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黄昏

孔元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末尾，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指出，罗马帝国的长期和平和政令的统一，为帝国的活力秘密地注入了一剂毒药，安逸生活腐化了勇敢独立的公民德性，使得人们对于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最终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吉本的罗马衰亡史，是为了向过去告别，抖掉了罗马的阴影和它堆积的历史尘土，他从启蒙宣扬的自由意识中，发现了能够摆脱古典帝国治乱循环的新世界精神。

冷战结束后，自由帝国普世化，胜利主义的狂欢，激发人们关于历史终结的遐想。人们确信，借助自由原则，西方世界重建了罗马的秩序，但却避免了它衰败的命运。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妄想，不受约束的自由，最终腐蚀了自由社会的根基，人们从秩序的衰败中，再次看到了罗马的影子。二0二0年二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斯出版了《颓废社会：我们是怎样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的》（The Decadent Society：How We Rpramp the Virtims of Our Own Success），对于当代秩序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它提醒我们，任何秩序都难免僵化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种契机中，人们得以探索新的可能性，从而再次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根据杜斯的观察，当下美国被四重危机困扰。第一是经济停滞。悲观的分析指出，美国已经进入经济极限时代，受人口老龄化、高额债务和政府赤字、教育水平、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停滞五大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恢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增长率已经不可能。“黄金时代”的消逝，意味著“长期停滞”将成为一个残酷现实，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令人失望的增长率，意味着靠寻租而不是冒险获得财富成为必然，而这又进一步鼓励眼球经济和泡沫经济，并在一轮轮的泡沫膨胀和破裂中消化剩余的资本。

第二个危机是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人口学家指出，一个社会的延续，需要平均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而美国生育率基本维持在1.87，并且有继续走低的趋势，根本无法维持世代更替需要。低生育率导致社会的老龄化，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长减缓和萎缩，退休人员增多意味着经济活动趋向于保守，冒险精神缺乏降低了经济活力。人口的代际缩减，意味着家庭财富的集中，从而加剧了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低生育率导致家庭的衰落，弱化了人际关系的社会纽带，孤立隔绝的生活状态，让独生子女感到孤独，让中老年人感到失落，黯淡的家庭生活前景催生强烈的悲观和绝望情绪，中年危机导致所引发的吸毒、自杀乃至“绝望的死亡”成为美国社会的新常态。

第三个危机是政治机构硬化（Sclerosis），政治极化使得代议制度名存实亡，政治行政化使得技术官僚主宰一切。立法的退却，意味着政治决策、风险和责任转嫁给法院和白宫，法官和技术官僚主导一切，在摆脱了民主约束之后，它变成精英一厢情愿地改造社会的狂飙运动。庞大的机构和人员，不受民主监督和约束的决策机制，更加武断和不透明的立法，让美国政府的运作更像是一台腐朽的机器，它笨拙但又暂时有效，它低效但又不可或缺，从而完美契合了政治衰败时代的公众需要。

第四个危机是文化创造力的衰退。杜斯指出，美国当代文化的活力，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主要来源于战后两代人的代际冲突。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吸食着严肃自律的资产阶级美德，但又撕扯着它的薄弱点，当它成长到叛逆的时刻，就发展为强大的反抗力量。两种强大力量的冲突，发展出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反文化运动，它以“解放”的名义，肢解了传统文化观念，形成席卷全球的文化革命景观。

在八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反文化运动的革命性力量消退。除了更加个人主义化，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缺乏创新，从电影、学术、流行音乐、时尚到政治理论，所有的文化形式和知识追求都只是在重复，让人感觉枯燥和乏味，没有创造的激情和新鲜感，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挑战。科技发展一度被认为将鼓励文化创新，互联网也被视为为文化创作提供了自由空间，但随着科技商业化，科技文化也日益固化，多元性被同质性取代，循规蹈矩、千篇一律成为业界普遍生态。

杜斯指出，这并不是一场局限于美国的危机，而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困境，是当下西方社会的一个缩影。他将这种发展状态定义为一种“颓废社会”，并强调这里的颓废，不是生理上的蜕化，或者道德上的堕落，而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状态，一种缺乏前进动力和方向感，沮丧、失去意义感的心理状态。在一套成熟权力机制的运作和一种知足自满的心态作用下，这种社会虽然腐朽堕落，但却牢不可破，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颓废”的文化现象。

