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消费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河南省18个城市的研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奇迹”，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东西南北中”的“中”，即华中地区，许多人已经默认将其与湖北划上了等号。但是，自古被称为“中原”的河南，同样是华中三省之一。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截至2018年11月底，河南省全省网民总数突破1亿人，达到1.1亿人，居全国第四位，增长15.9%；全省电信服务总额3495.5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增长171%；全省新增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4G用户和IPTV用户数均居全国前列。全省所有行政村实现光纤接入全覆盖。2018年前11个月，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13814亿元，增长19.5%；网上零售额2968亿元，增长29.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9%。同时，取消国内长途、漫游、移动电话话务漫游资费。全省用户每年减少通信支出近6.6亿元。

居民消费水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生问题关注的焦点，一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代表了该城市的发达水平，但消费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形成的消费习惯，不同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往往有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居民消费水平可能有差异。

本文主要针对居民收入消费的问题，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等模型，综合运用了stata等软件编程求解，找到了河南省18市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并验证了河南省18市城镇居民各自适用的消费理论。收入作为消费的基础，收入水平的增加能够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带动居民当期和预期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对于河南省各区域乃至推广到全国各个省份的消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有进一步的横向和纵向推广价值。

一、研究背景

（一）互联网金融的诞生与发展

自互联网与金融融合之初，“互联网金融”一词就在报纸上散播开来，但自2012年起，它作为一个正式概念被广泛传播。2012年8月24日，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在公司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证实，计划与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共同成立互联网金融公司，掀起了互联网金融概念的热潮。一般来说，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金融功能的有机结合。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上形成功能性金融业态和服务体系。互联网金融最初起源于金融机构业务的互联网化，即金融机构将互联网作为工具用以改变自身的业务模式和业务内容。

自从2013年开始，可谓是互联网金融的开局之年，马云豪言：“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新兴的金融模式不断涌现。其中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领跑巨头------阿里巴巴为典型代表。

阿里巴巴将传统和新兴的支付、融资和财务管理完美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公司依靠技术，在资源和监管的条件下，允许对金融产品或服务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从而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需求特征。支付宝、阿里小额贷款、余额宝等广受欢迎，充分说明这三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符合市场需求，这种新的市场需求也存在。它为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产业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二）互联网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互联网+”、“数字中国”等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战略。互联网技术与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普及可能对居民的消费产生以下影响：一是互联网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深远，而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普及，改善了地理分割的状况，提高了各类要素的流动性，为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显著成效。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可以促进要素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促使消费方式的创新和转变。互联网金融引发了广泛的资源重组和聚集，促进了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高度互联互通，为释放中国消费需求提供了强大吸引力。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可以改变区域金融抑制的现状，减少流动性约束。因为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欠发达地区居民不能像发达地区居民那样容易地享受各种金融工具，同时也缺乏相关的金融财富。有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对提高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四是互联网金融带来了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1]

二、文献综述

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基本工具是消费函数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一）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在短期内，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因此居民的消费往往取决于当期居民的绝对收入，因此他认为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为C=a+bY,其中a＞0，b＞0。

（二）Duesenberry（1948）的“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在指出Keynes错误假说的基础上，提出消费不取决于当前的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自己的历史最高收入水平。根据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认为：1.人们的消费会相互影响，并趋于同步，即“示范效应”。人们的消费不是由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与其他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决定的。2.消费是习惯性的。一定时期内的消费不仅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还受过去实现的最高收入和消费的影响。③消费具有不可逆性，即棘轮效应。3.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其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其永久收入决定的。所谓永久性收入，是指消费者可以预期的长期收入。永久性收入可根据几年观测收入的加权平均数粗略计算。离现在越近，重量就越大；否则，重量就越小。根据这一理论，政府通过增税或减税来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并不有效，因为人们的减税收入不会立即用于增加消费。4.Modigliani(1954，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们根据预期寿命来安排消费和储蓄的收入比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的。居民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一生的总收入。[2]

