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表、志异同考
——兼谈万斯同《历代史表》

吴锦花

（宁波大学 浙江 宁波 31500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一条，探讨二十二史篇目异同，即各史纪传体例中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五个部分的异同，有名号的变更，有增减的不同。纪传体例由司马迁首创，既弥补了记事史书“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1]的缺点，也避免了编年史书“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2]的情况。五个部分中“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王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3]纪传体例一定，后代写正史一般都不出此范围，只在名号、数量上有些不同。本纪与列传部分二十四史基本上每部史书都有，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本文只探讨二十四史中表、志两个部分，考察其增减、名号变更缘由。

一、二十四史中史、表异同

史表在正史中起到的作用有二，一是史表可以年代为经而以国家为纬，或以国家为经而以年代为纬，整合出直观而完整的关系图，一目了然。二是补世家、列传中没有记载到的无功无过的大臣，可以避免世家、列传的繁缀，也可以避免此人因不入传而没其姓名。史志的功能是“纪朝章国典”，[4]记载一个朝代的礼乐政刑，读志即可知道这一朝代的国家制度是什么，也可通过比较各史志名号的变更，了解到新朝代的政治关注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笔者在搜索二十四史目录之后，整理出各史表、志目录如表1 所示：

表1 二十四史表、志目录

《汉书》 《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后汉书》 无 《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三国志》 无 无《晋书》 无 《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宋书》 无 《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南齐书》 无 《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梁书》 无 无《陈书》 无 无《魏书》 无 《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北齐书》 无 无《周书》 无 无《隋书》 无 《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南史》 无 无《北史》 无 无《旧唐书》 无 《礼仪》《音乐》《历》《天文》《五行》《地理》《职官》《舆服》《经籍》《食货》《刑法》《新唐书》 《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 《礼乐》《仪卫》《车服》《历》《天文》《五行》《地理》《选举》《百官》《兵》《食货》《刑法》《艺文》《旧五代史》 无 《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新五代史》 无，有十国世家年谱 《司天考》《职方考》《宋史》 《宰辅表》、《宗室世系表》 《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法》《艺文》《辽史》 《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族表》《属国表》《营卫》《兵卫》《地理》《历象》《百官》《礼》《乐》《仪卫》《食货》《刑法》《金史》 《宗室表》《交聘表》 《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元史》 《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宰相年表》《天文》《五行》《历》《地理》《河渠》《礼乐》《祭祀》《舆服》《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明史》 《诸王世表》《功臣世表》《外戚恩泽侯表》《宰辅年表》《七卿年表》《天文》《五行》《历》《地理》《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

如上表所示，二十四史中，前二史《史记》《汉书》体例完备，有表也有志，还有开创之功。《史记》“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出入”，[5]《汉书》的史表则有明显的断代特点，承接汉武帝建元以后的史事。但有一表特殊，是带有通史意味的《古今人表》。《汉书》中写到作此表的目的是“显善昭恶，劝戒后人”，[6]使民知晓古今之善与恶者。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自《宋史》以后的正史书也同样有表有志，但中间除《新唐书》有表外，其余十六史皆无表。

二、万斯同补史表之功

二十四史中，从《后汉书》到《新五代史》，除《新唐书》有表之外，其余十六史皆无表。黄宗羲说他青年读史之时，由于史书无表，头绪纷乱，往往“一卷未终已迷其姓氏”，故他一直希望自己动手补作历代史表，却“忽忽未果”。[7]万斯同亦有同感，《历代史表》中李邺嗣为此书作序说：

吾友万履安……有子八人，皆好学，而少子季野尤颖异，甫总角辄能读父书，弱冠时忾《后汉书》无表，因补作诸王、功臣世表，外戚宦官侯表，及将相大臣九卿年表，凡四篇。自后遂遍作三国、晋、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下及五代，凡六十篇。而他僭窃诸国亦附见焉。季野于史学可谓勤矣。[8]

史书中无表给后代人读史造成不便，明清之际学者重视历史研究，他们从读史撰史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史表的重要作用，因此万斯同才付出心血用十几年时间来补史表。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与兄一同受学黄宗羲，学主慎独，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精明史。康熙十七年（1678）受总裁徐元文荐，以布衣入史馆局修《明史》。前后19 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 卷。作为清代浙东史学派第二位史学大师。万斯同著作等身，《历代史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万斯同重视表在正史中的作用，他认为：“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经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9]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亦主张史表为“全史之经纬”，史无表，则“传不得不多，传愈多，事愈繁，而其中或反有漏而不举者。”[10]青年时期的万斯同因忾《后汉书》无表，作东汉史表，遂一发不可收拾，又遍补十六史表之阙，补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表、隋唐之际月表、五代十国史表、前后僭国将相表、明朝史表，“得六十卷，诚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者也。”[11]

