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胥吏大买卖

宗承灏

按照清朝时期的权力结构设计，京城六部衙门里的胥吏只是一些普通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活，类似于今天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文员。

在权力的等级制度中，这些文员的上面还有很多官员。可问题是，官员们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胥吏，通常就是在胥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自己在上面签个大名，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一来，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就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胥吏手上。

晚清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记载：那些胥吏们在做事的时候手法是极其隐蔽的，圈外人士一般很难摸清确切的底数。

冯桂芬曾经和一个绍兴籍的胥吏算过一笔账：吏部四个司的胥吏每年大概能够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1000万两银子。外省衙广]的人数更多，因此“灰色收人”也就不止1000万两银子。从这些灰色收人的来源渠道可以分析得出：其中十分之三是来自于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从地方税收中获取，而地方税收的来源又基本，上是从老百姓的血汗钱里刮来的。

在馮桂芬生活的道光、咸丰年间，全国的胥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是4000多万两。也就是说，胥吏的灰色收人占去了国家财政总收人的一半。如果按照上面来源渠道三七开的算法，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万两;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高达1400余万两。如果以4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地方在收税时要加收35%才能持平。

摘编自《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群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