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的印痕，或者不可靠的印象

摘 要：2019年的诗歌总体而言是在较为平稳、静水流深中度过的。历经数年编选之功的《中国新诗总论》终于出版，时经21年后再次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是其中两个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大事件”。这一年的诗集出版、诗歌活动、诗歌奖项、诗歌创作等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各有收获和成就。

关键词：2019年诗歌;《中国新诗总论》;全国诗歌座谈会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新诗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自不待言，刚刚过去的2019年，对于中国新诗而言同样是一个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年份。就诗歌本身的发展而言或许谈不上有什么显明的、革命性的变化，而更多的是在已然高度分化、多元并存之下的惯性前进、静水流深，但这一年仍然有许多值得记取的诗歌事件、瞬间与意象、词语，它们中的一些，或将不可避免地为时间的洪流裹挟而去，在历史长河中留不下任何踪迹，但应该相信，总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会沉积下来，成为关于我们时代诗歌的标识和记忆，并成为中国新诗艺术大厦的有机构成或者煜煜闪光的收获。当前诗歌的体量已如此之大，据说全国仅新诗、现代诗作者就有百万之巨，每年的诗歌产量至少在上千万的数量级上，每个人所能知道、接触到、阅读到的无疑都只能是其中极小的部分，不可能有一个完整、全面的年度综述。本文自然只能从个人的阅读范围、视野所及来行文，出于客观化和尽量“准确”的考虑，主要从外在的、可能具有一定历史性意义的诗歌事件、诗歌活动出发进行一种粗线条的勾勒，力图标记一些相对可靠的印痕。当然，这样的努力可能也仍然是徒劳的，最终所写下的仍不过是个人的一些并不可靠的关于这一年诗歌的印象。所以，这样的综述性文章或许注定只能在可靠与不可靠、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摇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在，其实也无需焦虑，因为这一切的背后，都仍需面对冷面无私的时间的裁决。

一

时间：2019年5月31日，坐标：宁夏银川，内容：《中国新诗总论》发布暨研讨会。《中国新诗总论》凡六卷近500万字，是2018年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图书，2019年5月由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谢冕任总主编，姜涛、吴晓东、吴思敬、王光明、张桃洲、赵振江任分卷主编，前五卷按时间划分，第六卷为翻译卷。该套书汇集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来重要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献，包括晚清诗界革命以降，五四新诗革命自草创、成熟、变革，直至21世纪初15年间中国新诗学的形成、变革、发展的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是对中国新诗理论成果的一次深入检阅，填补了该领域的出版空白。时至深秋，又举行了一次关于该套书的专门研讨。2019年10月1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中国诗歌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新诗总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数十位专家学者对《中国新诗总论》的价值意义以及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中的成就、经验、问题、教训等进行讨论、分析。《中国新诗总论》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百年来中国新诗理论探索、诗学探索的集大成，它也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是对于已经建立起自身合法性和“小传统”的中国新诗的一次回视、检省，同时也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以及重新出发。《中国新诗总论》的出版以及关于它的讨论为这一年的中国新诗增添了理论的厚度、深度，也是近数年“新诗百年”系列总结、回顾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个具有特殊的節点意义的诗歌事件应该是11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全国诗歌座谈会自新时期到此前只开过三次，上一次召开是在21年前的1998年。在如此大的时间跨度之下召开一次诗歌座谈会，自然是有着内在缘由、经过了充分考量的，其价值和意义也更为凸显。本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新时代诗歌”，这是一个面向当下、展望未来的主题，会议的分论题包括了新时代诗歌的主体性和人民性、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等。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凝聚诗界共识，繁荣诗歌创作”，其中关于诗歌的时代性、现实性、人民性、公共性与个人性等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诗歌在当今时代何为？这是众多的与会者，以及为数更多的爱诗者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样一个会议的召开或许本身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它甚至也只是这一年所召开的数量甚众的诗歌会议中的一个，但就立意、规格等而言它仍然是有象征性意义的。在时代的长河中，在转型时代的2019年，专门讨论“新时代诗歌”，它会成为一个事件而具有历史的意义。会议对于当前及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或许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至少可以说，它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包孕性的顷刻”，是包含了巨量的、可解读的信息的。