从以上四个假设可以看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但收入的定义不同。然而，对影响消费的制度性因素却没有详细的分析。因为，制约消费水平的首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其水平首先要受到国家和企业分配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其次要受到不同产权的安排和调整；最后当然要受到婚姻、教育、培训、医疗等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制约，储蓄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3]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运用Keynes消费函数理论对居民消费进行了研究，如李武[4]、童百里[5]等，基于Keynes消费函数，从地区和国家两个层面对城乡（或城市）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多方面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取自2006—2018河南省统计年鉴，经Excel处理后变为包含河南省18个城市2006—2018年有关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家庭人均支出。解释变量包括：居民家庭人均收 入，城 市（city:Zhengzhou，Kaifeng，Luoyang，Pingdingshan，Anyang，Hebi，Xinxiang，Jiaozuo，Puyang，Xuchang，Luohe，Sanmenxia，Nanyang，Shangqiu，Xinyang，Zhoukou，Zhumadian，Jiyuan），城市编号（no：郑州=1…），时间趋势（t：2006=1…），year（年）。

（二）变量说明

（三）模型假设

1.城镇居民收入消费不受宏观政策的干预

2.T检验中，假设两总体的方差是相等的

3.河南省18市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习惯在短期不会内不会改变

4.在研究四种消费理论的过程中，假设没有外来人口的干扰

5.一切利率保持不变

（四）模型建立与求解

首先，设定no(city_number)与year为面板（个体）变量及时间变量如图 1：

上表显示，这是一个平衡的面板数据(stronglybalanced)。其次，显示数据集的结构如图 2：

上表清晰地显示，n=18,T=13。由于n大而T小，故这是一个短面板。再次，显示数据集中以上变量的统计特征如图 3：

上表显示，两个变量的观测样本均为18*13=234.且两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结果如图 4图 5：

下面，看一下被解释变量expenditure在18个城市的时间趋势图，结果如图 6：

如图所示，虽然不同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随时间而增长，但变化的趋势与时机不尽相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这些城市间差异有助于估计决定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因素。

由于每个城市的“市情”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故考虑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

1.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使用组内估计量，其估计量结果如图 7：

上表的输出结果包括一个常数项（_cons），这是所有个体效应ui的平均值。上表最后一行显示，“rho=0.49704987”，故复合扰动项（ui+εit）的方差主要来自个体效应ui的变动。

该模型最终得出：expenditure=-42.79+0.696*income+ui+εit

2.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为节省待估参数，首先考虑加入时间趋势项，回归结果如图 8：

其中，时间趋势项t并不显著（p值为0.516），而主要变量的显著性不变。

其次，考虑加入年度虚拟变量。为了演示目的，定义年度虚拟变量如图 9：

加入年度虚拟变量year1,year2,……,year12,year13后，进行含时间虚拟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图 10：

其中，year1（即2006年），被作为基期（对应于常数项_cons），而不包括在上述回归命令中（否则，将出现虚拟变量陷阱，导致完全多重共线性）。即使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income也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另外，大多数的年度虚拟变量均不显著。

下面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结果如图11：

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在模型中包括时间固定效应。该模型最终得出：expenditure=-42.79+0.696*income++ui+εit

综上所述，该“固定效应模型”中应同时考虑“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四、结论性评述

在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资源。居民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获得的信息红利和互联网机会也存在一定差异，这对居民消费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构建了消费与收入的一元经济结构模型，并采用2006～2018年河南省1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省居民的收入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以往学者的研究过程和而不同。以往学者大多将国外学者的消费函数模型填入我国的数据进行拟合分析，但没有注意到某一地区的具体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现象。因此，本文提出的模型充分考虑了河南省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因素，以期更好地解释河南省居民的消费行为，为制定有效的内需政策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本文的研究，为保证河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启动消费政策的有效性，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使居民消费行为得以矫正：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依据不同的“市情”，对照其相应的消费理论，建立健全更加完备有效的消费政策。

五、启示

基于对河南省18个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试图从消费理论中得到有利于促进我省乃至消费需求的制度方面的启示：

（一）对消费观念的启示

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转变消费观念，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质量。从Keynes、Duesenberry、Friedman等人的消费理论可以看出，影响消费的因素不仅是可支配收入，还包括一些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这可以用来解释近年来我国形成的现象：一方面，人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储蓄率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对银行零负债，居民消费信贷意愿不强。这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和非正式制度观念有关，如消费前储蓄的消费习惯、无债消费观念、甚至接受消费信贷的羞耻感等，还与个人信用制度缺失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有关，信贷成本高、福利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完善，同时消费信贷业务主要在大中城市开展，在农村地区仍是一个盲点和真空地带。毕竟，贷款消费会产生一定的还款压力，消费观念从人工消费量转变为债务消费总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贷款消费的一些因素。然而，居民对于住房、汽车等这类长期和终身商品仍有一定的潜在信贷需求；对于一些可有可无的耐用消费品，如果能通过自身收入实现什么，居民基本上是不想贷款的。

