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与技术条件下的心身问题新解

【摘要】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是哲学千年难题，两千年多来哲学科学和哲学家所关心的无非就是“心身问题”。唯物论是身心一元模型的表现形式，唯心论是心身一元模型的表现形式，二元论则是心身平衡模型的表现形式。“人类基因组计划”和“人类认知组计划”为心身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在当代科学与技术条件下，人心能够被识别，“他人之心”可知。通过从人类心智五个层级对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的分析，为深入思考人类意识、自我意识和他人之心等重大问题、为心身问题这个千年难题提供新解。

【关键词】认知科学与技术  心身问题  人类认知五层级  他人之心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9.006

心身问题的起源和发展

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是心理学和哲学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也是认知科学的重大问题。哲学的心身问题是最古老的心身问题，不同哲学学派和心理学派以不同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的原子论、柏拉图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心身一元论、马赫等人的新实在论都深刻讨论了心身问题。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说、笛卡儿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心理活动与脑的神经生理过程之间存在区别，心理活动是脑的神经生理过程的产物或属性，其产生之后，又与脑的神经生理过程发生相互影响。20世纪以来，心身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得到发展，美国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认为人的心理状态只可能从行为（包括言语行为）来观察，刺激—反应可以塑造人的一切行为，他还将心身等同论、环境决定论等应用于儿童心理教育和训练。此外，詹姆斯的心身相互作用论、斯宾塞和铁钦纳的心身平行论、操作行为主义的副现象论、荣格的心身同型论等二元论均承认心身之间存在差异，但又夸大这种差异，视二者為两种独立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认知科学建立以后，对心身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例如，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塞尔（John R. Searle）在《心智：一个简明的导论》一书中，专列“意识和心身问题”（consciousness and mind-body problem）一章，详尽深入地讨论了心身问题。[1]关于认知科学的心身问题研究，将在本文第二、三部分展开论述。

马克思将过去的哲学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其根据就是“身心谁是第一性”的原则。一切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和物质决定精神的，是唯物主义;一切承认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和精神决定物质的，是唯心主义。二元论则是承认物质和精神、身和心是两个独立的本原。

身心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各种表现形态。唯物主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身体决定精神（身心决定论）的表现，只是表现形态千差万别。换言之，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身心决定论的表现形式。

唯物主义（Physicalism）也称为物理主义，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由物质和能量等物理实体来解释和组成。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形式是同一性理论，据此所有精神状态和物理状态在大脑中同一。按照这种观点，虽然精神实体（如思想和感觉）最初可能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物，但实际上，精神的东西完全可以化归为物质的东西。人类所有的想法和经验都只是人大脑中的物理过程。唯物主义认为，物理世界及其定律最终解释了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行为，包括人类的行为。

根据唯物主义，当人用锤子击打手时，神经过程会进入大脑并引发一种中枢大脑状态。这种中枢大脑状态并不是让人感到疼痛，而是人自己具有疼痛。毕竟，大脑中神经元的激活模式就是人的疼痛感。对于每一种精神状态，都应有一个相应的使该精神状态还原于其上的物理状态。因此，人说话的决定不过就是大脑激活的另一种模式。这种神经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决定，然后引起人的语言活动。

整个因果关系序列可以仅用物理术语来描述，也可以用精神或心理的术语来描述，但后者所表示的，正是与物理状态和过程同一的状态和过程。还原物理主义并没有消除精神，相反，它将精神的东西还原为物理的东西。另一种形式的唯物主义，称为“取消式唯物主义”，它试图消除而不是减少精神属性。

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有三种主要形式，即古代的朴素唯物论、近代的机械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古代的朴素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有古希腊的泰利斯水的本原论，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古代欧洲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机械唯物或称形而上学唯物论包括17世纪的英国唯物主义，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40年代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中最彻底、最科学的形态，是唯物主义历史上的第三种形态，是迄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

20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家包括英国哲学家普莱斯（U. T. Place）和澳大利亚哲学家斯马特（J. J. C. Smart）等。同一理论是关于身心关系的一个族群观点。类型同一论认为，至少某些类型（或种类，或类别）的精神状态，作为偶然的事实，在字面上与某些类型（或种类，或类别）的大脑状态相同。类型标识的最早倡导者普莱斯、费格尔（Herbert Feigl）和斯马特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版本。但直到大卫·阿姆斯特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主张，即所有的精神状态（包括故意的精神状态）都与物理状态相同，心智哲学家们才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多年来，人们对类型识别提出了无数异议，从认识论的抱怨到指控莱布尼茨律违反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著名论断，即精神状态实际上能够以“多种方式实现”。为了回应普特南的主张，类型同一性的辩护者提出了两种基本策略：一是把类型同一性的主张限制在特定的物种或结构上，二是把这类主张扩展到分离的物理类型的可能性上。直到今天，关于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和心-脑类型同一性的真实性的争论仍在哲学文献中激烈地进行着。

心身决定论和唯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态。唯心主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精神决定身体（心身决定论）的表现，只是表现形态迥然相异。换言之，精神决定物质、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不过是心身决定论的表现形式。

唯心主义认为，物理对象、属性、事件（无论被描述为物理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还原为心理对象、属性、事件。最终，只有精神对象存在。在唯心主义看来，物质世界就像梦一样。当你做了一个生动的梦，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看起来由物质实体组成的梦境中。事实上，梦想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你梦想的创造。如果梦到自己骑着自行车，那么你一定会觉得自行车是真的。而事实上，自行车并不是独立存在于自己的心智之外的。当你醒来时，自行车可能就不存在了。唯心主义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现实世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创造。只有心智和心智的体验才真正地存在。

最著名的唯心主义者是18世纪的爱尔兰哲学家、克洛伊本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贝克莱认为物质实体的概念是不连贯的。作为他论证的结果，他得出结论：只有心智及其内部状态或称“思想”才存在。他承认人的心智、神的心智或上帝的存在。根据柏克莱的观点，人类所有的观念都是由上帝产生的。感觉观念以连续一致的形式产生，这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物理的实在。但他坚持认为，这些感觉观念实际上只是精神的存在。我们经验的所有形状和颜色都只存在于我们的心智之中。贝克莱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观点：“如果森林里有棵树倒了，但没有人在那里，它会发出声音吗？”他回答说，是的，因为无限的心智即上帝，会意识到树的存在和它的声音。

