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之可能
——从《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现代意味与价值回归入手

⊙张哲萱［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长沙 410000］

亨利·詹姆斯的主要创作时期跨越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那时正值现代主义创作思潮逐渐兴起之际。在此环境之下，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在艺术手法或是价值内涵上都孕育着与传统文学不相一致的新质特征。

对于亨利·詹姆斯的文学作品，国内外的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与阐释。其中诸如埃德温·鲍登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提炼出了“救赎主题”；罗伯特·皮品指出了“道德”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代显梅从知识、痛苦、责任三个维度对《一位女士的画像》进行了主旨探讨等。

将目光向前回溯，自《浮士德》问世以来，“浮士德难题”就成为横亘在人类面前的一个超越时代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浮士德难题”依旧叩问着人类的心灵，不过它的存在形态和具体内涵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动态发展而产生了一定的新变。通过对《一位女士的画像》进行文本细读，笔者认为亨利·詹姆斯在其中体现出了对于发生了一定新变的“难题”之解的探索意识。

以前文所列举的各家阐释为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伊莎贝尔做出的一系列选择，以及她对于个体自由、高尚情操、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追索来挖掘作者对于这一难题做出的回应和解答。并由此进一步揭示亨利·詹姆斯在向现代主义转向的过程中仍旧存留着的指向传统和经典的回归意识。

一、反传统姿态：“浮士德难题”的新提

文学发展至20世纪之际，呈现出了一种反传统的姿态。特征之一可归纳为有意淡化情节、侧重于描写内心的真实，试图通过对非理性的转瞬即逝的意识流动和跳跃来叩问永恒。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长达四十余年，“心理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在他前期（1865—1881）的创作中已经得到了实践，这一手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向现代主义发展的过渡。其中，《一位女士的画像》所展露出的明显的“向内转”倾向也就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味。

亨利·詹姆斯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的创作意图并非旨在围绕情节展开叙述，而是想要以脑海中突然出现的少女形象及其内心世界作为“主题”和基础。这样一来，小说不再过多关注对情节和外部社会环境的探索与描绘，而是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意识流动与思维过程为中心，并对个体心灵世界和隐秘思维展开层层剖析，从而在全局上实现了由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进步向细致描摹个体心灵史的现代性转向。

在这一转向之中，我们仍旧可以窥见古老的“浮士德难题”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浮士德难题”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它指出了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永恒矛盾以及自然欲求与道德灵境之间的冲突困境。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对伊莎贝尔内心世界的观照之下，这一难题新变为了个体自由与主体意识高扬之下的内心纠葛：怎样使得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与世俗规制相统一？如何使得个人幸福与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相协调？

作者将问题的中心放置在了少女的意识之中，“难题”的解决之道不再是秉持着永不停息的创造热情在对世界的改造中实现人类自我力量的确立，而是向内追寻单个个体自我救赎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伊莎贝尔最终并非是在释放激情与改造世界中达成了小我与大我的统一，而是在经历了现实婚姻和磨难之后于沉思与顿悟中实现了自我的成长。“浮士德难题”在现代语境之下被重构，个体心灵的困顿和自身的发展需要成为难题所要解决的核心要素，伊莎贝尔对个体自由的定义与追求以及对她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就构成了此书的核心主旨。对这一难题的回答正暗含于伊莎贝尔在追寻个体自由过程中对“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动态理解之中。

二、规制与自由：理想化的心灵激荡

出生于美国的伊莎贝尔在初次登场时，她心灵上就已经打下了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的烙印。杜歇夫人在电报中形容伊莎贝尔“颇能自主”，这个美国姑娘也多次表示出了她对于自由的珍爱。

理查德·波伊亚尔等学者指出了伊莎贝尔具有爱默森个人主义哲学意味的“纯真”色彩，她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了对社会世俗观念与规则束缚的疏离与对抗。在小说的上半部分中，伊莎贝尔确实呈现出了对于“自由”的直觉式的认同。在她看来，“女人应该有能力独立生活”，婚姻的束缚会使自身丧失独立探索生活的自由。因此，伊莎贝尔本能地排斥女性应该结婚这一世俗的传统观念，并且拒绝了世俗眼光之下的“完美”婚姻对象沃伯顿勋爵的求婚。涉世未深的伊莎贝尔对此做出的解释为：勋爵所代表的英国贵族体系会使自己偏离自身的体系和轨道，她甚至于主观地认为与沃伯顿勋爵结婚是对自己命运的违背。由此可见，伊莎贝尔在这一阶段将绝对的“个体自由”视为一切行动的判断准则之一，并坚信对“自由”的坚守也就意味着对社会主流所信奉的世俗观念的决裂。可以说，伊莎贝尔此时的自由观是“天真而武断”的，具有不切实际的浪漫色彩与主观幻想成分。

