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近郊乡村文化记忆在旅游发展中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

刘婷婷

摘 要：近些年，城市近郊区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极为活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旅游发展中其文化记忆的变迁有别于其他区域。本文以成都市三圣花乡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中文化记忆的变迁及其影响作了探讨，提出在城市近郊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原乡文化记忆仍然是乡村不变的核心吸引力，是乡村旅游产品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文化记忆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  变迁  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5（b）--03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而出现的，生活在繁华都市中的人们，特别是祖籍在农村的城市人，对农耕文化有着一种向往，在城市紧张的工作之余，不断到乡村寻求对生活的补充和拓展，寻找心中的理想家园。我们甚至能感受到这种城市人对自然环境和农耕文化短暂的回迁，支撑起了他们在城市继续奋斗的勇气。然而，随着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业不断地发展和升级，原有的乡村产生了新的变化，导致旅游者和当地农户对乡村的文化记忆也随之开始变迁，并对区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1 城市近郊乡村的文化记忆概述

1.1 “文化记忆”释义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社会记忆，再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沟通、分享交流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被普遍认同，具有清晰形式和载体的文化记忆。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为记忆主体，它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址、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文化就是通过这些载体才能一代代延续下来[1]。扬·阿斯曼承认这一理论的复杂性，他认为：“文化记忆是复杂的、多样的，就像迷宫一样，包含大量的纽带记忆，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正是在这些张力和矛盾中，文化记忆获得了活力”，他指出不同的记忆内容会对社会变迁造成推动或阻碍的影响[2]。阿莱达·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理论作了进一步拓展，认为文化记忆的时间结构不再是“绝对的过去”，而要“仰仗不断的阐释、讨论和更新”。她提出了两种回忆模式——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前者是有人栖居的记忆，是可以获得意义和构建身份认同的。而后者则是无用的、冗余的知识，没有利用的价值，也不是任何身份认同的基础[3]。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文化记忆的研究也作了有益的探索。李双幼在对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巩固与传承的研究中，认为中国的元宵节是集体行为和记忆沟通的一种节庆，指出在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构建过程中，记忆的主导体明显发生了变迁，而文化认同的实现脱离不了地方性场景的作用[4]。袁理脉等在对贵州松桃苗族四面鼓舞文化记忆的研究中，提出四面鼓舞在各种动因作用下会衍生民俗娱乐、身体锻炼、表演观赏等多种新兴的文化功能，这既是对传统的传承，又开辟了民众对四面鼓舞文化记忆的新路径[5]。

虽然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文化记忆”理论体系，但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记忆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的重要影响。文化记忆具有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视域，长则几百年上千年，它可以借助多种形式和载体形成、传播和延续，最终成为人们确立身份的坐标。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会因为社会的变迁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文化记忆到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而又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1.2 “乡村性”是城市近郊乡村文化记忆的核心

群体的文化记忆强调记忆对象的文化体系，不管是文化记忆的形式还是载体，都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而“乡村性”正是城市近郊乡村文化记忆的核心体系。对乡村居民而言，乡村并不纯粹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一个由土地、农田、农房、河渠、小溪、树木、花鸟、民俗活动等各色文化符号构成的一个场所，它具有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性”（Rurality）。乡村居民的文化记忆是在一定的环境、历史、经济、区位条件下，通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创造的建筑、参与的生产活动、进行的民俗节庆等形式和载体表现出来的，这些形式和载体最终构成了有别于城市文化记忆体系的田园风光。

1994年，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乡村旅游（RuralTourism）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乡村性（Rurality）是其核心和独特卖点。Lane（1994）认为功能上的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特点之一[6];从乡村旅游的本质上来看，是人们在乡村地区进行非定居性旅行和游览活动的一个过程，这些人们在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所形成的空间中发生着各种关系和现象。尽管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大都认同乡村性（Rurality）是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基础，也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对于土生土长的城市人而言，城市近郊乡村的“乡村性”正是其去旅游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对于移民到城市又回到乡村旅游的人来说，“乡村性”是其“原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

处于城市近郊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特殊区域，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互为渗透，如果其所在区域的城市在发展上处于扩散城市化阶段，那么它将逐渐被现代城市文明所包裹，再加上旅游开发的推动，这样的乡村在文化记忆上将很难保有纯粹的“乡村性”，成都市三圣花乡乡村旅游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