《中国新诗总论》代表了历史的、理论的、固定化的维度，“全国诗歌座谈会”则代表了时代的、现实的、发展中的维度，这两个事件在一起构织了某种“框架”，呈显出中国新诗的厚重、活力、丰富与包容。

二

作品方面，这一年有诸多大型的系列诗集出版。其中有的是具有一定写作时间长度的个人作品的汇总，有的则是以年轻诗人为主的近作的展示。这其中由人天书店集团旗下的人天兀鲁思策划制作、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常春藤诗丛”是规模较大的一种，该诗丛分5卷38册，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在大学校园、至今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人个人作品的结集。共由吉林大学卷包临轩、吕贵品、苏历铭、王小妮、徐敬亚、邹进等10人，北京大学卷戈麦、海子、骆一禾、清平、西渡、臧棣、周伟驰、周瓒等8人、武汉大学卷车延高、洪烛、黄斌、李少君、邱华栋、汪剑钊、阎志等10人、复旦大学卷陈先发、李彬勇、施茂盛等5人、华东师范大学卷吕约、马铃薯兄弟、宋琳等5人组成，颇具广度与历史感、丰富性。另外一套引人注目的是年底面世、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师大诗群书系”（第二辑），由伊沙、侯马、徐江、桑克、宋晓贤五人的诗集组成，五人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为同级或上下级同学，阵容整齐而创作上又各具特色，其三十年的创作深度参与和改变了中国新诗的面貌和进程。该辑与此前第一辑的穆木天、牛汉、郑敏、任洪渊，以及即出的第三辑朵渔、沈浩波、吕约等一起构成的“北师大诗群”确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具有历史纵深感和较高美学辨识度的诗歌群体，构成了一种诗歌的“小传统”。由小众书坊策划出品的“中国好诗”2019年出至第五季，“中国好诗”每季十人，着重创作实力，综合考量年龄、地域、性别等的合理搭配，经数年积累已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歌品牌，每本诗集前均由评论家霍俊明撰写的序言也已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中国好诗”本季十人作品为：李琦的《山顶》、刘立云的《大地上万物皆有信使》、潘洗尘的《深情可以续命》、徐南鹏的《大鱼》、殷龙龙的《今生荒寒》、梁尔源的《镜中白马》、胡茗茗的《爆破音》、张远伦的《逆风歌》、灯灯的《余音》、余幼幼的《不能的风》，各具特色，值得细读。年轻诗人群体方面，每年一度的诗刊社“青春诗会”依近年惯例为入选的诗人每人出版一部个人诗集，由南方出版社出版，15本分别为：马泽平的《欢歌》、胡飞白的《活着若无不妥》、贾浅浅的《行走的海》、敬丹樱的《槐树开始下雪》、孔令剑的《不可测量的闪电》、童作焉的《失眠术》、林珊的《好久不见》、漆宇勤的《靠山而居》、王子瓜的《长假》、吴素贞的《养一只虎》、徐晓的《幽居志》、黍不语的《从麦地里长出来》、年微漾的《扫雪记》、纳兰的《纸上音阶》、周卫民的《命运遗迹》。本年度“青春诗会”的入选者年龄为1979年1月1日以后，其主体已经是80后、90后。从这些诗集中可以看出年轻一代诗人在价值观念和美学趣味方面的多向探索和新变、迁移。

