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在当代音乐中的体现

2020-07-13 04:22胡彪
黄河之声 2020年8期
关键词:人文精神

摘 要:人文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脉相承的普遍关切,始终存在于各类文化表达中,音乐也不例外。作为中国传统器乐的竹笛音乐在当下的新发展——中国竹笛乐团,在其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中,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音乐的养分,以人文气息和关怀作为其精神内核。本文以乐队指挥的视角,探讨竹笛乐团音乐的创新,剖析音乐会中重要作品的特点,总结艺术规律,试图为当下音乐的创作提供思路与借鉴。

关键词:人文精神;中国竹笛乐团;当代音乐

在21世纪的现当代社会,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与尊重的理念,其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不断追求以及对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尊重与珍视。“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①人文精神在文化内涵方面的内容涉及到了一个人的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等等,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华文明里,‘天道与‘人文不是截然两分,而是彼此契合的。人文以天道自然为起点,人文法则出于对天道自然的仿效。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走的是一条‘循天道、尚人文的路线。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哲人便已从自然和社会现象中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意义,认识到了文化是创造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武器。”②

音乐作为一种人类的共同语言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伴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不同的精神需求层次而演变成各式各样的形态,给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带来各式各样的体验。在历史的进程中,音乐逐渐发展出自己独有的语言体系,形成了若干被普遍接受的流派,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影响,并不断与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借鉴,创造了无数艺术作品,带给人类美的享受,启迪和丰富了人类的内心世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展。

不同的时代、地域、民族中,对音乐的创作和审美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文化背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音乐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感,并随着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而进行改变。在当代,除了有自身较为普遍的表达方式,音乐往往还具有较强的内在文化属性。在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相对发达的今天,人们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也在提高,往往不满足于熟悉且单一的艺术表达。在特别容易接触和获取全世界各种文化产品的大背景下,不论是从文化需求还是情感需求来讲,“求新求变”成了很多人的内在心理诉求。

中国竹笛乐团于2012年由中国音乐学院张维良教授创建,到今年已经八年时间,在业内及相关领域都引起了极大程度的关注。作為在中国笛乐艺术发展道路上诞生的新兴产物,其是当代以竹笛及其门类下吹奏乐器包括箫、埙等为主奏乐器成立的我国第一支笛乐重奏乐团。在八年间,乐团曾先后出访韩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数个国家及地区,在国内外多个知名音乐厅如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星海音乐厅、香港大会堂、英国伊丽莎白皇家音乐厅、巴黎Sall de Cortoo、韩国庆州音乐厅、台北大剧院等举办专场演出,并与包括叶聪、Joel Hoffman、David Murphy、福田辉久、西川浩平、中国文化院、英国伦敦爱乐等世界一流艺术家或单位进行过合作,已经成为一支具有国际视野、高水平的乐团。在受邀出访英国与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合作演出中,被西方乐评家和媒体称为“这是一支音乐艺术精良、具有独特东方音乐魅力的乐团,把人们带入一个梦幻般的时空。”同时日本现代邦乐艺术家、尺八演奏家山口贤治也对中国竹笛乐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竹笛以重奏这样的表现形式,在音乐和音乐语言表现上开辟了新的语境,可敬!”。

自2012年创立开始,竹笛乐团就是在借鉴了西方成熟的重奏与室内乐理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乐器特点所进行的一次重奏化、室内乐化的尝试与创新。在乐器制作与演奏、作品创作、音响特点、美学观念等方面不断的进行着探索。在乐器演奏方面,随着多声部合奏概念的出现与声部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引进和新制作的低音笛的使用等原因,竹笛乐团发展、演进了许多适应重奏的竹笛演奏新的技法,拓展并丰富了竹笛乐器的表现力;在作品创作方面,经历了作品技法与声部关系上从简单到复杂,音乐语言和风格上从具象到抽象,创作了许多为竹笛乐团量身打造、代表了竹笛乐团特色的作品;在乐团创始人张维良先生的“融合就是竹笛乐团特性音色”的理念指引下,乐团从开始就具有追求音色融合、音响均衡丰满的特点,并在不断的创作和演奏中强化、磨合这一理念,始终把竹笛乐团的整体音响呈现作为优先考量;在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方面,竹笛乐团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以传统与民间音乐题材为出发点,以现当代作曲技法与理念为手段,以竹笛多声部音色为核心特点,形成了竹笛乐团特有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观念。