2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中文化记忆的变迁

文化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除去文字的记载部分，文化记忆中的非文字部分是在人与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传承的，环境的变化会使那些被人们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东西被忘记。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的是乡村区域、空间结构、生产关系、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在旅游者对服务、文化、空间的需求下，乡村居民生活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出现了变迁。以成都三圣乡乡村旅游区为例，其旅游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区域环境在变化中带来的文化记忆的些许变迁。

2.1 依托原有乡村性文化记忆的旅游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成都市范围内的乡村逐渐兴起了“农家乐”，位于锦江区的三圣乡也受到了影响，当地农户在自家院子开始经营“农家乐”，2004年花乡农居被评为“国家AA级旅游风景区”。2006年，锦江区三圣乡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旅游规划，依托区域内“农家乐”的资源，结合自身特色，根据发展情况和区位条件，对区域内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将总面积1万亩左右的乡村划分成为特色鲜明的五个部分，分别打造为江家菜地、荷塘月色、花乡农居、幸福梅林和东篱菊园。

距离成都市区车程仅15分钟的江家菜地率先推出了“800元，当一年‘农民”的活动，通过游客认领，农民管理的模式，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随时参与到菜园管理中，让游客也当了回农民，当地农户主要负责菜园的育苗、种植、采摘等田间活动。菜园的农产品成熟后，完全由游客自主处理。这一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市场反应，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江家菜地参与活动。同时，江家菜地的一炮走红也带动了其他“金花”特色产品的迅速发展。随后三圣乡政府对“五朵金花”区域内的农家乐进行了规范管理，结构优化，产生了良好的规模效益，迎来了辉煌的“五朵金花”时代。

这一时期，在三圣花乡乡村旅游区发展的过程中，文化记忆中有一部分通过游客可视化，可参与的形式，有选择的被加强。三圣花乡乡村旅游區着重打造了川西坝子独有的乡村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成都平原的“川味”，江家菜地通过游客参与耕种的形式展现了乡村性文化记忆中最核心的农耕文化。不仅如此，“五朵金花”还各自创新了文化发展模式，打造了“江家菜地”的农耕文化、“东篱菊园”的人文环境文化、“花香农居”的休闲餐饮文化，“幸福梅林”的传统花卉文化，“荷塘月色”的绘画音乐等艺术文化，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文化特色。乡村文化记忆被可视化和符号化，通过旅游者和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载体呈现出来，增强了旅游者对乡村性文化记忆的感知，同时也增强了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

另外随着发展乡村观光旅游的深入发展，道路、建筑、公共服务设施等都得到了综合治理，人居环境大大提升;在旅游经营主体中，本地农户家庭经营者和小部分外来投资人员经营者并存，本地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往往带有“兼业”性质，在经营之外还会从事多项农事活动，如水果、花卉、苗木的种植，在很多空间领域内，常常看见农户劳作的身影，在农家乐周边区域也保有农业生产空间，农田、田埂、小溪、经济林木等构成了乡间的景象，这也是旅游者对乡村模样原有的记忆，也正是这种原乡记忆吸引了游客到乡村旅游。

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与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改变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乡村居民的生产活动从以前单纯的务农为主转变为兼有旅游经营，也带来了人与人沟通交流方式的改变。乡村居民的生存基础以及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其与外部环境交流的过程中开始产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乡村性文化记忆核心部分的变迁。

2.2 需求促进下的区域转型升级发展阶段

随着近郊中心城市的升级发展，旅游者休闲度假需求的增强，三圣花乡乡村旅游区作为城市依托型的4A级乡村旅游度假区，整个景区风貌老化，旅游配套服务设施跟不上需求;经营管理者运营困难，相关利益者协调困难;主体旅游市场集中于成都市城市居民中的中老年旅游者，对其他细分市场吸引力不高。原有的核心产品“五朵金花”在发展中表现出诸多不适应，呈现出各自为政，散乱无序的状态;季节、交通等各种因素，旅游者大多集中选择了其中的两朵金花，五朵金花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

在成都市大力推进“东进”战略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发展，三圣花乡在产业上有序地进行着转型升级的工作，乡村度假酒店等旅游服务设施不断升级;白鹭湾湿地公园，高威体育公园、绿道等休闲旅游项目相继建成;中国兰花博览园等高档花卉生产示范基地，蓝顶艺术中心、青年艺术家村等艺术创意产业基地相继出现;部分居民被征地搬迁，经过土地整理，为乡村新兴生产力的进驻提供了空间。