《历代史表》仿《史记》《汉书》表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仿《新唐书》表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又自创宦官侯表、大事年表二种。诸表除取材于各代正史本纪、志、传外，参据《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等书，旁采各家杂史，补充订正而成。《历代史表》可分为四大版本：康熙初刻本（53 卷 61 篇）、四库全书本（53 卷 58 篇，该本称《补历代史表》）、留香阁本（59 卷 67 篇）、开明书店本（84 篇，该本散见于《二十五史补编》中），其中留香阁本流传最广。万斯同补史表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万斯同修成《晋书》五表。康熙三十一年（1692），《历代史表》初刻本晋史表则有16 篇，可知在这个过程中万斯同继续做着补史表的工作。赵连稳《万斯同〈历代史表〉考察》一文考证“万斯同一生所撰史表为康熙三十一年前的 81 篇，加之冯氏所藏稿本 17 种 20 篇，共 101 篇。”[12]《历代史表》极大地丰富了史书内容，万斯同补史表可谓劳苦功高。

在万斯同之前也有人尝试补史表，但结果都不太理想。袁希之补《汉表》，南朝陶弘景曾作《帝代年表》，宋人谢翱尝采《独行》作《秦汉之际月表》，熊方补作《后汉书年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然而迄止清初，除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外，其余都已亡佚。万斯同以一人之力补充了这一空白，除《历代史表》本身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之外，他还开创清代表志补续的先河，使得我国旧史表志补作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完备。

三、二十四史中志异的变更

史志的情况与史表有些不同，表在正史中多有缺漏，志则相对完整一些，且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足以补史志中缺漏的部分，因此对史志的探讨不在补充有无，而是名号的变更及其意义。《史记》开创八书体例，《汉书》十志因之，虽有变更但总的来说都是首创，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都包含在《汉书》十志之中，后代写史基本不出其右。历史上志在名号上多有变更，《汉书》将《史记》的《律书》《历书》并为《律历志》，将《礼书》《乐书》并为《礼乐志》，《平准书》更名《食货志》，《封禅书》更名《郊祀志》，《天官书》更名《天文志》，《河渠书》更名《沟洫志》，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他史书中也有或更变名号或增加新志的地方，这些变化不是没有意义的随意更改，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朝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有许多深层次的含义，有四点值得探讨。

从《艺文志》到《经籍志》的变更。《艺文志》与《经籍志》虽然都是按各类诸子学说整理当世所藏群书，但从《艺文志》到《经籍志》的变更有着特殊的含义。“艺文”是六艺群书的概称，刘歆承父业，总群书而奏成《七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主体是各种典籍、图书。“经籍”则特指经部典籍，《隋书·经籍志序》中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13]因此《经籍志》除收尽图书编成目录之外，还有很深的教化意义，“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14]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从《封禅书》《郊祀志》到《符瑞志》的变更。《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5]祭祀是国家大礼，因此司马迁才为此作志。秦始皇与汉武帝都重封禅，《史记正义》中《封禅书》：“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16]然而每次行封禅必定劳民伤财，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有举行封禅的能力。《汉书》改为《郊祀志》，“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17]比封禅的使用范围更广一些。南北朝时期泰山在北魏的国境内，南朝诸国本身没有条件去到泰山举行封禅，且从东汉之后谶纬之书盛行，《符瑞志》便是以宣扬天命授受有据为核心思想，以“禅让”为表面特征的政治文化的产物。“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应不同斯度，而欲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鈇钺之诛。”[18]魏晋南北朝时期帝位更迭频繁，于是借助符瑞谶纬，天降吉兆，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正如作者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19]《符瑞志》的成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实政治在史学上的反映。

《后汉书》新增《舆服志》。“舆服”为车舆与冠服制度，《尚书》：“明试以功，车服以庸。”[20]《舆服志》中解释：“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21]所以舆服的规定是为了表明尊卑等级的差别，与政治上的仪礼有关。对后代史家来说，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社会生活史史料记载，能从当时人们所着衣冠服饰看出他们的文化风貌，高雅的志趣来。往后的正史中也多有《舆服志》，方便后代学者们进行研究，《后汉书》首创之功不可没。

《魏书》新增《释老志》。“释”为佛教，“老”为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都有所发展，《释老志》中介绍佛教流入中国的始末，并载“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22]道教则有道士窦谦之将道教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和道教便不再被边缘化，而能成一志之文。可惜《魏书》虽然首创《释老志》，但后代正史里再也没有此志，这又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独特性，佛教和道教占据国家政治和民众生活的重要位置。

史志的书写，告诉了我们史学家们对这一朝代最关注的亮点在哪里，在名号上的变更意味着写史的人在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关注点，改变关注的原因往往与时代背景分不开。今人应该借鉴，写出对国家有用、有价值，而且能传于后世的作品，继而在观察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延续或者创新史志。

注释：

[1][2][3][4][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一明史[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3，5，4.

[6][17][汉]班固.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卷二五郊祀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2:793，1085.

[7][11]黄宗羲.历代史表·序.

[8]李邺嗣.历代史表·序.

[9][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四万斯同传.

[10][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四部丛刊本.

[12]赵连稳.万斯同〈历代史表〉考察[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41-45.

[13][14][唐]魏徵.隋书卷三二经籍志.

[15][春秋]左丘明.左传[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974.

[16][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M].（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贞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4：1631.

[18][19][梁]沈约.宋书卷二七符瑞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8：846，831.

[20][战国]佚名.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6.

[2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二九舆服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37-1038.

[22][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8：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