最近几年的竹笛乐团的演出中,乐团的编制和规模与初期相比有所缩减,而作品的难度和深度却有所增加,乐团进一步走向了重奏化的更高阶段:具体体现在作品内声部变得更加复杂精致,单个声部的演奏难度提升,对声部之间的融合度以及配合熟练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笔者作为竹笛乐团的常任指挥,深切感受到竹笛乐团从成立开始到发展至今的种种变化,同时也注意到乐团在作品的创作上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重视音乐表现中对人文精神的展现,这使得竹笛乐团的音乐呈现往往具有很强的人文情趣和文化内涵。(有关竹笛乐团初期的音乐风格和创作特点,可参见本人拙作《张维良与他的竹笛乐团》,在此不再赘述)

2018年开始,竹笛乐团以“五行”为主题展开了一组系列音乐会,第一年的主题为《上善若水》。从这个系列音乐会开始,竹笛乐团的音乐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音乐语言与风格更加国际化,乐队编制更加灵活,乐器组合也更加丰富多样。除了音乐总监张维良先生继续创作的作品,竹笛乐团邀请了诸多国际、国内知名作曲家为音乐会进行创作。虽然作品的主题都和“水”相关,但音乐的风格却千差万别。有把自然景物映射到音乐中的作品《雾凇》《水的光影》《湖景》等,有富含人文思考的《行云流水》《浪淘沙》《寒渡》,这些作品都在对竹笛的使用,竹笛与其他乐器以及人声的交融等方面做出了突破和创新。

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像“人”的概念从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样,音乐也始终与“天”、“地”、“人”等文化符号息息相关。在远古时代,音乐就具有“天人合一,音由心生”的人文观念。《礼记·乐记》中说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讲的是音乐从人的内心情感中生发出来,再通过一种美的规律形成了音乐。“中国的传统民族器乐,相较其他音乐门类,成为中国人通过音乐抒发其人文情怀的一种精神内涵最为深厚、想象力最為丰富、文化承载力最强、同时又最具自由度的传统音乐门类。简单说,是虽求‘情态却更重‘心怀。此心怀,是主客一体、心声互诉、天人合一之‘心怀。”③因此,以“五行”这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作为系列音乐会的主题,充分展现了竹笛乐团在文化内涵上的一脉相承,天然具有一种文化亲和力。而音乐与文化一样,都在与外部不同文化的交流、吸收、融合中得到创新与发展,“不具备这个条件,民族文化走向成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④

竹笛乐团音乐总监张维良先生说过:“竹笛乐团的建立旨在探索中国竹笛器乐在表现上的创新与各类乐器融合探寻更多的表现可能性。艺术风格追求在采用中国传统、民间题材并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进行编创成为竹笛乐器重奏的表现形式,使其拓展表现力,更具时代气息。另一方面,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创新竹笛音乐,打造竹笛音乐新视野。”著名作曲家陈其钢也谈到,“中国竹笛乐团的音乐家们为中国民族音乐在探索、合作和创作领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因此,竹笛乐团的音乐内核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

2019年以“土”为主题的《大地的呼唤》音乐会总体来说是上一年音乐的延续,但又有新的突破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乐器的选择上更加大胆。在以往的作品中,对乐器的使用上还是以中国传统乐器为主,西方乐器使用较少且功能性较强,多半作为一种特性音色来使用。而在《大地的呼唤》中,使用的西方乐器更多而且更加有机的与竹笛以及其他中国乐器结合在一起,作为音乐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声部,充分参与到整体的音乐呈现中,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和感受。二是由于有了更多新的乐器音色的碰撞,营造出了更强的音响张力和更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氛围。也正是由于更多类型乐器的使用,使得作品的音色更加多样,音乐语言变得更加国际化,所能传递的文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带给人更强烈的情绪甚至情感冲击。

下面将通过对《大地的呼唤》演出中的三首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分别从创作手法、情感内涵、人文精神三个层面来阐述音乐会作品的特点与创新,以及人文精神是如何在音乐中得以体现的。

