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CSR新模式

陈春花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短时间内感染人数急剧攀升。中国企业立即行动，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1月24日，腾讯宣布捐赠3亿元，设立第一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金（后续追加成15亿元战疫基金）。1月24日，美的宣布捐赠火神山医院所需通风系统和循环系统等空调产品，并随后向湖北疫区捐赠1亿元。1月25日，阿里巴巴设立10亿医疗物资供应专项基金，并尽所能保障武汉地区百姓生活。1月26日新希望旗下兴源环境科技请缨，近百名员工从除夕起夜以继日，火线参建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污水处理工程。短时间内，数百家企业捐款金额已超百亿元，各企业充分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

新疫情下的CSR创新实践

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成长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社会面临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挑战时，总是勇于担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然而，我们对比企业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与SARS疫情时的行动，会发现本次疫情中CSR行动出现了很多创新实践。2003年全民抗击SARS时，企业主要有两类社会责任行动。一是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二是相关企业全力生产必需品。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CSR行动的方式更为丰富。除了捐助资金、加班加点生产建设外，他们创新了CSR的新模式，主动承担各项社会治理责任，为全民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及时、高效、精准、专业的帮助，极大地提升了疫情防控效率和公众生产生活质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比如在疫情防控中，准确及时透明的信息是政府科学决策、防止公众恐慌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定心丸。腾讯及时上线“腾讯新闻较真平台”小程序，对各类疫情消息、焦点问题、防护措施等进行较真查证、核实辟谣，让谣言无所遁形，帮助政府和公众甄别信息，科学决策。

再比如，疫情防控中最大的难题是医疗资源不足，而对疫情的恐慌使得公众草木皆兵，甚至发生就医挤兑现象，不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还会大量占用极度稀缺的医疗资源。企业微信立即开通“在线问诊”功能，轻症患者可先使用微信快速咨询定点医院的医生，免排队直接和医生对话，快速简单判断病情，减少线下接触避免交叉感染，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面对因疫情防控导致很多企业无法按期开工的问题，钉钉与企业微信免费向全国企业开放“在家办公”系统，春节后开工第一日，近2000万家企业使用了该项服务。为了防止受疫情冲击巨大的餐饮企业员工失业，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公司向云海肴、青年餐厅等企业定向租用待岗员工开展线上商超服务，既吸收了大批人员就业，又缓解了商超人员不足的难题，赢得广泛好评。

CSR新模式源于何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CSR就成为经济和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热点。企业创造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商业价值，主要指企业通过生产产品或服务获取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另一类是社会价值，主要指企业在商业价值之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包括员工价值、产业链价值、社区价值等。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他们认为，企业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合法性是在法律范围内为股东创造商业价值，市场机制将会自动实现社会价值最优。因此股东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然使命，任何对此目标有干扰的行动（如企业向社会捐赠）本质上与社会责任相悖。而以卡罗尔（Caroll）、弗里曼（Free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CSR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现实中的企业如果只遵守法律，将会被社会视为没有社会责任，进而影响企业商业价值。因此，为保障企业商业价值，企业需要通过社会捐赠等形式承担社会责任，获得社会道德规范下的合法性。

以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为代表的管理学家则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关于CSR的讨论都隐含了一种基本假设，即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至少是无关的，卡罗尔等人的社会责任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即以小的社会付出换取大的商业收益。为此，德鲁克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新思路，即“行善赚钱”，即赚钱就必须行善。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不能只依靠政府去应对，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企业的目标不能仅仅是创造商业价值，还包括不断创造社会价值。如果社会能形成一种共识，即企业只有追求社会价值才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支持（比如更多资金支持、公众支持、行业支持、政府支持等），进而获得商业价值，那么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企业就会获得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赢，这才是社会责任的本质。

这个观点得到了企业家的热烈响应，21世纪以来诸多领先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如果能将社会问题转化成商业机会，就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成为真正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2019年8月19日，美国181位CEO联合更新了《企业的宗旨》宣言，他们一致认为，在未来，股东利润不应该再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包括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价值、与供应商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为社区创造价值以及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这五个方面。

传统的CSR方式主要是通过生产产品或服务创造商业价值v1，此外，企业还会通过一部分公益捐款间接创造小部分的社会价值v2，企业所创造的总价值是v1+v2。而CSR的新模式扩大了企业创造的总价值，并带来了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赢。在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共生的思路下，一方面企业可以创造v3的商业价值（大于v1）；另一方面企业创造了v4的社会价值（大于v2），企业所创造的总价值是v3+v4。

构成CSR新模式的四个关键要素

观察此次疫情防控战中CSR的新模式，我们发现了构成社会责任新模式的四个关键要素。

要素1：责任型领导者。不确定的环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发展机遇，也会带来风险。因此，企业领导者的担当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战略，还决定企业以何种方式创造未来。成为责任型领导，就是为企业领导者的决策提出道德和伦理要求，让提升社会价值、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战略的行动方向。

要素2：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行善赚钱”的基本假设在于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辩证统一，因此需要义利统一的企业价值观，通过创新的思维和明确的价值主张，获得具有人性关怀的盈利，也为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美好生活和社会进步更顯价值。

要素3：企业能力与社会需求协同。虽然服务社会目标的主要职责部门是公共部门，但在很多社会挑战面前，比如控制污染、培训失业人员、公益活动等，甚至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公共部门的能力和效率都难以实现单部门作战，而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条更为高效和可靠的途径。因此，企业高效的行动力是变社会挑战为商业价值的核心能力。

要素4：共生型组织。共生型组织本质上是构建一个互为主体的价值共生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主体的价值创造都有助于其他主体的价值创造，最终实现总体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