事实上，比贝克莱早200年的中国明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心学大师王阳明（1472～1529）早就提出了同样的理论，只可惜未被西方知晓，甚至也不被他身后的中国哲学家重视，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将阳明心学奉为理论典范。近代以来，阳明先生成为曾国藩、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德川家康、稻盛和夫等成就大业者一直推崇的心灵导师。

阳明心学是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包括作为本体论的“心本论”;作为认识论的“格物论”和“知行合一”;作为伦理学和实践觀的“知行合一”。实质是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王阳明晚年对心学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后人称为阳明先生“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先生自己曾说“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2]阳明心学被划归唯心主义是一种简单划分，事实上，阳明心学是中国古代的认知科学。

心身平衡论与二元论。二元论是一种心身平衡理论，即承认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心智和身体是两个独立的本原。二元论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二元论认为，精神和身体是不同类型的东西，其中物质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或实体，独立于其他类型的实体。在传统本体论中，物质是属性的最终承载者。它们可以由其本质属性来定义，这些属性使其成为这类事物。因此，心智（mind）的本质属性就是精神属性，无论它们是什么。例如，意识状态就是本质上可表征性的状态，无论精神如何被定义。身体（body）或物质的本质属性就是物理或物质属性，无论它们是什么。例如，空间广延、质量、力，无论物理的或物质的属性如何被定义。

在西方哲学中，二元论的第一个主要支持者是柏拉图。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最基本的现实是形式或抽象类型，这个理论被称为柏拉图唯心主义（Platonic idealism）。但他也认为心智和身体（mind and body）是不同的。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如希波的奥古斯丁，也采取了这一立场。

二元论最著名的拥护者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他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后来被称为笛卡尔心身二元论（mind and body Dualism）或交互二元论（Interaction Dualism）。笛卡尔二元论认为心智和身体（mind and body）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但它们可以在大脑中相互作用。物理事件可以导致心理事件——例如，用锤子击打你的手的物理行为可以导致影响心智的神经过程，并产生疼痛的体验。相反，心理事件会导致生理事件——例如，心理决定说话会引发神经过程，使你的舌头运动。

二元论哲学承认心身二者皆存在（existence of both mind and body）。在笛卡尔的哲学中，身体在心理功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他的激情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就是“身体第一”理论。也就是说，身体机制决定了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下所感受到的激情或情绪。这些身体机制指导着人们对环境的反应：逃离可怕的动物，拥抱友好的同伴。心智的作用是随后继续保持或改变身体最初的反应。

副现象学可以是二元论的另一种类型，因为副现象学认为心智和身体（mind and body）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这种物质的副现象主义与笛卡尔二元论一致，认为物理原因可以引起心理事件——用锤子击打手的物理行为会产生疼痛的心理体验。与笛卡尔的二元论不同，副现象主义认为，精神事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物理效应。所以，如果我的手接触到火，物理上的热量会引起精神上的痛觉，我的手会立即缩回。这也许表明，疼痛的心理体验导致手向后缩回的物理事件。根据副现象说，这是一种幻觉——事实上，物理热通过神经过程直接引起手的缩回，这些同样的过程也引起疼痛的感觉。精神事件是由物理事件引起的，但它们本身不可能对物质产生任何影响。

平行主义，作为二元论的一种形式，认为心理和物理事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构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它们永远不会以任何方式相互作用。这一观点承认，物理事件似乎会导致心理影响（用锤子打手似乎会导致疼痛），而心理事件似乎会导致生理影响（决定说话似乎会导致舌头运动）。然而，平行论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只是一种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的结果。锤子造成的神经过程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导致你的手缩回去。一系列独立的心理事件平行进行;你看到锤子砸到你的手，然后你感到疼痛。这样看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平行的，但又是分离的，从来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类三千年的哲学史认识史，无非身心关系和心身关系认知的历史。哲学关注人类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关注认识的可能性和方法论，实际关注的是自身的命运，最深层的则是意识和心身关系问题。

当代科学与技术条件下的心身问题

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心身或身心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

科學的身心问题。自古以来，人类就关心自身的两大秘密：身体的秘密和心智的秘密。两者的关系形成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中的身心问题或心身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用科学技术的方法来窥探这两个秘密。

在本世纪，人类自诞生以来的两个最大的秘密要被揭开，美国因此制定了两大科学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和人类认知组计划。

（1）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

目标：破解人类生命的秘密。

方法：测定组成人类染色体中所包含的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并且辨识其载有的基因及其序列，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最终目的。随着这个目标的达成，人类生命的秘密将被揭开。

历史：20世纪2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发现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提出基因位于染色体上，并由此建立了基因学说。1944年，埃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蒂发现DNA是携带遗传信息的分子，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基因是由DNA上的碱基序列所编码的。1953年4月25日，克里克和沃森在《自然》上公开了他们的DNA模型。两人将DNA的结构描述为双螺旋，在双螺旋的两部分之间，由四种化学物质组成的碱基对呈扁平环连结着。他们谦逊地暗示说，遗传物质可能就是通过它来复制的。这一设想令人震惊：DNA恰恰就是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

进展：1990年10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1998年，一批科学家在美国罗克威尔组建塞莱拉遗传公司，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展开竞争。同年12月，线虫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工作宣告完成，这是科学家第一次绘出多细胞动物的基因组图谱。1999年12月1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联合研究小组宣布，完整破译出人体第22对染色体的遗传密码，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完成人体染色体完整基因序列的测定。1999年5月8日，美、德、日等国科学家宣布，已基本完成了人体第21对染色体的测序工作。2001年2月12日，中、美、日、德、法、英等国科学家和美国塞莱拉公司联合公布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2006年，美国科学家文特（John Craig Venter）在他的实验室用化学元素合成第一个生命“辛西娅”（Synthia）。至此，生命的奥秘已被揭开。[3]

但是，基因的克隆并不能够复制出具有个体特征的生命。除了基因和身体的构造之外，还有由他的身体和经验共同决定的独特的认知方式。人之所以成为人，与两个秘密相关：生命的奥秘和心智的奥秘。基因科学揭示了生命的秘密，我们还需要揭开另一个秘密，这就是人类心智和认知的奥秘。

