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的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周荣军

（信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近2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01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42193.3亿元，2016年已高达243386.5亿元，年均增长率31.78%。其中，出口额由2011年22029.1亿元上升至2016年138419.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5.22%。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严峻的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一方面，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我国的国际贸易，如国内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快速上升，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不利于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国外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抑制了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数据，2016年，中国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91起，反补贴19起，保障措施9起。仅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贸易救济案件就高达49起，涉案金额78.95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上升32.4%、63.1%。回顾历次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中国经济反应明显，美国911事件爆发之后，我国出口增速减缓，2011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我国对北美洲出口增长分别为4.9%与4.8%，第四季度该增长率仅为2.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泥潭，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出口额由2008年14300亿美元下降至2009年12016.6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15.97%。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作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对外出口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当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例降至16.8%，相比2009年，该指标下降了1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来自贸易伙伴国的经济不确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现有文献已从以下两个层面做出了研究。

一、文献综述

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规模。Kyle[1]通过一个动态的异质企业模型考察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其结论表明一些政策工具如具有约束力的贸易关税承诺能够通过降低或消除不确定性促进企业的产品出口。进一步分析发现若WTO没有建立，1993-2001年期间澳大利亚产品出口种类将会下降7%。Krol[2]考察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出口规模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抑制国家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双边直接投资。其影响机制在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盈利风险增加，促使企业减少国内外经济活动。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在于政府通过签订国际贸易协定如WTO为企业提供一个稳定营商环境。Feng[3]基于中国与欧盟及美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其结论表明中国加入WTO降低了贸易伙伴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同时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鲁晓东[4]以股指波动率、个股截面离差、债券波动率、汇率波动率、GDP预测不一致作为经济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考察了59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结论。刘宏铎[5]以政策不确定指数月度数据为经济不确定的代理变量考察了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动态影响。其结论表明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指数的提升对东道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不显著。

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Alberto[6]认为贸易伙伴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品出口影响更大。佟家栋[7]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其结论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创新水平，其对外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影响较大。刘慧[8]以一国（地区）股票市场波动率和EPU指数作为经济不确定指数的代理变量并利用中国与23个主要贸易伙伴国2000-2009年期间的微观贸易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产品的影响，其结论表明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指数的上升显著抑制一般贸易产品和耐用品的出口。

如上所述，关于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国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但以下研究仍有待加强：一是关于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国对外贸易影响的结论有待进一步廓清；二是现有文献鲜有从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角度考察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三是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代理变量的选取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统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重点在于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此，以引力模型为基础，进行如下计量模型的拓展：

上式中i表示中国，j代表出口目的国，t表示年份，Tra分别表示贸易总规模、一般贸易规模、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来料加工贸易。EPU表示经济不确定指数，GDPit表示中国经济规模，GDPit代表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规模，Disij表示贸易伙伴国（地区）j与中国i之间的地理距离，FTCit表示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的自由度水平。contij表示贸易伙伴国（地区）j是否与中国有共同边界。σi表示年度固定效应，φij表示国家对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中国以及贸易伙伴国（地区）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异质性，ωijt表示随机误差项。

变量的选取，（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2001年1月-2018年3月中国对20个国家和地区月度出口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这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以及中国香港、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俄罗斯联邦、巴西、智利、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相关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库。（2）经济不确定指数：本文将选取上述20个国家（地区）2001-2018年月度经济不确定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对经济不确定指数的计量参考Baker、Bloom和Davis（2016）的研究，以经济不确定性的媒体报道、未来十年即将到期失效的税收规则的数量以及经济分析师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分歧程度为基础构建全球不确定性指数。其中各国GDP来源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各国（地区）全球经济不确定指数来源于www.PolicyUncertainty.com。（3）双边经济规模。根据引力模型，双边经济规模能够决定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地区）产品供给能力与消费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双边贸易规模。本文选取2000年不变价美元的GDP作为经济规模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4）地理距离。由于企业出口面临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地理距离作为可变成本的组成部分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所以本文选取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地区）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该指标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5）制度环境。本文借鉴魏友岳（2017）的做法对制度环境的进行衡量，采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衡量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以来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知识产权与腐败等9个方面的综合得分，相关变量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6）是否存在共同边界。大量研究表明在地理距离一样的情况下，存在共同边界能够促进双边贸易流量。本文设定如果贸易伙伴国（地区）与中国存在共同边界，则contij＝1，否则contij＝0。相关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