伊莎贝尔在活跃的想象力中展现出的对“个体自由”的强烈渴望促使其本能地排斥一切可能对主体心灵构成束缚的世俗规制。然而，从幼年时期就开始阅读的大量文学作品在她的心灵中也刻下了印记。这些充盈着奇思妙想的文学作品在赋予伊莎贝尔对自由的罗曼蒂克式的幻想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培植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事实上，伊莎贝尔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区别于纯粹的利己主义。她在内心深处奉行着一套自身所认同的道德操守，并将其视为不断趋向个体心性完美的必然要求，也将其视为自身行动的另一重要判断标准。这一道德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操守与追求在书中多处都有所体现，包括对承诺的看重、对浅薄无聊生活的痛恨、对金钱现实作用的反感等诸多方面。

从对道德操守的构建与秉持这一方面来看，伊莎贝尔重精神、轻物质的理想主义倾向显得更加鲜明。主体自由与道德追寻共同构成了伊莎贝尔前期自我实现的核心内涵——主体自由是底线和保证，以此为基础通过理想化的道德要求不断促使心灵向上向善，以达到一种纯粹的理念化的完美心性境界。

但是，这一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追寻过于理想化，若沉溺于其中则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来自于现实的外在世界的威胁。有关这一点，亨利·艾塔曾直接指出：伊莎贝尔“过分沉湎在梦想的天地中”“跟现实，跟你周围那个辛勤劳动的、努力挣扎的，苦难重重的，甚至可说是罪恶的世界，接触得太少”。面对好友的告诫，伊莎贝尔却不以为然，她并不承认自己耽于梦幻，因而也就对自己可能陷入的险境毫无察觉。

外在的现实危险不曾使伊莎贝尔感到害怕，亨利·詹姆斯却在书中多次提及伊莎贝尔“害怕自己”，不敢直面内心深处。书中写道，在伊莎贝尔心灵深处一直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喃喃自语：只要有一位男子能如一道光照亮她的心，她就会毫无保留地献上一切，并自愿在婚姻的神圣誓言之下放弃自身最珍爱的自由。由此可见，伊莎贝尔未曾注意到来自于外在世界的可能威胁，她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恐惧的是——自身对于高尚道德的坚守之中存在着与任何形式的世俗规制相合流的可能性，从而会构成对于“主体自由”这条底线的挑战。

正是出于对此的恐惧，伊莎贝尔需要采取行动以压制心中那团隐约不安的躁动。为此，伊莎贝尔做出了一系列情绪化的、非理性的选择——她拒绝了沃伯顿勋爵和戈德伍德的求婚，并沾沾自喜地将这一举动视为是对自由的实践；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执意嫁给了奥斯蒙德，以证明自身对世俗观念的反叛立场。

在这一系列的选择和行动中，伊莎贝尔痛苦和挣扎的根源在于对“个体自由”的患得患失和片面理解。她极尽所能地去颠覆外在世俗规约以保证内在个性自由性和道德价值的独立完整，她将实现自我独立与对自我心性的完美追求视为自我实现的终极追寻，并一度认为力排众议与奥斯蒙德成婚就意味着这一目标的达成。然而，伊莎贝尔所没有料到的是，她自以为将意外获得的遗产用于“清心寡欲”“不慕名利”的奥斯蒙德身上正是最高尚的做法，并能够使得主体自由在选择中得到了彰显与保留。但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正是借此机会乘虚而入，将内心的丑恶与道德的卑下小心地伪装了起来，最终以十分现实的方式打破了伊莎贝尔的幻想，并造成了伊莎贝尔在婚姻中的无尽痛苦。

总而言之，伊莎贝尔一度将主体自由与高尚情操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但她所高扬的却是无根的心灵激荡，她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欧洲大陆的虚伪陷阱，她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也陷落于奥斯蒙德极端利己主义和扭曲价值观所营构的严峻体系之中。