（2）人类认知组计划（Human Cognome Project， HCP）。

目标：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

方法：通过多学科包括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语言学和哲学的交叉研究，通过了解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反过来了解人类大脑，以期完全理解人类心智和认知。

美国政治科学家霍恩（Robert Horn）因信息发展图和提出人类基因组计划而闻名于世，该计划致力于解释社会现象并将人类认知转换为计算。2002年，他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该计划。

2003年，美国商业巨头、微软创始人之一艾伦（Paul Allen）投入一亿美元建立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其目标是发现大脑如何工作。霍恩提出的人类认知组计划被给予最高的优先权，即通过多学科的共同努力，理解人类心智的结构、功能，并提高其潜能。[4]在《聚合四大技术力量，促进人类生存发展》一书（以下简称《聚合技术》）中，研究者对人类认知组计划给予特别优先的地位。本书“编辑提要”说：“最高优先权被给予‘人类认知组计划，即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去理解人类心智的结构、功能，并增进人类的心智。其他优先的领域还有：人性化的传感装置界面、通过人性化技术丰富交际、学习如何学习、改进认知工具以提高创造力。”[5]本报告第二部分“扩展人类认知和交际能力”对人类认知组计划做了更加详细的综述。[6]

与成功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相比，现在是启动人类认知组计划来研究人类心智的结构和功能的时候了。对贯穿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进展，没有任何计划比人类认知组计划更基本，也没有任何计划比人类认知组计划要求NBIC科学的更加完全的统一。人类认知组计划的成功将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理解自身，从而提高人类在自己生活所有领域中的能力。

人类认知组计划将要揭示人类大脑的所有联结方式，与此同时，该计划还要扩展到比神经科学更加广阔的领域。考古学的记录说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早在最早的艺术样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一事实说明，人类心智不仅仅是脑进化的结果，它还要求文化与个性的实质进化。人类认知组计划的核心是一个完整的新型的研究，除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进展，还要对文化和个性的本质做严肃的研究。

研究报告指出，人类认知组计划的研究结果将在人类致力的诸多领域引发根本的变革，包括教育、心理健康、交际以及由社会和行为科学所涵盖的大多数人类行为。对于将人类个性化人格特征的样式加载于计算机、机器人的长期可能性，从而扩展人类经验、行为和寿命的范围，人类认知和交际工作小组的一些参加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低限度来说，更深入地理解人类心智会使工程师设计出这样一些技术，这些技术非常适合人类控制，并能够最有能力和效力完成理想目标。人类认知组计划的成功将会极大地促进本工作小组在其他四个相应领域取得成功。

现状：目前计划尚在执行中，没有取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人类认知组计划的目标远未完成。

人类认知组计划远比人类基因组计划要艰难得多。人类心智的秘密是“上帝最后的秘密”，因为这个秘密一旦揭开，人类再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到那时，人类自诞生以来感到困惑难解而不得不交给“上帝”的心身之谜将彻底解开。[7]

哲学的心身问题。在当代科学与技术条件下，人心能否被识别，以及如何识别？正如很多科学问题都肇始于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从哲学开始，这就是著名的“意识问题”“心身问题”，以及“他人之心”问题。

著名心智哲学家塞尔（John R. Searle）在《心智：一个简明的导论》一书中，详尽而透彻地讨论了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塞尔认为，哲学上传统的术语和假设无助于理解“心身问题”，这4个假设和相关的术语如下。

假设一：区分“精神的”和“物质的”。认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是两个互相排斥的本体论范畴。如果是物质上的东西，它就不可能是精神上的东西。精神作为精神上的东西，排除了物质作为物质上的东西。

假设二：“还原”的概念。认为一种现象可以清晰而无歧义地还原为另一种现象。例如，物质对象可以被还原为分子，因为物体不过就是分子的集合体。类似地，如果意识可以被还原为脑过程，那么意识就不过是脑过程，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

假设三：因果关系和事件。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假设：因果关系是在时间上先后相继的两个分离事件之间的经常性的联系。原因总是先于结果。作为原因的事件总是出现在作为结果的事件之前。因果关系的特例必然是普遍因果律的例证。

假设四：同一性的透明度。与还原概念一样，同一性假设也确定无疑。每一事物都与他自身同一，但不与其他事物同一。同一性的范例是对象同一性和合成物的同一性。例如，昏星与晨星是同一的，这是对象同一性的例子;水与H2O分子是同一的，这是合成物同一性的例子。

塞尔以口渴的意识引起喝水的行为，说明因果关系是一种精神现象的关系。所以，口渴和喝水并不需要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解释。他说：“我称我的观点是‘生物自然主义，因为它为传统的心身问题提供了自然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强调精神状态的生物学特征，而避免唯物主义和二元论。”[8]接着，塞尔对上述4个关于心身的假说和术语进行了逐一分析。例如，对于第一个假设，即“精神的”和“物质的”假设，塞尔认为，按照传统的哲学术语，“精神的”被定义为定性的、主体的、第一人称的等，因而是非物质的;“物质的”被定义为定量的、客体的、第三人称的等，因而是物质的。塞尔认为，为了保持理论的一致性，必须把“精神的”和“物质的”假设扩展到哲学范畴的一切方面，如表1。

塞尔分析说，事实上，这种一致性是很难保持的。例如，并没有形而上学的证据说明你不能测量痛苦或意识知觉的量化程度。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一旦你修正传统的范畴去适应事实，那么作为精神对象的精神就是作为物质对象的物质，这种认识是毫无疑问的。”[9]

由此可见，“精神的”和“物质的”假设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心身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自我意识与他人之心。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与他人之心（other minds）是当代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中最棘手也是最重要的三个基本问题。

（1）意识。意识的问题是当前心智理论的核心问题。尽管缺乏对意识理论的任何共识，但有一个相对广泛接受的认知，即需要明确地理解它和它在自然中的位置。

意识问题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问关于意识本质的问题。新石器时代的丧葬习俗似乎表达了精神信仰，并为至少最低限度地反思人类意识的本质提供了早期证据（皮尔森，1999;克拉克和里尔·萨尔瓦托，2001）。同样，无文字之前的文化无一例外地接受某种形式的精神或至少是万物有灵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表明了对意识本质某种程度的反思。