（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1反映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其中出口总额表示2001年1月至2018年3月中国对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出口现状，其均值为4.22e+9美元，最小值为3.54E+07美元，最大值为4.84E+10美元，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370倍，样本值的巨大差异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存在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中国对其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出口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市场集中度较高。2017年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是美国，对其出口总额高达4.33E+11美元，占中国出口到20个样本国家（地区）总额的27.93%。同期，中国最小贸易伙伴国是爱尔兰，对其出口总额低至2.93e+09美元，仅占中国出口到20个样本国家和地区总额的0.189%。第二，我国对外出口额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01年1月我国对20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仅为1.38E+10美元，2018年1月该指标上升至1.34E+11美元，上升幅度近10倍。进一步通过表1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可知，中国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均值为1.83E+09美元，以来料加工方式出口的均值为3.00E+08美元，以进料加工方式出口的均值为1.78E+09美元，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规模已经超过以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规模。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源于我国劳动力、土地以及原材料成本低廉以及产业全球化转移的契机。考虑到加工贸易的独特性即两头在外的特征使其易受外部风险影响，本文将分别考察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表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中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最大值高达1141.796，最小值低至8.5089，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34倍，进一步表明20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经济波动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这种差异存在两种解释。第一，同一时期，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存在差异。第二，不同时期世界经济波动显著。由图1可知2001年1月至2018年3月年期间世界范围内存在6次比较明显的经济波动。第一次经济波动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即著名的911事件。第二次全球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2003年3月20日发生的第二次海湾战致。2007-2009年发生了第三次全球经济剧烈波动，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2012年发生了第四次全球不确定性指数的剧烈上升，根源在于欧盟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美国深陷财政危机的泥潭，以及以中国为首的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权力的交接。第五次全球动荡源于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6月24日，脱欧阵营以51.9%的得票率胜出，英国正式脱欧独立。第六次全球不确定指数的上升源于美国大选。

图1 1997.1-2018.3全球不确定指数

另外，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指标的均值为6.1831，最大值为6.39，最小值为5.77，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有所提高，知识产权有所加强与腐败程度有所下降。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最大值为9.19，最小值为5.5表明各国制度优势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时期，制度变迁明显。针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如中国经济规模最小值为1.34E+12，最大值为1.12E+13，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高。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规模最小值为6.97E+12，最大值为1.86E+13，表明各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与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地理距离存在显著差异，最小值为955.6511，最大值为19079.88，地理距离的差异导致中国对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的成本不同，进而影响出口规模。共同边界指标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是否相邻，如果两国相邻则双边贸易的机会增加。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各统计变量存在较大差异，能够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较好的数据基础。

三、实证研究与过程

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存在竞争激励效应，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将导致贸易成本下降，同时贸易壁垒减少，企业竞争加剧，企业生产率水平提高，二者共同推动该国（地区）出口增加。因此，本文首先考察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总额的影响。过去2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两头倚重”的贸易模式。即学术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普遍认同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种形式，由于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生产环节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政策不确定性对二者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首先从供给角度，加工贸易所需中间产品来自国外，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国内零部件无法替代，当外部需求发生变动时，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国外中间产品供应的短缺都将导致加工贸易中断。另一方面，从需求角度，目前我国主要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世界分工，其比较优势在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该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国际竞争激烈，议价能力较弱，极易受到外部需求负面冲击。所以本文继而考察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抑制性影响。

（一）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规模的影响

表2 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总额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

表2反映了基于三种不同计量方法的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影响的结论，其中模型（1）与模型（2）基于最小二乘法分别分析了不加控制变量与加入相关控制变量，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由表中数据可知，当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中国出口规模会下降，具体表现为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对中国出口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3）（4）与模型（5）（6）分别基于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了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其结果均表明出口目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具有负向冲击效应。进一步分析相关控制变量对出口额的影响本文发现双边经济规模能够显著扩大中国对外出口规模，同样，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提升中国的出口规模，但是双边地理距离的增加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分为一般贸易方式与加工贸易方式，所以本文进一步分析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额的影响。

（二）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一般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

表3 经济不确定性对一般贸易出口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3反映了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影响，为了增加结论的可靠性，本部分同样使用了三种计量方法对其验证，首先模型（1）与模型（2）反映了基于最小二乘法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模型（3）与模型（4）基于随机效应方法的验证，表（5）与表（6）显示了基于固定效应方法的实证结果，由表中数据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三种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均表明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会降低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该结论与理论预期相符。针对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发现双边经济规模，双边经济自由度均能促进双边贸易扩大中国对其贸易伙伴国（地区）一般贸易出口额。双边地理距离阻碍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