在转型升级时期，艺术家、创客们逐渐进入乡村地区，受到城市生活需求及习惯的影响，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更高要求和标准，对乡村人文环境的提档升级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旅游经营者和地产投资商，在满足休闲度假者需求的基础上，追求品质，对标城市，常常让改建和装修后的民宿失去了原有乡村建筑的内外风貌。与此同时，面对旅游服务的升级换代，本地农户在经营管理和服务上缺乏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逐渐选择退出。这个时期，一批批外来常住人口来到三圣花乡，乡村居民的聚居形式逐渐开始改变。同时，优越的生态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吸引着部分中产阶级向这个区域靠近，在区域人口上也会迎来新一轮的变化，当前的三圣花乡其所拥有的乡村性已经不同于往日了。

在城市近郊乡村转型升级发展的进程中，区域文化记忆主体的变化和对创意文化需求的不断加强都已有所表现，文化记忆主体沟通交流的环境，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和载体都可能因为区域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变化，在不同的新兴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下，整体区域的原乡文化记忆势必将会产生重构。

3 文化记忆变迁对转型升级期乡村旅游发展影响的思考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中文化记忆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区域的转型升级中原有文化记忆出现了转变，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旅游的发展，带来诸如以下一些影响。

3.1 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有所改变

由于主体和环境的变化，原乡文化记忆中体现乡村性的一些核心内容正在逐渐变化的，如乡村民俗活动，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文化艺术活动。在旅游产品的核心文化内涵上，原味的乡村性正在减弱。

3.2 引起游客对乡村感知形象的不完整

受旅游需求和发展条件的影响，乡村文化记忆在表达方式上产生了变化，当部分文化记忆被可视化、符号化后，其被文化记忆对象所感知的有效性将大大加强，而另一部分文化记忆将在这样的选择中被弱化。2015年，在郭风华等对成都三圣乡核心旅游产品“五朵金花”旅游集群总体形象认知的调查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旅游者在网络博客中对三圣乡区域乡村旅游形象认知表现在7个方面，作为文化记忆核心内容的风俗与传统、文化与艺术却处于垫底的靠后位置，游客反而更多的是对主题花卉、乡村农家意境、自然生态环境形象的感知更明确[7]。旅游发展对文化记忆选择性开发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游客对乡村性形象感知的不完整。

3.3 乡村居民对文化记忆的部分遗忘

旅游的发展影响了文化记忆的来源，在乡村居民与外部环境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会对文化记忆中有效的部分产生更强的认同，结合外来的强势文化改变自己的自然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而那些被认为无效的部分将被遗忘。

3.4 区域竞争风险的加剧

乡村原有文化记忆是经过长时期积累形成的，具有独特性，外来文化加入后带来的创新和重构，势必会在短时期对原乡文化记忆的独特优势有所影响。文化记忆变迁下的文化形式和载体要多久才能形成？形成后是否还有乡村性？是否会被竞争者复制，对游客还有吸引力吗？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影响区域的竞争力，这是一个未知的探索和挑战。

诚然，文化的变迁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利有弊，但在城市近郊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原乡文化记忆仍然是乡村不变的核心吸引力，是乡村旅游产品的灵魂所在。如果能以有效的方式展现文化记忆的变迁，比如三圣花乡旅游景区在未来能“留得住乡愁，看得见成都”，能让旅游者品原滋原味的成都乡村，沿着成都的发展历史，由纵及横找时空，由表及里找记忆，由里向外要未来，从文化里能找到成都乡村的延脉，找到成都乡村文化记忆最具代表的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并能传承。那么，文化记忆微小变迁的影响将是良性的。乡村文化的保护不能和区域发展对立起来，也不能以保护为名去限制文化本身的自然变迁和乡村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城郊乡村旅游发展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我们强调文化创意，是因为希望能为原乡文化记忆找到更好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文化记忆的内核。在转型升级期，完整的乡村性仍然是旅游产品坚强的支撑，在注重创业创意产业发展的同时，要盡量避免文化记忆变迁引起的不良影响。寻找城市中失落的空间，在乡村纯粹的文化记忆中徜徉是乡村旅游者永远的追求。

参考文献

扬·阿斯曼.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N].光明日报，2016-03-26.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李双幼.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巩固与传承——以泉州市元宵节为例[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

袁理脉，郭颂，黄咏.仪式传承与文化记忆：贵州松桃苗族四面鼓舞文化功能的嬗变[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LANE B.What is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Sestainable Tourism，1994，2（1）.

郭风华，王琨，张建立，等.成都“五朵金花”乡村旅游地形象认知——基于博客游记文本的分析[J].旅游学刊，201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