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意识是一个相对较近的历史发展，出现在荷马时代之后的某个时候（Jaynes， 1974）。根据这一观点，早期的人类并没有体验到自己作为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内在主体。还有人声称，即使在古典时期，古希腊也没有一个词与“意识”相对应（Wilkes， 1984， 1988， 1995）。虽然古人对于精神的东西说了许多，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意识，其概念并不清晰。

到17世纪早期的现代时代，意识已经成为思考心灵的中心。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意识被广泛认为是精神的本质或决定性因素。勒奈·笛卡尔用反身意识或自我意识来定义思想的概念。在《哲学原理》（Descartes，1640）一书中，他写道：“通过‘思想一词，我理解了我们所意识到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17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一篇关于人类理解的文章（Locke， 1688）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但洛克明确地放弃了关于意识的实质性基础及其与物质的关系的任何假设，虽然他明确地认为它对于思想以及个人身份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洛克同时代的莱布尼茨（G.W. Leibniz）在《形而上学论》（Leibniz， 1686）中提出了一种心智理论，允许无限多的意识程度，甚至可能允许一些无意识的思想。莱布尼茨是第一个明确区分知觉和统觉的人，大致说来就是区分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思想和意识的领域被认为或多或少是相同的。18世纪后期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39）和19世纪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829）所追求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其目的都是为了发现有意识的思想或观念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的原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继承了他父亲在联想主义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但他认为，思想的组合可能产生超出其组成心理部分的结果，从而提供了精神涌现的早期模型（Mill，1865）。纯粹联想主义方法在18世纪晚期被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批判（Kant， 1787），他认为对经验和现象意识的充分描述需要一个更丰富的精神和意向性组织结构。根据康德的观点，现象意识不可能仅仅是一系列相关联的思想，而至少应该是一个意识本身的经验，它位于一个客观世界中，这个客观世界是由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构成的。在英美国家，联想论者的方法直到20世纪在哲学和心理学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而在德国和欧洲，人们更大的兴趣在于更大的经验结构，这带来现象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其中包括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913，192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927）、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45）和其他那些将意识研究扩展到社会，身体和人際关系领域的研究。19世纪中叶，在现代科学心理学发展之初，心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等同于意识，而内省方法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 1897）、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97）、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90）和阿尔弗雷德·铁钦纳（Alfred Titchener， 1901）的工作均是如此。然而，意识和大脑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谜，正如赫胥黎（T. H. Huxley）的名言所说：“任何如此非凡的意识状态都是由刺激神经组织产生的，这和阿拉丁擦灯时精灵的出现一样令人费解。”（Huxley， 1866）

20世纪早期，特别是在美国，随着华生（J. Watson）和斯金纳（B. F. Skinner）所代表的行为主义的兴起（Watson， 1924; Skinner， 1953），意识问题从科学心理学中逐渐消失。而在欧洲，科勒（W. K?hler）和考夫卡（K. K?ffka）为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学仍然持续关注的意识的科学问题（K?hler， 1929; K?ffka， 1935）。20世纪60年代，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及其对信息处理和内部心理过程建模的强调，行为主义的影响力减弱（Neisser， 1965; Gardiner， 1985）。然而，尽管重新强调了对诸如记忆、感知和语言理解等认知能力的解释，意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仍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意识的本质和基础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有了重大的复兴（Baars， 1988; Dennett， 1991; Penrose， 1989， 1994; Crick， 1994; Lycan， 1987， 1996; Chalmers， 1996）。意识一旦重新回归到讨论之中，便带来研究工作的快速增长，也带来大量的书籍和文章的出版，以及专业期刊如《意识的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意识和认知》（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心理分析》（Psyche）、专业协会（意识科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ASSC）和专门的意识研究年度会议“意识研究年会”（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的出现。

（2）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准之一。非人类动物中，只有黑猩猩能够通过自我意识测试。

对自我意识的关注和意识问题一样古老。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关于自我意识的记载。古希腊哲学家也非常关注自我意识。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在感知任何事物的同时，也必须感知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暗示了意识包括自我意识的观点。[10]此外，根据亚里士多德，自从智力采取思想的形式，“它就是可思考的，只要思考的对象存在。”[11]亚里士多德的中世纪的解释者解释道，亚里士多德的自我意识依赖于对精神之外的事物的意识（Cory， 2014; Owens， 1988）。

现代哲学对自我意识的讨论见于笛卡尔的《沉思录》的第二断言：“我在，这必然是真的，不论这是我提出的，或是在我心智中确认的。”[12]在《演讲集》和《哲学原理》中，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13]奥古斯丁（Augustine）在《三位一体》中认为笛卡尔的论断体现了自我意识的两个要素：一个是我在思考的意识，另一个是我存在的意识。这两个要素在笛卡尔的认识论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14]因此，笛卡尔的断定“我思故我在”对我们而言是绝对确定的。

洛克（John Locke）是一位接受“我在思考”的哲学家。他声称我们对自己的存在有直观的知识，对自己的存在有一种内在的万无一失的感知。在每一个感觉、推理或思维的行为中，我们对自己的存在都是有意识的。[15]

康德关于自我意识及其与客观思维能力之间关系的论述，为后康德哲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叔本华与康德的观点一致，但他认为“主体应该成为自身的客体，这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荒谬的矛盾”。[16]费希特是后康德主义传统中对自我意识影响最大的人物。费希特认为，笛卡儿、洛克甚至康德对自我意识的论述都是“反思性的”，认为自我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但费希特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反思形式，是以一种更原始的形式为前提的，因为反思的自我必须意识到，反思的自我实际上就是它自己。因此，根据费希特的观点，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一个直接的认识，即“自我存在着，并且仅仅凭借存在而假定自己存在”。[17]

到20世纪初期，弗雷格提出了一种形式的自我认识，声称“每个人都以一种特殊而原始的方式呈现给自己。”[18]类似地，罗素早期倾向于“我们熟悉我们自己”这样一种观点，他把思想的自指和自我否定应用到语言表达式上，创立了“罗素悖论”，引发了“第三次数学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努力导致数学逻辑的建立和哥德尔定理的证明（G?del， 1931），形式化方法成为20世纪席卷西方科学、哲学和思想界的潮流，形式化、数字化、虚拟化成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和人类进入21世纪的钥匙。[19]关于自我意识的性质的问题及争论，一直活跃于整个20世纪。