作曲家陈晓勇的作品《筀》在音乐的呈现上无疑具有当代音乐的一系列显著特征:传统意义上旋律的消解;音高、速度、节奏等基本音乐元素的精密设计;对乐器本身新音色的挖掘以及乐器间音色的细致调配等。总的来说,作品从听觉感官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并且具有强烈的音响张力和宽阔的空间感。作曲家着重使用埙这一古老的乐器,模仿了风穿过竹林发出的声音,而埙独特的音色与其营造出的时空氛围则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这一深刻命题。

在当代音乐中,对于音色变化的追求是非常主要的一个特点,在《筀》这个作品中,作曲家安排了三个乐器组:十二支埙和笛的群组,三个打击乐组成的群组,以及琵琶、筝、低音黑管、中提琴以四重形式组成的群组。三个群组内部音色较为统一,而群组之间的音色差异则非常明显。十二支埙在舞台上从左到右形成一个半圆,在配器手法上以齐奏与依次进入交替使用为主,从音响上制造了此起彼伏的效果。打击乐群组经常使用的是大鼓和大锣两种乐器,这两种乐器音区较低,音色浑厚有包容性,因此经常作为一种托底音色,营造出听觉上的空间氛围感。琵琶、筝、低音黑管和中提琴的群组十分具有想象力:首先四种乐器都可以制造出相似的音色——琵琶和筝的弹拨、中提琴的拨奏、低音黑管的吐音,同时这四种乐器又可以发出截然不同的音色。因此作曲家对这四件乐器的处理非常灵活,既发挥了各自独特的音色,又经常通过类似的音色融合成一种崭新的声音,并与另两个群组时刻产生关联,制造出五颜六色的声音变化。

除了音色上的精细调配,《筀》这首作品在横向结构方面也颇有新意,主要表现在速度设计上十分细致和精确。作曲家对作品中的停顿——也就是休止符的长度做了非常准确的规定,使用了时间单位“秒”来控制长度。这与作品的另一明显特征——速度的变化非常多而且精确,并且也多处采用秒数来规定某个声部演奏的长度——共同对作品的时间流逝做出了细致且有效的控制,最大限度的使音乐的进行时刻具有明确的坐标,减少演奏上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处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作品的K段,在这个部分作曲家给12个竹笛声部规定了三个速度,每个速度中的四个声部的节奏位置也各不相同,并对总的演奏时间做出了规定。这样做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混乱”感,使音乐呈现出一种随机并无序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恰恰必须有精密的设计才能制造出来。作品的这种创作手法对“风穿过竹林”这一主题的表现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作曲家通过精细的设计,使音乐呈现出一种自由松散的气质,充满了音乐上的不确定性。各个乐器声部通过严格的演奏使音乐整体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画面感,共同模拟了“风”的不确定感和竹林与风的互动,让观众既有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又有声音刺激带来的情绪触动。

美国作曲家霍夫曼是中国竹笛乐团的老朋友了。从2014年开始,霍夫曼就为竹笛乐团开始创作作品。从最早的《Dizi in my life》、《Sizzle》,以及18年大剧院《上善若水》音乐会中的《水的光影》、到这次《大地的呼唤》中的《大地之歌》,霍夫曼的创作随着竹笛乐团的成长而发生着变化。在早期的作品中,霍夫曼基本上将竹笛作为一种特性音色以整体声部来处理,加上作为独奏来处理的小提琴,大提琴,打击乐,形成了一种类似协奏曲的形式,将东、西方音乐元素进行一种对置,着重营造了一种音乐上的冲突感。从2018年的《水的光影》开始,霍夫曼的作品开始有了新的变化:音乐的整体基调更为统一;加入了更多的中国传统乐器如二胡、古筝等;竹笛开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特殊音色更是一个音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声部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趋势延续到了《大地之歌》中,变得更加显著。

仅从作品名称来看,《大地之歌》给人的感受就已经和似乎是描绘性的《水的光影》有所不同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大地之歌》中,作曲家找到了与音乐会主题“大地的呼唤”相对应的、一种从文化和情感层面引起人类共鸣的话题,即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如同马勒在《大地之歌》歌词中写到的:“生命的余烬是黑暗,是死亡。”马勒的灵感来自东方,来自唐代李白的诗歌,霍夫曼的灵感来自马勒,又將来自东方的灵感写给了东方的乐器,这种奇妙的循环使得这首作品多了几分神秘的意味,让人有了更多的联想,也赋予了作品更多文化层面的内涵。

