出了门。

在上海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叶永烈后来调进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只是个见习编辑，与分房无缘。他们用光了当时所有的积蓄，外加一张130元的欠条总共530元，买下离文定路不远新村里的一座12平方米的房子，房子不大只有半间，但是上面还有一个阁楼。

刚搬进新家时，只有一张旧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床棉被和席子，由于买房用光了所有的积蓄，连买床都没办法，第一个月夫妻俩都是睡在地板上，条件虽苦可总算是有了一个家了。

从此，他们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16个春秋，养育了两个孩子。有一天，叶永烈和妻子逛百货店，见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伞：那伞虽说也是折叠伞，却有两个顶，一撑开来，伞面是椭圆形的！这伞，比通常的伞大了约莫三分之一……

“这是双人伞，杭州生产的新产品。”售货小姐走过来介绍道。“买一把！”叶永烈和妻子异口同声道。从此，每逢雨天，他们总是同撑这把双人伞外出，成了秤秆和秤锤似的不相离。

叶永烈原本外出时骑自行车，而妻子则不会骑车。为了保持与妻“同步”，他已经很久没有骑车了。自从有了这把双人伞，他们在雨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伞下，他们娓娓而谈，把风雨置于度外。

他们也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艰辛的创作。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元素小传》，就是叶永烈和杨惠芬共同署名发表的，其它散见于各报的几十篇科学小品也是他们合作写成的。可后来怎么却不见杨惠芬的名字了呢？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再好的结合，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坷磨难。一次，叶永烈感叹地说：“在那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有人批判我，‘一心想成名成家，不但自己想出名，连老婆也要出名，于是后来写的文章索性署一个人的名字了。”

无情的“风暴”还是卷进了叶永烈12平米的陋室。他们的家被翻得乱七八糟……抄家，给叶永烈夫妇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忍辱负重，咽泪吞声。然而，杨惠芬对叶永烈没有一丝埋怨，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错。

左邻右舍原来只知道叶永烈夫妇的工作单位，只知道他们为人方正，待人以礼，并不知道叶永烈原来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他们凭直觉认为这两口子是本分人。

邻居们纷纷前来安慰，有的给他们送来一碗小菜，有的替他们的孩子纳鞋底，默默地支持着叶家，这给他们以极大的精神支撑。

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躲过批斗的风暴。当时，叶永烈从小摊上买来粗劣发黄的格子纸，开始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稿子投出去后却被退稿，杨惠芬觉得可惜，就把这一摞原稿塞进母亲床下的破纸箱里，想着以后能派上用场。幸亏有这一招，才保住了这一部经典科幻小说。后来，叶永烈被抄家，全靠杨慧芬的母亲指着一张床说是她自己睡的，才保住了床底下的这一箱书稿。

叶永烈下放的那段日子，杨惠芬一个人撑起了家。她没有任何怨言，写下的文字里都是那些快乐的记忆，她在《充满爱的家》中说：“当我们家有了两个孩子后，生活负担更重了，生活正在严峻地考验我们。爱，使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

因经济拮据，夫妻俩学会自制鞋子，由杨慧芬纳鞋面，买来鞋底，然后由叶永烈缝合制成“成品”。叶永烈还自己学会了制衣服，有些衣服旧了，他自己动手染新色，这对化学专业出身的叶永烈是小菜一碟。杨惠芬笑夸丈夫在这困难的日子里还能发挥化学专业的一技之长。

不久叶永烈被迫去了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三年后杨惠芬生第二个孩子时，叶永烈才承蒙“照顾”返回城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一边劳动改造，一边照顾妻儿。而杨惠芬经常挺着大肚子去帮丈夫做煤渣砖，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叶永烈像大石头下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1973年后，他陆续出版了十本书，这些科普读物受到了孩子们的普遍欢迎，这在动乱的年代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可是，当时取消了稿酬，叶永烈除得到了一些样书外，买笔墨、买稿纸、买资料的费用都是他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当时，两个人微薄的收入，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供养两家老人，经济十分拮据。有时外出，饥肠辘辘，也舍不得买个烧饼吃。然而，他们没有申请过一分钱的补助，也没有向人借过一分钱。他们咬紧牙关，患难与共，硬是顽强地挺了过来。在风风雨雨的洗礼中，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他们的爱情更加坚贞不屈了。

红花绿叶

相思相依

嚴冬逝去，百花盛开。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经历了风霜的考验，迎来了春天。

1977年，《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先后在头版头条或显要位置发表了文章，称赞叶永烈在逆境中坚持创作，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光明日报》在配发的社论中还号召知识分子向叶永烈学习。

看到报道的领导，当即批示奖励叶永烈1000元人民币，并指示有关部门应给叶永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促使他更好地进行创作。在领导的关心下，叶永烈搬进了漕溪新村一套二室一厅的新居。居住环境改善了，杨惠芬便把婆婆从温州接来，细心侍奉，传为佳话。

在新居室里，叶永烈更加夜以继日，笔耕不辍，以每年出版十本书的速度前进。从科学幻想小说到科学家传记;从科学文艺转入传记文学;从冠军文学传记到音乐家传记再到政治家传记;从“黑色系列”到“红色系列”;从“游击战”转入“阵地战”——这其中有叶永烈的才气和勤奋，更离不开杨惠芬的支持和帮助。