我们可以从思想上、经验上、条件上以及儿童和非人类动物的意识上来研究自我意识。下面简要介绍两个著名的自我意识实验。

①自我意识镜像实验。美国生物心理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盖洛普和同事们宣称，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能力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标志。[20]盖洛普设计了一个镜子自我识别的测试：在面对镜子之前，偷偷地在受试者的前额上放上一个红色标记，然后观察他们照镜子是否会触摸这个红点（Gallup， 1970）。与实验假设一样，黑猩猩通过了镜像测试，而其他灵长类动物却失败了（Anderson & Gallup， 2011）。也有人声称海豚和一些大象通过了测试（Reiss & Marino 2001; Plotnik et al.， 2006）。对于人类婴儿所做的实验，一致的结果是，镜像测试取得成功，在婴儿15到18个月的时候以及24个月的时候，大多数孩子都通过了这一实验（Amsterdam， 1972; Lewis & Brooks-Gunn， 1979; Nielsen， Suddendorf， & Slaughter， 2006）。

②元认知实验。“元认知”（metacognition）一词通常指的是监控和控制自己认知状态的能力，它表现在一个人对自己学习的判断（或感觉）及其后的确定或自信程度上（Beran et al. 2012; Proust 2013; Fleming & Frith 2014）。这表明，如果一个生物能够监控自己的自信程度，那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有自我意识。测试元认知能力的一個常见范例涉及到向受试者提供刺激，他们必须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分类。重要的是，他们也有机会选择退出测试。正确的分类会得到最高的奖励，退出测试会得到较低的奖励，而错误的分类则不会得到奖励。这个假设是，选择退出测试反映了对不确定性的元认知判断。从这种范式中收集的证据已经被用来证明某些鸟类（Fujita et al. 2012）、海豚（Smith et al. 1995）、灵长类动物（Shields et al. 1997）和4岁左右的儿童（Sodian et al. 2012）的元认知能力。然而，选择不参加自我意识归因测试的意义和解释仍然存在争议。

（3）他人之心。他人之心（other minds）是哲学上的另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心”是指人类心智（mind），因此，他人之心的问题又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认知科学问题。

问题起源于20世纪中叶，人们对他人之心有很多讨论。哲学家们常常把他人之心当作认识论的问题来讨论。我如何知道存在其他有思想、感情和其他精神属性的存在？或者我能证明这种信念吗？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标准回答是诉诸类比，另一个是诉诸最佳解释，还有一个不太靠谱的方法是诉诸标准。

①类比论证。中国人常说，将心比心。我为何能够知道他人之心，关键就是将心比心。这里使用的是类比推理。既然我与他人是一样的，那么，他也会有与我同样的想法。

从穆勒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类比论证的表述。穆勒写道，[21]首先，他们有像我一样的身体，我知道在我的情况下，这是情感的前提条件;其次，因为他们所表现的行为和外在的迹象，就我个人而言，我凭经验知道是由感情引起的。这种推理就是传统的类比论证。类比推理引用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以此作为结论的支持，即进一步的相似性可能被认为是存在的。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类比推理被用来扩展知识。[22]

这一观点一度很流行，但它很快被认为是不适合的。首先，有人指出，虽然这种方法在某些领域可能有效，但在认识他人之心的情况下，结论在逻辑上是不可检验的（Locke， 1968）。其次，人们认为这种扩展知识的方式源于单一案例是有问题的（Locke， 1968）。再次，有人声称这个论证的第一个前提——在我自己的例子中，我是知道的——是有问题的（Malcolm， 1958）。

人们作出各种努力来挽救这一论证。针对上述第一种考虑，有人指出，当我们把知识从现在扩展到过去时，就成功地运用了类比法。然而，希斯洛普和杰克遜提醒我们，在他人之心的例子中，类比论证不可能验证事实，其结论也不可能得到检验。在这里，为类比推理辩护的理由毋宁是指出：即使论证正确，它也不是“明显相关”的。他们还指出，类比推理的结论不能被证实的事实可能被它也不能被反驳的事实所“中和” （Hyslop and Jackson， 1972）。

希斯洛普和杰克逊还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来替代上述第二种考虑的类比论证的标准辩护。他们认为，只要一个人能够在精神状态和行为之间建立起联系，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多个案例。希斯洛普提醒说，我们不应该诉诸无效的原则从结果去找原因;而应该诉诸有效的原则从原因推出结果。一个有效的原则就是：类似的原因会产生类似的结果。所以，如果我观察自身使我得出假设：我的精神状态是由我的生理状态引起的，那么，我就可以推论：其他人类似的生理状态也会引起类似的精神状态。在这里实际上诉诸了自然齐一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the Uniformity of Nature， Hyslop， 1995）。

第三个反对类比论证的论据需要仔细考虑。一些人认为，相信一个人可以了解他人之心，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问题。对此的反驳可以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在我看来是对的事就是对的。——这句话仅仅意味着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对的这个语词。”（Wittgenstein， 1953）。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人之心，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唯我论（solipsism），即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认知主体。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他人之心是可以认识的。应该注意到唯我论有两种：认识论的唯我论和和概念论的唯我论（epistemological and conceptual）。认识论的唯我论是：我能了解的唯一的心智是我自己的心智（the only mind I can know is my own）;概念论的唯我论是：我能思考的唯一的心智是我自己的心智（the only mind I can think about is my own）。但是，讨论概念论的唯我论与他人之心的关系会把我们引向与用认识论的唯我论来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向。

②最佳解释。最佳解释论证被认为是类比论证的一种进步。虽然希斯洛普坚称，对我相信他人之心的任何理由都必须以我自身为参照，人们却认为，我们不需要依赖这种参照，这一点使得最佳解释的论证更适合于作为我们对他人之心信念的证据。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写道，“似乎这个来自最佳解释的论证是解决他人之心问题的最佳方法”（Chalmers， 1996）。

类比论证曾经一度是科学中流行的方法。例如，人们发现的太阳上氦的特征光谱类似于地球上氦的特征光谱。近代科学倾向于根据一致性原则理性地相信这种假设：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对一个特别的现象给出最好的解释。这种论证有时被称为溯因（abduction），它与演绎和枚举归纳一起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推理。一般而言，我们有4种不同的推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溯因推理。4种推理之中，只有演绎推理的结论与前提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其他3种推理的结论与前提之间的联系是或然的。然而，正是这3种或然性的推理，是科学发现的逻辑模型。[23]从最佳解释的理论看，归纳推理为简单枚举的有限数据到一般性的结论提供了最佳解释;类比推理为个体间相同属性的有限数据到新属性相同的结论提供了最佳解释;溯因推理则为因果关系和作为结果的观察现象到可能原因的猜测提供了最佳解释。因此，这3种或然性的推理可以为他人之心的理解提供逻辑推理和论证工具。