颓废社会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懈怠，使得人们不再追求自律、自我奋斗、自我实现，转而寻求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体制生存。这种体制和阶层的共生关系，形成一个鲜明的等级体系，在全球化时代，大资本阶层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形成一种跨国性的力量，它通过在各民族国家扶植忠诚的买办势力和专业精英，将国内的等级体系，扩展为一个全球性等级体系，从而导致一个伪共和形式的寡头统治的普遍化。颓废社会发展出的权力规训机制，消除了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消除了外部的国家间冲突，从而实现了永久和平。权力机制的等级化，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的“再封建化”，从契约向身份社会的倒退，促使每个人各安其位，顺天知命，形成一种保业守成和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人们知道当下的体制是不完美的，存在各种弊端，但又害怕激进的改革会让境况变得更坏，因而宁愿选择颓废地活着，享受着历史终末时代的乏味生活。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个体主义精神激发出的创造力已经消耗殆尽，人们享受着它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但也承受着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如同任何一个陷于衰退中的文明一样，自由秩序最终沦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体制化同时意味着它的僵化，由于和实践脱节，自由主义的历史意识蜕化为抽象的哲学和宗教教条。诸神的隐退，确立了自由主义一神论的政治信仰，它成为万民崇拜的新偶像，但也因为丧失了跟现世的关联，变得空洞无力，毫无生机。如同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它找不到能摧毁自己的力量，但也找不到能改进它的力量，尽管罗马和行省充斥着各种末世论的流言，但真正的末世却迟迟不来，一个没有生命力、停滞却又永不终结的罗马帝国的形象，成为当代西方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新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在哪里？在该书最后一部分，杜斯考虑了三种可能，其一是气候变化等自然灾难，其二是野蛮势力的颠覆，其三是西方的自我复兴。杜斯对于气候灾难的末世论预言，持一种怀疑论态度。加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全球变暖效应，主要影响赤道地区国家，并不构成对美国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因而不可能终结当下的秩序。

在西方文明史的视野里，野蛮势力对处于停滞中的文明势力的颠覆，是个惯常套路。从自由主义文明观出发，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民粹主义运动、“非自由的民主”观念、普京主义、伊斯兰等。但在杜斯看来，由于没有找到自己的弗拉基米尔·列宁或者墨索里尼，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组织上杂乱无章，没有革命的真理和远见，他们的骚乱并不足以发展为有效的变革。由于缺乏热情、连贯性、神秘主义和未来主义，西方的潜在竞争对手同样无法产生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挑战。对于西方自由秩序合法性的默认接受，使得“非自由的民主”要么是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民主，要么是由一个不想承认自己是威权主义的独裁者所控制的伪民主，因而不可能发展为后自由主义的继承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制度、一种替代的文明类型，普京试图通过古老的沙皇制度、传统主义和东正教来重整秩序。但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思想愿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追随者信服。

阴谋论者认为更大的挑战来自伊斯兰，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城市郊区创造了很多聚集地，并将成为日后吞噬欧洲的“星星之火”，对西方世界颓废生活的不满，驱使欧洲年轻人皈依伊斯兰，并通过“圣战”的激进方式替代枯竭的西方文明。但杜斯认为，这些事实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文明冲突的主张。因为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暴力和政治混乱，以及国家间的冲突，分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使得伊斯兰的复兴失去了强大政治制度的保障，进而不可能吸引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的支持。

因此，当代西方的处境，不是罗马帝国崩溃前的状态，那它可能是中世纪基督教帝国解体前的状态吗？彼时，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带动下，成功瓦解了一个腐朽的基督教秩序，并从中发现了西方的现代性，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杜斯设想了一个新文艺复兴的场景。届时，人类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带动经济增长。来自非洲的移民，为欧美老龄化社会注入新鲜血液。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左翼的社会主义相互激荡，发展出更具集体性和道德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案。在跟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互动中，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公共信仰，为西方世界创造一个后基督时代的新宗教。

如同欧洲现代性的第一次展开一样，这些不同的力量在某一个时刻共同发生，并在相互碰撞中，赋予西方文明新的活力。但杜斯接着指出，如果没有空间意识的突破，全面复兴对西方可能只是一场幻象。在这里，杜斯揭示了自由秩序得以开展的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一个无限展开的时空格局，它具体表现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历史。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文明被普世化，由于可供拓展的边疆的终结，这个“未完成的承诺”的现代化，不得不面对“已经完成”的惨淡结局。“外部世界”的缺乏，使得自由秩序失去了宣泄自身矛盾的场所，由于体系内的动力尚不足以引发整个机制的“创造性毁灭”，它只能通过对自己的痛苦反噬来续命，不断地蜕化和异化，使其墮落成颓废社会的可悲面貌。

在书的末尾，杜斯将读者引导向太空，指出只有走向星辰大海，西方文明才能找到新的出路。它的言下之意是以科学和人类的名义，通过新的星际探索，来寻找自由主义文明发展所赖以存在的“新边疆”。通过激活人们的空间想象，它试图为自由秩序重振领导权寻找一个出路。但就自由秩序的当下衰败困局而言，它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套空想，本身是这套衰败的秩序所构造的理论神话，因而回避了对于真正解决方案的探讨。

当一个文明逐渐衰老，它就蜕变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寄生文明，由于丧失了面对现实的能力，它只能通过不断捍卫自己叙述方式的正当性，一方面消除对于急剧变化的世界的内心恐惧，另一方面向其他文明宣示自己的主权者地位。如果不想活在自欺欺人和自负自满的心态中，走出普遍弥漫的颓废、悲观和绝望等“失败主义”情绪，那就要摆脱想象的枷锁，坦率面对这个已经老化和衰退的自由秩序的现实，面对这个承载着这套秩序和观念的西方世界的现实。探索一条超越自由秩序，弥合东西方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的新道路。

（Ross Douthat，The Decadent Society：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Avid Reader Press/Simon & Schuster，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