《大地之歌》的配置十分具有新意。作曲家安排了箫和中提琴作为对话的两个主要声部。这两种乐器的音色都不属于十分明亮的乐器类型,相反音色都较为柔和,有着良好的包容性,而且与人声非常接近,二者的对话承担了作品里“歌”的部分。除了显性的这两条旋律线,作曲家还安排了若干隐性的旋律对位,由琵琶、筝、颤音琴和二胡组成。作品中各个声部大篇幅的固定节奏、节拍错位的循环式的持续演奏,相互之间形成不断变化的对位效果,既形成了一种音响上的背景,又随机组合出了许多旋律碰撞,不断给人新的听觉体验。从马勒那里借用的主题在各个声部上以不同的长度、节奏变化交替出现,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叠加累积的效果,音响从纤细到稠密,形成了既丰富又分明的多层次音乐表现。

除了在结构上运用了一种颇有趣味的前后镜像的手法,暗合了《大地之歌》从东方走向西方,又回归东方的哲学意味,作品更多展现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不论是作品采用的主题、调性,还是相对“古老”的长线条的对位处理手法,作品始终以“歌”为音乐基调,旋律具有很强的歌唱性以及相当的情绪浓度,各个乐器通过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演奏来推动着音乐,逐步积累、释放,并最终回归平静。

作为竹笛乐团的灵魂人物,张维良先生为竹笛乐团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是张维良先生个人艺术情趣的展现,又是对竹笛乐团这种形制音乐的设计和探索。张维良先生作为笛箫演奏大师,在进行竹笛乐团作品的创作时显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作品往往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竹笛的特性,将竹笛最好的音乐表现力发挥出来。

在《大地的呼唤》音乐会中,张维良先生创作了两首作品,分别是《呼唤》和《圪梁梁》。和以往创作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作品保持了一贯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并在形式、创作手法上不断创新。《呼唤》使用了具有特殊音效的石头作为打击乐器,还加入了骨笛这种古老的乐器,营造了穿越古今的时空感与荒凉苍茫的感受,为音乐会定下基调。

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圪梁梁》则又一次展现了张维良先生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理解与人文关怀。作品以山西的民歌为素材,用最直击心灵的人声刻画了黄土高原上人民苍凉、哀怨、豪迈、热烈的内心情感。而竹笛用高亢、嘹亮的音色与人声进行了最贴切的呼应,共同表现了自古以来黄河流域人民的内心情感。乐曲的开始,所有的声部同时演奏,并且采用了多重调性的纵向密集排列,带来了尖锐强烈的音响效果,十分贴切的展现了一幅黄土高原苍凉的景象。随着音乐的进行,音乐开始具有诉说感,竹笛声部和低音黑管与中提琴以固定音型使音乐始终具有一种行进的力量感。到了中段,音乐迅速切换了风格,变的热烈欢快。在富有节奏的乐队与打击乐演奏的衬托下,人声的演唱热烈且奔放,中间多个声部的渐次叠加也显得颇具趣味性。到了结束段,音乐逐渐松弛下来,人声通过三遍逐渐减弱的演唱使音乐越走越远,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应该说最后一首作品为整场演出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即我们究竟在“呼唤”什么。不论是音乐会开始听到的来自远古大地的呼唤,到听见风吹进竹林,引起无限的遐想;无论是从天空中落下的星星变成了生命,还是接受生命的消逝,为了生者而作的大地之歌,我们都听见了来自地球的呼唤,来自远古先贤的呼唤,来自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的呼唤。音乐带给人的,从来都不止是听觉上的刺激,更多的是带给人感情层面和内心世界的触动与感悟。《大地的呼唤》也正是中国竹笛乐团在立足当代音乐审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与世界各种音乐门类进行融合,不断挖掘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特质并加以提炼发展到今天的一次奉献吧!

注  释:

① 陈旭光.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

② 胡德海.什么叫人文精神[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2.

③ 修海林.民族器乐审美中的人文情怀与审美范畴[J].人民音乐,2009,(09):18.

④ 莫尔吉胡.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II):吹茄与鼓簧[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8.

参考文献

[1] 钟斌.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J].牡丹,2018,(29).

[2]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胡彪(1983-),男,研究生学历,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乐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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