③标准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心灵是行为背后的原因，行为是心智的标准。前一种关于心智与行为的观念与下列观念有关：我的精神是属于我私人的;就我自己的精神状态而言，我既无懈可击，又积习难改;我可以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但无需观察我的身体。这种心智概念导致了传统的他人之心的认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标准的回答是——通过类比和最佳解释——将他人之心的知识和科学解释进行比照。

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哲学家们都试图建立一个关于精神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标准，例如，逻辑蕴涵、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溯因推理都曾被当作这种标准。有些人在这里看到了一种标准关系和对他人之心感性知识的可能性之间的联系（McDowell， 1982， Hacker， 1997）。另一些人试图将标准看作不过是一种行为主义。他们对维特根斯坦论点的总结如下：我们可以决定一个应用于X存在的谓词Y，那么，或者X是Y的标准，或者X与Y是有关联的。因此，他们声称，在某种情况下对一个谓词的应用的论证的概率，依赖于对“一个解释系统整体的简单性、合理性和预测的适当性”的诉求（Chihara and Fodor， 1965）。他们指出，科学家在探测那些不能直接观测到的粒子时，就会使用这种解释方法。他们同意维特根斯坦派的观点，即认为孩子不是通过内省来了解心理状态，而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来了解复杂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指出，部分孩子的学习是通过他/她自身的想法和感受来解释他人的行为，说明这可能是外显的培训或天生的能力的结果。

从心智五层级认知自我与他人

根据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使用神经认知的分析方法、心理认知的分析方法、语言认知的分析方法、思维认知的分析方法以及文化认知的分析方法，可以窥探人类心智的奥秘。

神经认知的分析方法。使用神经科学方法，测量各种生理数据，从各种生理指标探测心智的奥秘，这是历史悠久的身-心关系的现代科学技术探测研究方法。根据身心原理从一个人的生理行为数据来分析他/她的心智状态的科学仪器，在近代越来越被普遍使用且存在巨大争议的，就是测谎仪。

测谎仪，准确的汉译是“多道生理心理描记器”或“多道心理生物记录仪”。这是一项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它检测的实质是嫌疑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犯罪心理痕迹。第一个尝试利用科学仪器“测谎”的人是意大利犯罪学家和刑事学家西萨重·隆布索（Ceu are Lombroso）。1895年，他研制出一种“水力脉搏记录仪”，通过记录脉搏和血压的变化判断嫌疑人是否与此案有关，并且成功侦破了几起案件。此后，经历了第二代的测谎仪“里德多谱描记仪”和第三代测谎仪“电子多谱记录仪”。20世纪70年代，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德克特反计谋安全公司（Dektor Counterinte I ligence and Security Corporotion）设计了一种能进行次声波分析的全新型第四代测谎仪。在实践中，用得较多的是多谱记录仪。测谎技术作为一项通用科技已被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广泛应用于国防、司法、保险、商贸乃至企业招聘等各个领域。在美国，测谎技术首先在警察機关、保安部门、私人侦探所得到广泛使用，后来逐步扩展到对联邦政府雇员和军队内部人员定期进行测谎，于上世纪70年代更加社会化，机关、企业运用其进行对雇员的招收和定期考核，及侦破内盗案件。社会上还成立了专业测谎公司、测谎事务所。美国政府一直用测谎器进行测验，现在用得越来越多。1982年，联邦政府对其雇员用测谎器进行了2.3万次测验，是1972年的3倍。2000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研究人员利用韩国生产的新型测谎仪对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和小布什电视辩论的声音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戈尔的说谎率为23%，而小布什说的话中有57%是谎话。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是一种脑电设备，它具备时间敏感特性，可以精确到毫秒。它通过测量被试在执行加工任务时是否出现某种典型的波形，来判断被试当时的心智状态。例如，P300和N400是刺激材料出现300毫秒后呈现的一个正波和400毫秒后呈现的一个负波，分别是句法（语形）失匹配时出现的典型波形。这样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设计出适合的实验任务，并测量被试在执行这项加工任务时是否出现P300和N400。比如下例。

（1）用于测谎的P300。研究者将P300应用于认知障碍的病人的论断，如脑血管病和痴呆、弱智儿童、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和情感性精神病， 情感性精神病又包括抑郁症和躁狂症等），ERP的共同特点是P300时限延长，波幅会有不同程度的减低。除应用于临床外，在提高工效、智力开发方面，P300也有很好的应用。研究者还将P300应用于测谎。结果发现，相对于传统测谎以植物神经变化为指标、间接判断心理活动的情况不同，P300则是以波幅和波面积作为指标，选用不同内容（人物或环境）的照片作有关刺激和无关刺激组成序列。人对熟知的人或环境所记录的电位波幅必然要高，面积也相应要增大，而对不熟的人或环境所记录的电位波幅必然要低，面积也较小。加工任务以被试用“是”或“否”回答问题，根据被试的答案正确率和波幅及波面积，判定其是否在撒谎，从而获得了较高的准确度。[24]

（2）伪成语引发的N400。伪成语是指通过修改汉语成语的某些字而得到的用语，如：“好色之涂”（涂料广告用语）、“晋善晋美”（山西省广告宣传用语）等。研究者收集的伪成语已达数千个之多，可见这种语言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谢晓燕研究发现，伪成语的使用引起语义失匹配，引发N400，造成语义加工困难，从而引起主体注意，达到加强的语言加工和宣传效果（谢晓燕，2018）。但是，伪成语的大量使用，破坏了汉语的严肃性，这种为一己之私而不惜破坏民族语言严肃性和继承性的做法，不仅不能提倡，而且应当明确制止。白晨和谢晓燕的研究还发现，成语与词组在认知过程中存在着显著差异;成语的构建度不影响成语意义的提取;词组的构建度显著影响了词组的认知加工。与汉语成语的认知过程比较，词组意义的加工激发了强烈的N400效应。这表明词组的意义提取过程更依赖于对词组构成单元意义的分析和整合。词组激发出的显著N400效应说明，与成语意义的加工比较，认知系统在对词组意义的检索过程中消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特别是在对比高构建度词组与低构建度词组中，由成语改写而成的低构建度词组（如：杞人担心）激发了更显著的N400效应。这表明，虽然两类词组都是符合句法和意义规则的词组，但是由于低构建度词组中的部分单元与成语类似，认知系统在词组字面意义的整合之后还在试图检索该词组的引申比喻意义。比喻意义的检索失败导致了低构建度词组认知加工的负荷增大，从而在脑电位上表现出更强的N400效应。