三、反思与重构：开放性的出路探寻

伊莎贝尔的个体自由通过与奥斯蒙德结婚这一选择得到最大化张扬，却也因此跌入了深渊。小说的第四十二章对伊莎贝尔的婚姻生活和内心感触进行了详尽的回顾与描绘。在一层层揭开奥斯蒙德的虚伪面纱之后伊莎贝尔才猛然醒悟，丈夫的极端自私自利以及道德的卑下才是其精神痛苦的根源。随后在伯爵夫人的提点之下，梅尔夫人真实面目的暴露使伊莎贝尔受到了双重打击。她深切地认识到自己与丈夫之间存在一道不可弥合的裂痕，当初自己引以为傲的选择又是多么的愚蠢和肤浅。奥斯蒙德不允许伊莎贝尔运用自己的头脑来忤逆他的意志，而是要求妻子只能如一件美丽的艺术品一般在反映他的一切思想时使其更添光彩。

显而易见，伊莎贝尔的思想自由处处受到野蛮的限制，断乎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在绝望之中，伊莎贝尔一度打算怀着高尚的坚忍的精神接受这一事实，毕竟“一件蠢事已经够了……无论你再做什么，也无法得到多大的补救”。此情此境之下，伊莎贝尔之所以选择维系与奥斯蒙德的婚姻，既是出于道德层面上对婚姻神圣誓言的尊重，又是她心灵世界中对于具有悲剧性的崇高的演绎，但在本质上却属于一种被动的、丧失了全部希望之后的无奈妥协。

然而，亨利·詹姆斯并未就此搁笔，而是营造条件促使莎贝尔在内心救赎之路上继续探索。帕茜就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促使伊莎贝尔内心观念发生重要转变的关键性人物。在小说中，帕茜是奥斯蒙德用“老式”方法培养出的“修道院之花”，她不具备任何反抗的能力，她拥有的所有力量就在于紧紧地依附于别人身上。帕茜很喜欢伊莎贝尔，也想要赢得她的好感，伊莎贝尔对帕茜则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帕茜的纯真柔顺以及和罗齐尔先生之间朦胧曲折的爱恋让伊莎贝尔感到自己有义务在必要时多帮帮帕茜。正是帕茜令伊莎贝尔第一次萌生了如此明确的义务观念：“在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时，就应该把它承担起来。”帕茜对伊莎贝尔的依恋让后者第一次体会到了之前所从未感受过的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责任所带来的甜蜜，因此“在她（伊莎贝尔）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动机时，它（对于帕茜的责任）成了一个明确的理由”。

只有基于与奥斯蒙德所缔结的婚姻，伊莎贝尔才有义务对帕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责任不仅仅是单纯地由伊莎贝尔的高尚情操所生发出来的对帕茜的爱心和同情，而被他们所共处的家庭结构赋予了明确的社会性内涵。在由婚姻关系缔结而成的家庭之中，伊莎贝尔扮演着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她对帕茜的责任事实上是社会规约与世俗观念对伊莎贝尔的要求。通过帕茜的“启迪”，伊莎贝尔的观念意识在潜移默化之中有所转变：她实际上已经默认了为社会主流所遵循的体系，并承担起了社会角色所赋予她的责任，不再将其视为对个体自由的威胁。

伊莎贝尔观念的转变也存在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虽然伊莎贝尔一直都对帕茜抱有好感，但在处理帕茜的婚姻问题时，伊莎贝尔却谨慎地将其视为奥斯蒙德的责任，自己不愿过多插手。她所做的仅仅只是顺从丈夫的意志，促使沃伯顿勋爵向帕茜求婚。然而渐渐地，伊莎贝尔放任不顾的心态有所动摇，那是因为她在帕茜身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一段美好爱情能够实现的可能性。最终，在觉察到沃伯顿勋爵向帕茜示爱的这一举动事实上包含着“为了接近奥斯蒙德夫人”这个隐秘想法之后，伊莎贝尔彻底改变了原本立场，决心切实承担起“母亲”身份之下的责任，尽可能地“按照美好的感情来行动”（“美好的感情”就渗透着伊莎贝尔对崇高道德的理解与追求），以保护帕茜纯真的心灵。

由此可见，伊莎贝尔在帕茜身上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一切可能性。为此，她主动将过于高蹈和理想化的追求向下沉淀，扮演好具体的社会角色以直面现实而苦难的世界，实现了道德追求与世俗规制的统一。帕茜是二者的连接点，也是促使伊莎贝尔思想转换的催化剂。帕茜带给伊莎贝尔的最大改变就在于她促使伊莎贝尔脚踏坚实大地，得以在社会框架中寻找到一条自我实现和自我救赎的可能途径。由此可见，不论是个体自由抑或是高尚情操，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回归到具体的社会责任之中，绝对抽象的自由观念只会增加误入歧途的风险。

