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生活是大树，人类是小虫

许晓迪

发育出叛逆之心

写《大树小虫》，池莉花了10年。

10年前，她开始反思过去那种喷发式的写作：“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星期，我自己都感到了惊吓，太快了，以至后来写长篇，都是不假思索地顺手写下去。我突然觉得，如此熟练地炮制小说，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她开始构思一种新的长篇形式，订了很多科技类的杂志，突然对量子力学产生了兴趣，读着读着，就从物理“歪曲”到了人文。她说：“其实人类社会，就像量子叠加和纠缠的状态。人和人之间，从来不存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一种固定的模式、一种明确的走向。”

“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当年爱因斯坦曾这样通俗地向小儿子解释广义相对论，池莉把这句话放在了《大树小虫》的第一页。

在她看来，生活就是一棵大树，人类就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

这是池莉迄今为止体量最庞大的作品：40万字，12个主要人物，3代人，两个家族，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她尽可能地丢掉虚字，不用“的地得”，基本都是句号。她说：“这就是我们当下真实的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多逗号的停顿，没有那么多虚词的修饰，一个动作完成了，马上进入下一个事件。”

“谁说语言就有一定之规？我就是要打乱，就是要重新诉说。”池莉开玩笑，说自己到了中老年又“发育”出一颗叛逆之心。

神圣的烦恼人生

池莉的叛逆，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来得那么晚。

她生于1957年，在一个不断发生着深刻变迁的时代中成长为——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孩子”。父亲是干部，母亲是医生，她在机关宿舍里长大，吃着丹麦进口的全脂奶粉，享受着革命小主人的自豪。她也见识过另一种生活，来自外公外婆家，那里有母亲的旗袍和高跟鞋，有外婆存放在樟木箱里头的绣片与丝绸，有饭桌上摆着的成套细瓷餐具。

“誰也没有真正注意我这个新孩子，无论在哪儿，无论和谁在一起，我都被孤独的感觉纠缠着。”在《写作的意义》中，池莉写道。6岁那年，她在阁楼上发现一本缺了封皮的《红楼梦》，竖版繁体字，因为读得吃力、紧张而汗流满面。大人们发现了大吃一惊，一把夺过去，他们希望她专注功课，少读课外书。

9岁那年，“文革”开始，父亲被打倒，阅读和写作成了唯一的寄托。1975年，池莉高中毕业，下乡成为生命的第一次复苏。但每天不管回来多累，也要挑灯夜战，写一篇关于人定胜天的战斗诗篇。和农民交朋友，找老红军也找老地主聊天，回来做笔记；甚至恐怖的杀猪过程，想着今后写作可能用得上，也硬着头皮看下去……

3年后，她拎着一只装满私人写作物的木箱进了冶金医专，又弃医从文，考进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她的写作灵感“如火山爆发”，但写来写去，始终是旧有的内核，是别人的假嗓子，是被灌输的话语。

“脱胎换骨”的时刻，发生在写《烦恼人生》的那几天。在这部4万字的小说中，池莉写了轧钢厂工人印家厚日常生活的困窘、辛酸与纠葛，但它不仅别无选择、不可逾越，而且亦不乏一点点温情、一点点快乐。稿子给了几个刊物，要么看不上；要么得修改，昂扬一点，英雄主义一点，至少得加一个光明的尾巴。池莉坚决不改：“我反叛的就是宏大语言、假大空，我要写中国最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1987年，《烦恼人生》深锁抽屉几个月后，在《上海文学》首发，主编周介人在卷首语里写道：“一个主义开始了——新写实。”在“新写实”的麾下，池莉和她的同伴们——刘恒、刘震云、方方等步入文学前台。他们写卑微残酷的城市贫民，写围着房子、孩子、蜂窝煤打转的小职员，写买不起胃药、发不起论文的大学教授，将一幅幅困窘而丰满、琐屑而真切的市井众生图，铺展在时代的前面。

我与武汉，就像狗与狗窝

她几乎每部作品都能热卖。《来来往往》被改编为红极一时的电视剧，《生活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和话剧，女主角来双扬卖的鸭脖子，从此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在她之前，很少有人关注武汉盛夏里那些地道的小市民，他们大汗淋漓地在拥挤的公用厨房做饭，在自家门口的马路上摆开竹床，喝酒、吃饭、看电视、聊天，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聊金日成访武汉吃汤包，掰开指头数武汉的小吃……生活平庸琐碎，却流溢出别样的光华。

池莉喜欢观察生活，眼睛就像一个高倍摄像头，一眼扫过去，不用记录，都在脑子里了。30多年来，这个摄像头常常会从一些细微的视角记录下时代的变迁。她的人生半径基本不出武汉：“这地方江湖，清淡，散漫，任性，千人千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一个写小说的好地方。”这些年，池莉露面很少，有点闲云野鹤的味道。她爱烧菜，把这看作生活的头等大事。

在《盛夏之妖》里，池莉形容她与武汉的关系就像狗和狗窝：“多年来，我在这窝里扒拉，嗅嗅，转圈，睡觉，做梦和哭泣。我习惯了。我与它气场匀和了。光凭气息和声音，我就知道自己不是陌生人，于是就安心了。”

（摘自《环球人物》，本刊有删节）（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