（四）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

表4 经济不确定性对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出口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4中模型（1）、模型（3）与模型（5）分别反映了基于三种计量方法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进料加工出口额的影响，而模型（2）、模型（4）与模型（6）则反映了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来料加工出口额影响，前者表明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将阻碍中国进料加工出口规模的扩大，且结论具有稳健性。后者表明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来料加工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考虑控制变量对中国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出口额的影响本文发现双边经济规模与经济自由度指数能够显著促进中国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出口额，双边地理距离将阻碍两种贸易方式的出口规模。

（四）基于20个样本国家的稳健性分析

表5 经济不确定性对20个样本国家不同贸易方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5进一步考察了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额的影响，其结论表明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将抑制中国对该国（地区）的出口规模，具体表现为除爱沙尼亚外，其他19个贸易伙伴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标对中国出口影响均显著为负。表中第二列数据表明除荷兰外其他19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一般贸易出口规模，表中第四列数据同时表明除智利外其他19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进料加工出口规模，该结论进一步表明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与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影响相似。表中第三列数据以及中国香港、印度、日本、新加坡、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对来料加工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该结论与郭晶[9]相似。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如下：（1）从宏观层面看，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具有负向冲击效应。这一结论与理论预期相符，内在机制在于伙伴国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导致出口贸易成本下降，同时贸易壁垒减少，企业竞争加剧，企业生产率水平提高，二者共同促进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2）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不利于我国对该国的一般贸易出口及进料加工贸易出口，而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不具显著影响。这表明，一般性贸易与加工性贸易的抗风险能力相当，这与认为加工贸易抗风险能力弱的传统观点形成对比；（3）在对2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分别考察后得出，除爱沙尼亚外，其他19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均显著为负。除荷兰外其他19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以一般贸易出口规模，除智利外其他19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进料加工出口规模，同时以及中国香港、印度、日本、新加坡、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对来料加工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建构并强化出口贸易外部冲击预警机制，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平稳增长。本研究表明，贸易国经济不确定等外部冲击已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重大影响，成为制约我国贸易出口的关键因素，为此，我们应密切关注外部重大事件，建构并强化出口贸易外部冲击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的平稳增长。首先，由政府牵头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将国外信息及时准确的传递给国内企业，使其充分了解国外市场的经济动态，帮助国内企业做出正确的贸易决策。其次，制定应对预案。对出口额较大，出口增加较快的产品应重点关注，及时了解市场信息，评估风险，做足准备。同时，对于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国家与地区，应研究其政策走向，从中找到后发制人的办法，并结合国际成熟贸易经验，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再次，建立专业化的运营团队，提供专门服务，加强信息收集以及游说能力，为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做好充足准备。

第二，在确保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加工贸易出口质量的提升。由于外部冲击同时影响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二者抗风险能力相差不大，因此，不应忽视加工贸易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巨大作用，应在保证加工贸易出口数量不减的前提下实现其出口质量的提升。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加工业的发展应该做到因地制宜，根据地方特色发展相适应的加工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工资水平快速上升，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因此东部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其次，实行加工贸易领域的“雁行模式”，助推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应该从政策、金融等领域加大对典型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其完成内部的优化改革，成为经济建设的领头者，为其他中小加工企业提供示范效应，增强中国加工产业总体实力。再次，鼓励加工企业走出去，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实现价值链的攀升。由于加工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促使加工企业必须向价值链的两端即研发环节与销售环节攀升，使其在营销、品牌以及技术领域逐渐掌握主动权。具体做法如推进加工贸易与跨境电商的合作，通过网络平台，扩展加工企业与外界的交流合作。最后，加强加工贸易与服务业融合力度。大力支持加工贸易向服务业领域延伸价值链，依托国内快速发展的研发设计、物流等服务体系，提升加工贸易的生产效率，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三，制定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双边贸易规模，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经济自由度的重要载体，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大量研究表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一国出口规模。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能够有效保护版权方利益，降低社会资源的重复投资，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其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简化创新技术的交易程序，扩大其交易规模，提高社会创新水平，强化产品国际竞争力。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提升侵权成本，减少市场中剽窃、侵权等违法事件，从而有效保护权利所有人的相关利益，提升社会创新动力。另外，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间接影响如扩大技术引进规模提升创新水平，扩大出口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当一国经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模仿创新，不利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时，应该针对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得知识产权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