这样一来，伊莎贝尔在最末所做出的回归抉择就不再那么突兀和令人费解。在小说的结尾，伊莎贝尔选择维系与奥斯蒙德的婚姻，其动因并非如最初那样仅仅是被动地怀抱着高尚的精神和坚忍的态度默默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而是因为她对帕茜许下了承诺，她只能以“奥斯蒙德的妻子”“帕茜的母亲”的身份去实践她的诺言。身为母亲的伊莎贝尔对于个体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理解已经和少女时期完全不同，她在其中发现了必要的社会性维度，也就是扮演社会角色并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自我实现的重要意义。如若伊莎贝尔选择与戈德伍德开启新的生活，这事实上就意味着对于自身责任的逃避。因此，伊莎贝尔对帕茜的承诺和回归的选择构成了对她一直以来所恪守的高尚品德的具体实践，她也在独立选择之中实现了对“个体自由”之理解的升华。

亨利·詹姆斯通过展现伊莎贝尔在内心纠葛之下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对发生了新变之后的愈发凸显个体性存在的“浮士德难题”做出了探索性的回答：个体幸福和自我实现应建立于社会维度中的现实而具体的责任之上，个体自由也不仅仅是排斥任何世俗观念和道德规制的主观幻想，每个个体只有从现实和社会性的角度来探索实践才有实现“自由”的可能。

从中可见，《一位女士的画像》中既凸显了微观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张扬，又在对传统的宏观的社会性维度的认同中实现了回归。亨利·詹姆斯在此书中展现出了理性的思考，在社会和现实维度之下对个体进行观照，并小心地指出与主体追求的心性自由与世俗规约相协调的可能性。

颇有深意的是，在《浮士德》中，梅菲斯特这个恶之精灵作为浮士德“一体两面的共生本性”，却构成了促使浮士德由“小我”转向“大我”的重要力量。伊莎贝尔对于“个体自由”之理解的深刻转变却是由帕茜这个纯洁善良的女孩子所推动。浮士德的创造激情在文末达到了高潮，并在澎湃激情中克服了自身内部的“作恶”本性与纵欲欲望；相较之下，伊莎贝尔所体验到的却是在现实残酷社会陷害之下个体美好幻想与自由激情不断衰竭的过程。然而，伊莎贝尔最终还是萌生了“生活还是她无从弃捐的任务”这一信念，在生活所给予的磨难之中，帕茜纯真自然的善成为伊莎贝尔内心的一点微光，也为略显压抑的结局增添了一抹亮色和希望。从这一角度而言，为传统经典所认可的人性之美与人性之坚韧仍旧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延续。以人性之力量为指引，在对现实生活和自我意义的重新体认中，社会角色赋予伊莎贝尔的责任意识成为她继续生活和寻求救赎与自我实现的动力。

小说最末，亨利·詹姆斯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我们和作者一样都无从得知伊莎贝尔的最终选择是否能实现她自身与帕茜的救赎。但伊莎贝尔回归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于“浮士德难题”的一种探索性的回答——个体自由与世俗观念以及社会规制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相反，只有当个体在社会现实中主动承担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实际责任之时，自我价值才有确认和实现的可能。

四、结语

具有现代意味的新变与传统之下的经典性质交糅于《一位女士的画像》之中。其间既有对主体个性的张扬、对个体心性的聚焦探索，也存在着理性的心理分析、对人性美好一面的肯定与向社会宏观维度的转向与回归。伊莎贝尔先后在不幸婚姻与帕茜的触动之下完成了对于个体自由观念的重构，高尚的道德情操得以在现实世界中寻觅到了“社会责任”这一落脚点，因而达成了自我实现的途径的转向。这也正是亨利·詹姆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于因时而变而又永恒存在的“浮士德难题”给出的探索性回答。

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向我们指出，纯粹而非理性地强调自我心性、解构社会框架体制会给主体心灵带来不可知的迷失危险。但当主体已然坠入黑暗，在经历痛苦和磨难之后转向社会维度以寻求自我救赎时，救赎又真的存在吗？小说没有给出确定的答复，开放式的结局将无穷的可能性与人性本真向上向善一面之中依稀闪烁着的希望之光一并留给了给了读者。这也赋予了此书得以超越时空，引发无穷探讨的“经典性” 内涵。换言之，“浮士德难题” 之解没有最终定论，随着时代环境的不断变更，对这一古老问题的重构与阐发将具有永恒的探讨空间。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美〕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第256页，第256页，第491页，第491页，第492页，第417页，第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