心理认知的分析方法。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观察和控制人的行为，从行为来分析人的心理，这是行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认知心理学，则主要从高阶认知的部分即从语言、思维和文化反向分析人的心理。行为主义的心理分析，最早的例子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一天，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两人发生以下对话：[25]

庄子：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

惠子：吾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吾，吾知之濠上也。

这是发生在2000年前一场智慧的对话。这个故事所表述的科学（认知科学）原理非常清晰：第一，鱼是知道快乐和痛苦的，也就是有心理认知的。从当代认知科学的原理看，鱼类已经进化出大脑，因此，鱼有神经和心理两个层级的认知。这个道理庄子已经明了。第二，鱼的心理包括快乐和痛苦，是可以从它的行为来观察的。庄子从鯈鱼跃出水面，知道鱼这时是快乐的。动物的行为反映出它的心理，这个道理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直到20世纪才讲清楚了。第三，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问题，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有三层意思。其一，人可以知道其他动物的心理，用的是行为观察法。庄子从鱼跃出水面，知道鱼非常快乐。其二，人可以知道他人之心，用的是语言和逻辑分析法。庄子回答惠子的提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采用了反问“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诘问非常有力。这个反问使用了类比推理。如前分析，他人之心可知，其依据就是类比推理，所谓“推己及人”，甚至“推己及物（包括动物）”，这个道理我们的先贤庄子就已经懂得，真是了不起！其三，庄子的最后一句话最为精彩。首先要注意，在这段不平凡的对话中，庄子是“他人之心可知论”者，惠子却是“他人之心不可知论”者，然后我们看到，庄子从他人（惠子）之心反推出他人（惠子）亦知他人（庄子）之心，从而论证他人之心可知（“既已知吾知之”），最后得出非常强悍的结论：不仅我（庄子）是他人之心可知论者，你（惠子）也是他人之心可知论者啊！

这个寓言故事，使用了非常强悍的语言分析方法和非常强悍的逻辑论证方式，得出了非常强悍的他人之心可知的结论。这个直到20世纪才被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意识到并展开讨论的深刻的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问题——他人之心问题——竟然在2300年前由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以如此简明而清晰的方式进行了如此深刻的讨论，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理由不为自己民族丰富灿烂的思想文化遗产感到自豪，难道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科学和哲学采取虚无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吗？

语言认知的分析方法。中国古代圣贤说：“言为心声。”[26]到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奥斯汀和塞尔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言语行为。人用语言来做一切事情，包括建构整个人类社会。[27]乔姆斯基则说：“语言是心智（mind）的窗户。”[28]因此，从语言能够窥探心智的奥秘。——这是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与过去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本质区别：人的心理行为是由语言来表达的。

——如何从语言窥探他人之心？

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三种理论：语形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认知科学建立以后，发现人的大脑里有三种对应的加工方式：语形加工（syntactic processing）、语义加工（semantic processing）和语用加工（pragmatic processing）。这就为我们窥探他人之心提供了有效的语言分析方法。

（1）语形加工和语形分析。语形加工是语言表达式的空间排列的加工方式，对应的语言理论是语形学。语形加工包括词法加工和句法加工，前者指将初始符号（initial symbol）加工为语词（word），后者指将语词加工为语句（sentence）。语形加工研究语言符号的空间排列关系，它只对一个世界即语言符号世界进行操作。例如，“about”由5个英文字母排列而成，是有意义的符号串即语词;相同的5个字母，如果排列的空间顺序错误，就不是有意义的符号串，即不是语词。汉语也是一样。例如，“語”这个字（汉字单独成词）由“言”和“吾”两部分拼成，形声字。《說文》：“語，論也。從言，吾聲，魚舉切。”相同的两个偏旁部首，如果空间顺序排列错误，也不是有意义的符号串，即不是汉语语词。以上就是一个语言的词法。怎么知道一个符号串是否语词？——查词典。因为自然语言的词法規则就是词典。形式语言的词法规则不同，它是先有规则，由规则生成有意义的符号串。句法加工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创立，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蔡曙山所著《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一书。[29]

（2）语义加工和语义分析。语义加工是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意义的加工方式，对应的语言理论是语义学。语义加工对语言符号世界和现实世界（为保持一致性，扩充为可能世界）两个世界进行操作，方法是将语言符号映射（mapping）到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中，从而建立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语词映射到现实世界或可能世界的个体之上，从而建立语词的意义。例如，“北京”映射到现实世界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之上;“鲁迅”映射到现实世界中周树人这个人物之上;“人”映射到现实世界中有语言能思维的这类动物之上;“红的”映射到现实世界中光谱在某个范围内的一类事物之上;“孙悟空”映射到某个可能世界（吴承恩的《西游记》世界）中猴王齐天大圣之上。小学阶段的识字就是在学生的语言心智上建立这种映射关系，从而建立语词的意义。句法加工排列好的语句则通过映射到现实世界或可能世界的事件之上来建立语义。如果一个语句指称的事件存在，这个语句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例如，“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真的，因为这个事件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是真的，因为这个事件在吴承恩的世界里存在;“林黛玉不爱贾宝玉”是假的，因为这个事件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曹雪芹的世界里都不存在。

（3）语用加工和语用分析。以上语形加工和语义加工都不涉及人的因素，语用加工却要涉及语言符号的使用者，涉及人的因素。语用加工是语言符号和使用者关系的加工方式，对应的语言理论是语用学。语用加工将说话人（speaker）、听话人（hearer）、时间（time）、地点（place）、语境（context）纳入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加工范围。例如，“我是教师”这句话会因说话人的身份不同而具有真假不同的意义;“你是学生”这句话的真假和听话人的身份相关;“现在是上午8时”的真假与话语说出的时间相关;“现在室外温度是零下10度”的真假与话语说出的地点相关，等等。如此看来，只有语用加工和语用学层次上的意义才是语言的完整意义。汉语是典型的语用语言，汉语的意义与语境密切相关。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论述。