在家里，杨惠芬是“总管”，柴米油盐酱醋茶，缝补浆洗，她几乎全部包揽。相夫教子，侍奉高堂，自然更不在话下。杨惠芬还是“秘书”，接待客人，接听电话，收发邮件，她热情周到，仔细认真。

在叶永烈外出采访时，她首先分轻重缓急把来信来电分门别类，将主要内容记下来，在通电话时，便把一切事情告诉他，让他心中有数。假如叶永烈外出时间较长且有了固定的通讯地址时，她会寄去从一大堆信件中提炼出来的“内容提要”。

这样，叶永烈真正成了秀才出了门，全知家中事。杨惠芬还是叶永烈作品的第一读者和评论员兼校对员。她不厌其烦地帮助叶永烈整理资料，抄稿描图，推敲校改。她总要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评论，往往对他的创作颇有影响。

叶永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科学家的爱情》的文章，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份报纸剪下来，工工整整地写上一行字：“谨以此文赠给惠芬。”后来，当此文收入《为科学而献身》一书时，叶永烈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往往是有感而写的。比如，我常常看到在科学家的家里，丈夫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妻子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而且还作为丈夫的忠实助手。”这实际上也是叶永烈自己的切身感受。

也许人们容易产生错觉，叶永烈是一个成天醉心于写作的大忙人，只会埋头爬格子的粗心汉。其实，叶永烈还是一个善于体贴妻子、有血有肉的好丈夫呢！

叶永烈每逢出差，随身都带着一张记录着妻子衣着基本数据的卡片，给妻子买回入时适体的服装。而且，叶永烈还为妻子亲手剪裁缝制过一件罩衫，这一针一线中缝进了几多真情！不过，叶永烈还是时常感到内疚，觉得与妻子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总想“将功补过”。

每逢应邀参加笔会之类，叶永烈总是争取带妻子自费同行，以免她留在家里太寂寞。平常晚饭之后，他也常与妻子下棋，陪妻子到公园散步，夫妻恩爱，令人羡慕。相处越久，相知越深，相爱弥笃。他们虽然结婚近40年了，仍恩爱如初。家中充满着温馨、笑语，间或也有争论，那就是围绕着作品的争论。他们之间的爱情纯朴而深沉。

诚如他们结婚时，杨惠芬的祖母送给他俩的花鸟画中的寓意一样，红花绿叶，相思相依。也正如叶永烈在结婚20周年之际写给妻子的情诗《长相知》一样：“长相知，不相疑。你信我，我信你。长相知，不相疑。同携手，求真理。长相知，不相疑。共白头，终如一。”

叶永烈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就叫《双人伞》，文中写到他和妻在雨天外出总喜爱共撑一把伞，但普通的伞都只是单人伞，所以通常是“要么妻湿了右膀，要么我湿了左肩，要么妻湿了前襟，要么我湿了后背”，后来他和妻在百货商店偶然发现一把椭圆形的双人伞，两人异口同声说“买一把”。

从此，他们在雨天就打着双人伞，叶永烈说，伞下是他和妻子两个人的世界。在书中，叶永烈写道：“年岁渐长，我和妻相继遭受病魔的袭击。庆幸的是，我们不是同时病倒，而是轮番生病，我和妻相互扶持，走过艰难。”

1990年，叶永烈由于视网膜脱落接受手术，术后回家休养，叶永烈回忆那段日子：“我成日躺在书房里的椅子上，四周满是书报，却不能看一眼，犹如一个口干已极的人在清潭中游泳，却不能喝一口水！”再也闲不住的叶永烈发明了“瞎写法”，闭着眼睛在纸上写了起来。

楊惠芬拿到“瞎写”完成的书稿大吃一惊，知道丈夫积习难改，为他把凌乱的手稿端端正正地誊写了一遍。杨惠芬提议叶永烈使用“录音法”创作，自己再听录音磁带将文字整理出来。叶永烈感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只是苦了我的妻子。

2004年和2013年，杨惠芬两次发生意外导致左腕和脚踝严重骨折。杨惠芬感叹“五十年来，我们休戚与共，相依相伴。到了晚年更是日日夜夜是谁也离不开谁”。杨惠芬在叶永烈的悉心照料下康复，可每当两人走到人多车杂的地方，叶永烈总是紧紧拉着杨惠芬的手。

2008年10月，叶永烈被查出有肾肿瘤，接受左肾切除手术，后确诊罹患肾癌。杨惠芬记录道：“手术后，他说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书本就是凝固的时间，就是他生命的延续。”术后的叶永烈跟健康人一样笑呵呵的，朋友们根本看不出他刚刚动过手术，叶永烈也不让杨惠芬告诉任何人。

不久叶永烈就应邀开始写作钱学森传记。他带着杨惠芬走访钱老故居，采访杭州钱老的亲戚，收集素材，终于在钱学森去世一个月后，《走近钱学森》出版，造成轰动。其后叶永烈又开始了《百年钱学森》的采写。杨惠芬道：“烈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外出时，我随时关注他吃药，他关注我血压。他去采访，我也帮着又录音又摄影，我们真的形影不离。”   编辑/征 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