为缓解居民储蓄意愿，促进消费需求增长，除政府降息外，继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的非正常分配原则，增加居民正常收入，应更重要地考虑以下因素：1.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要大力倡导新的消费观念，增强不同年龄段的消费意识。在世界经济大背景下，当人们安居乐业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有新的消费需求，如信息、进修、旅游等。同时，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影响下，用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理念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人们的消费已经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向追求美好生活转变。人们将更加关注名牌消费、环保节能，精神文化产品将成为消费热点，智能、健康、便捷、绿色的产品将成为人们的消费时尚。如此发展，方能缓解消费“断层”，缩小城乡差距。2.为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应建立相应的社会信用体系、法律制度和福利制度，做好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防范及监管，以方便居民的消费信贷。否则，许多经济活动无法开展，也会带来一系列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因此，当银行在全民范围内建立更加完善、科学的个人信用体系和企业信用体系时，也应减少居民消费信贷的相关费用和繁琐手续，适当降低贷款利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消费信贷、合理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政府要建立适合各级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在生活的各个阶段都能安排好一生的收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终身效能。当前，要继续扩大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社会覆盖面，制定相关法律，防止不良社会经济现象的发生，加强法制建设，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预期，使消费者居民需求有坚实的基础，消除烦恼。

（二）对生产观念的启示

企业要加快制度创新，转变生产观念，重塑市场主体。2018年，我国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推进双创（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每天新办企业1.8万多家，市场主体总量1亿多家。新的发展势头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虽然我国一直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优化重组、提质增效取得新进展；针对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帮助解忧纾困。但是，国有企业发展中的许多实质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管理者素质不高、创新意识不强、产权不明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如果这些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不能满足中国入世的需要，政府对企业的保护也会越来越少。企业只有不断创新实力，才能被市场和消费者所接受，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1.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改革，才能形成真正的信用秩序和信用标准，才能创造出规范的信用体系。产权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触动传统产权制度，使没有独立产权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成为市场主体。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产权，所以没有最终的偿债能力，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所有者或市场主体。这样，在公平、自愿、公平、互利、诚实信用的交易活动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作为独立的所有者，必须有内在的动机和压力，为自己的财产权益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服务将由系统保证。2.企业必须始终关注消费者需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了解居民消费的日益多样化，把握商品使用的多样性和新颖性，不断开发新产品。像联合利华集团有勇气去探索，它经营着世界上大部分的清洁产品，该集团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派人仔细调查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目标，反思该集团传统的品牌理念和消费者心态。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是他们想要生产的，他们应该不断尝试新的发展战略。他们提出“小即美”的发展理念，大幅度削减品牌数量，节约流通成本。3.企业应通过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将市场价格降低到成本水平。经济理论已经证明，价格应以成本为基础，而不应缺货。这样，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讨价还价，发展生产。减少全社会的浪费，增加生产，改善生活。任何虚假的价格都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只有物美价廉，质量有保障，消费者才能拥有强大的购买力。最后，企业要完善新产品的配套服务。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活力，也取决于民营企业的活力。一些企业创造新产品、新服务，但由于配套设施和体系不完善，推广范围小，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因此，无论是中小企业，都应该为客户提供超越现有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即实现产品创新，以站稳市场地位，重塑市场主导地位。[6]

（三）对改革开放的启示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政府要突出重点，抓住重点，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1.进一步加快信息化进程，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政府应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巨大的综合优势，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应用机制，大力培育专业精神，推动新旧动力不断转换。深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坚持包容性审慎监管，支持新兴产业和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健康增长。加快行业“互联网+”的发展。继续推进网络提速降成本。开展城市千兆宽带接入示范，改造升级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网络，推动移动网络扩容升级，让用户真正感受到网络速度更快、更稳定，从而带动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2.因地制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革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是提高经济效益、减少失业、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吸收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关键。农村人口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最大贡献是农村人口生活消费方式的转变。农村半自给自足生活消费模式向城市商业化生活消费模式的转变，将极大地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采取大胆的政策，放开城镇化进程的市场化决策，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全国的消费质量，而且可以提高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