个人诗集方面，反映林莽五十年创作的《我登上的山顶已不再是同一座山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种长跑型、马拉松式的书写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演变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与关联，构成了“新诗百年”背景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与该书同期出版的还有一本研究林莽诗歌的论文集《他总想拂去花瓣上轻微的伤痕——林莽诗歌生涯50年的追求》，两书的结合凸显出诗人的独特性和重量。《于坚诗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第三代”的旗帜而具有持续性写作能力的诗人，这本诗集系从其40年诗歌创作中选出，颇具分量，具有阶段性的总结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之一种的《陈东东的诗》收录其写作三十五年来的代表性作品，入选该诗库一定意义上是对于当代诗人经典性的“认证”，是对诗人陈东东沉静、优雅、丰盈的写作的一种褒扬。谷禾的《北运河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称得上是厚积薄发之作，个人、时代、经验、认知、情感水乳交融，在诸多方面达成了精妙的平衡。李瑾的《黄昏，闭上了眼》（江苏人民出版社）既有古典的优美、自足，又有现代的困顿、纠结，在在显示出“转型”时代个体生命之真实处境。刘年的《楚歌》（中国青年出版社）更为简单、直接，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内心，具有民歌、谣曲的属性，朴质而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林东林的《三餐四季》（文化艺术出版社）所写往往“近乎无事”，他与时代保持了充分了距离，而对之观望、凝视、冥思，发现在日常生活背后所被压抑、被忽略的更丰富、更饱满、更具价值和诗意的生活状态。自然，如此的列举只能是挂一漏万而且不无“偏见”的，因为篇幅以及个人阅读范围的原因，暂且打住，阅读作品的愉悦是比之理论的解说、阐述更为重要的。

三

近年诗歌活动、诗歌奖项之多足令人眼花缭乱。2019年似乎是较为平静的一年，并没有出现往年那么多的吸引眼球的“新闻”。如果这是诗歌活动、诗歌奖项更多地回归本位、回归本体的体现，则为诗歌之幸。2019年的诗歌节、诗歌活动多为往年项目依惯例的延续，其中仅冠以“国际”的就有多种，如2019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暨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2019第三届中国·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遂宁国际诗歌周、2019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2019·第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周、2019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2019中国茂名·浪漫海岸国际诗歌周、2019湖北（卓尔）国际文学周暨第五届武汉诗歌节等等。诗歌活动对于活跃诗歌氛围、激发创作热情、促进诗歌交流、拉近诗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何使其以诗歌为本位，真正提升诗歌创作的水准和交流的质量、促进诗歌生态的健康发展，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年颁布的诗歌奖项也有多项，兹择其要者列举若干：

第17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获奖者陈东东。授奖词说：“陈东东在一个悠久、阔大的诗歌传统中，认领了许多来自南方的事物与意象。纯雅的歌吟里，有超然、孤寂、自在之思，亦有清晰可辨的现实讽喻。出版于2018年度的诗集《海神的一夜》，记录了诗人几十年来的写作印迹，那些渴望在世界落实的声音，源于一种壮观的听觉想象力，更得自语词的神秘构成。含混的诗意，幽闭的心事，不知所终的自我询问，在重铸抒情、象征与冥想风格的同时，陈东东也以怀疑主义的笔法写下了新的意义地图。”

2018年度“陈子昂诗歌奖”。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共遂宁市委、遂宁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遂宁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遂宁市教育体育局、遂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诗刊》2018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在四川遂宁颁出，年度青年诗人奖得主黍不语、泉子，年度诗词奖得主方伟，年度青年诗词奖得主金锐、张小红，理论家奖得主耿占春、青年理论家奖得主李壮，翻译家奖得主谷羽，国际诗坛诗人奖得主西班牙诗人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大奖“年度诗人奖”获得者为甘肃诗人阿信。

第二届“草堂诗歌奖”。由中國作协诗歌委员会、成都市文联指导，草堂诗刊社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四个奖项获得者分别为：年度诗人大奖王小妮，年度实力诗人奖邰筐、李轻松，年度诗评家奖霍俊明，年度青年诗人奖陈翔、程川、康雪。

第四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甘肃省文联、天水市委宣传部、读者出版集团主办，天水日报社、中国诗歌网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节”揭晓并颁奖。最高奖成就奖授予王小妮，卢卫平的诗集《一万或万一》、李郁葱的诗集《沙与树》获创作奖，江一苇的诗集《摸天空》、陈巨飞诗集《清风起》、安然的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获新锐奖，国际诗歌奖授予法国著名诗人伊冯·勒芒。

第七届扬子江诗学奖。扬子江诗学奖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扬子江》诗刊、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联承办。第七届扬子江诗学奖诗歌奖获奖者为育邦（《七月》，《作家》2019年第1期）、林莉（《你有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扬子江》诗刊 2019年第5期）、桑子（《柠檬树——听我给你讲一场战争》，《解放军文艺》2019年第9期），评论奖获奖者为杨庆祥（《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和王士强（《从忐忑不宁到心无挂碍——“当代”语境中穆旦的心态与创作》，《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

其他一些奖项。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诗歌大奖授予中国诗人翟永明。第17届人天·诗探索“华文青年诗人奖”张常美、敬丹樱、林珊获奖。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揭晓，余怒、杨铁军、霍俊明分获本届诗歌奖之诗集奖、翻译家、批评奖。第六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授予诗人吕德安，评论家奖得主为周瓒。第九届“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歌奖”，林莉、赵亚东、马累三位诗人获奖。

四

诗歌，终归是个体的创造，是由个体出发，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生命的尊严与自由，于诗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置性条件。在当今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同质化的时代，如何坚持自我的立场、保持个我的空间、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对于诗人而言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诗人，应该与流行性的潮流和观念拉开足够的距离，既以反思时代复以反思自身，才可能写出既有生命感、人文性又有现实感、时代性的作品。90后诗人高亮的《与己书》（《中国诗歌2019年新发现作品选》），其内心是沉静、平和的，体恤万物、关爱他者，自我因而也更为宽阔、从容，这样的姿态、立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诗人沈浩波的诗变化多端，有的金刚怒目刺刀见红，有的深情缱绻温润绵长，《有些东西在灵魂的黑暗处发生》（《读诗》2019年第4期）属于后者。这是对生活、对人的“另一面”的发现，是更为真实、更具本质意义的。这是在“日常”之外的发现，有这种发现，才有诗。其中所写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以及仍然渴望、仍然可能交流，正是诗中巨大的张力所在。李南的《都说这是天空之镜》（《诗选刊》2019年第8期）写大自然之“湖”，面对自然，诗人更为真切地认识了“人”与“我”。诗人在自然、在诸神的背景下观照着自己，发现了自己的平庸、粗鄙与贫穷。然而，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抵制和反抗，如此的书写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和更为丰富的可能性。这样的写作主体，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由这样的主体出发，无论是对于外部的社会现实、物质世界，还是对于内在的经验体验、精神世界，都是可以得到有效、深入表达的。

处在当今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时代呼唤能够与这种变革相对应、相对称的作品，诗人应该既有宏大又有精微的关切，宇宙自然、社会历史、民族国家、世道人心、情感经验、个体命运、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应该都在诗人的视野之内、胸怀之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中国古典诗歌悠久的传统，在当今也是适用的，并不过时。正如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诗歌座谈会的致辞中所阐释的，“（这一诗句）它所表达的，不仅是白居易个人的艺术观点，不仅是新乐府运动的纲领，还是从李白、杜甫到白居易，这些站在古典诗歌巅峰上的诗人，上承诗经、乐府，下开唐宋之变，对中国诗歌的根本精神、根本传统的阐发。”“‘时和‘事，意味着从诗人的个人生命出发，向着广大的民族生活、向着天下苍生的共同命运敞开，意味着中国的诗人们对我们价值和情感的共同体、对民族的精神家园承担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整体意义上的、“伟大诗歌”的责任，也是每一位真正的诗人所应该心向往之的境界。“从诗人的个人生命出发，向着广大的民族生活、向着天下苍生的共同命运敞开”，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凝聚诗歌界的共识，激发更有活力的创造。中国在前进，这是时代大势和历史潮流所决定的，不依外部干扰和个人意志而转移。百年来，新诗写作者与时代一起，走过了崎岖、艰难而光荣的道路，在当下，诗人们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更为艰巨的困难与挑战，需要肩起自身对于社会、对于文化、对于语言的责任，走上前去。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