（4）语言交际模型。说者、听者、时间、地点和语境合称为五大语用要素，分别以S、H、T、P、C表示。一个语言交际的模型可以表示如图1。例如，两个人的语言交流（交际）活动，先说话的一方是说者S，对方即为听者H。当对方说话时，双方的角色即发生转换，原来的听者H变成说者S，同时，原来的说者S变成听者H。语言交际时，说话的时间T、地点P和语境C都对语言的意义产生影响。

（5）他人之心：影视作品分析。他人之心是可知的吗？答案是肯定的。2300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庄子已经做了肯定的回答，20世纪西方哲学家也得出肯定的答案。但如何知道他人之心，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行为分析上，而要提供认知科学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答案。下面以一个例子来加以分析。

问题：艺术作品所传达的作者的心智能否被读者所理解？读者又是如何去理解作者的心智的？

案例：观众能够从《红楼梦》影视作品了解曹雪芹的心智吗？

分析：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影视剧《红楼梦》至少经过了4次转换，即：①小说《红楼梦》→ ②电视剧本《红楼梦》→③分镜头剧本《红楼梦》→④电视剧《红楼梦》。接下来可以来分析，在这4个语言交际过程中，谁是说者？谁是听者？话语说出的时间、地点和语境又是什么？

在小说《红楼梦》的语言交际中，说者S是原作者曹雪芹，听者H是《红楼梦》的古今读者。《红楼梦》被说出的时间是清康熙年间，[30]曹雪芹写书的地点据说是北京香山公园曹雪芹故居，[31]大观园就在后海恭王府，[32]《红楼梦》故事的背景（语境）是曹雪芹“自写家事”。[33]——这些由《红楼梦》读者考证出来的史实，还原了曹雪芹当时的心智，包括他的出身、家世、人生遭际、爱情经历、写作动机、诗书会友、晚景淒凉、书未成而身先逝，以及身后这部天下第一的悲剧小说、中国文化的代表作自身的命运、版本流传与变迁，等等。读者对《红楼梦》的研究，甚至形成了一门学问——红学，为后人还原曹雪芹之心（Cao's minds）提供了十分可靠和可信的依据。可以说，《红楼梦》创作时的说者之心（the Speaker's minds）在这部小说本身和它的历史语境中已经被揭示得非常清楚。尽管如此，关于《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的很多未解之谜，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后人的进一步解读。

再看电视剧本《红楼梦》，它的说者是某位看了《红楼梦》小说受到感动并且希望把它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的人，现在他/她从听者H变换身份为说者S。电视剧本的听者H可以肯定是某位导演，他/她看了电视剧本之后（他/她是否读过或认真读过《红楼梦》存疑）受到感动，决定将它改编为分镜头剧本并投入拍摄。这时语言交际的说者S和听者H已经完全发生转换，其他三个语用要素时间、地点和语境也已经完全改变。时间已经是《红楼梦》成书三百年后的今天，地点和语境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此后的分镜头剧本，说者S转换成影视剧导演，听者H转换成演员，语言交际的时间、地点和语境再次发生改变。电视剧《红楼梦》拍摄完成放映时，说者S转换为演员，听者H转换为此剧的观众。试问，《红楼梦》电视剧的观众能够从观看这部电视剧还原出原作者曹雪芹之心吗？

结论：只有小说本身（此处暂不论版本）才能还原出作者曹雪芹之心。其余经过多次转换的语言交际形式对曹雪芹之心的了解依次降低。

《红楼梦》语言交际转换模型如图2。注意在这个模型中，小说读者H1和电视剧本作者S2是同一人，但作为语言交际的角色却发生了转换。同理，电视剧本读者H2和分镜头剧本作者S3、分镜头剧本读者H3和电视剧导演S4也是同一人而语言交际角色发生的转换。此模型中，只有小说作者S1和电视剧观众H4的语言交际角色是固定的。很显然，H1、H2、H3和H4都是与《红楼梦》语言交际相关的听者，但他们对《红楼梦》原作者曹雪芹之心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其理解的可能性是依次递减的。

思维认知的分析方法。20世纪初，在解决罗素悖论（Russell's Paradox）所引发的第三次数学危机，即数学基础危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形式化方法，就是通过建立表意的符号语言，得到一个形式语言系统，包括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并在这个形式语言基础上，构造一个形式系统，包括形式公理和形式推理规则。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del）證明了这个系统的一致性和完全性。这两个定理在“真”和“可证”之间建立联系。一致性定理是说，在此系统中，凡可证的（定理）皆真，这是一致性;同时，凡真的皆可证，这是完全性。也就是说，在此系统中，真公式集和定理集是完全重合的。至此，罗素悖论引起的危机得以解决，数学和整个科学体系得以保全。1931年，哥德尔证明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后来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G?del Incompleteness Theorem），简称哥德尔定理。第一不完全性定理是指，一个至少包括形式算术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是一致的，那么它就是不完全的;第二不完全性定理说，如果这个系统是一致的，那么它的一致性是不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证明的。哥德尔定理在一致性和完全性之间建立关系，意义更加深刻和伟大。例如，根据第一不完全性定理，任何形式系统的一致性和完全性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而一致性即无矛盾性是一个逻辑系统包括形式系统最低限度的要求，这等于说，任何一致的逻辑系统包括形式系统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在此系统内，存在真而不可证的命题。又如，根据第二不完全性定理，一个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这是必须的），那么，它的一致性是自身不能够证明的。

——哥德尔定理是迄今为止人类理智结出来的最灿烂的花朵！

为解决罗素悖论和数学基础问题所形成的这种崭新的形式化方法，迅速成为横扫西方哲学和整个西方学术的形式化潮流，它的第一项成果是分析哲学，第二项成果是语言哲学，代表性人物是同一个人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作是《逻辑哲学论》，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语言分析，在本书中他试图用7个命题来终结哲学的真理。第6个命题说，哲学上一切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一个逻辑公式来表示;第7个命题则宣告，如果不能这样言说，就应该保持沉默。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作是《哲学研究》，他批判自己的《逻辑哲学论》“每一页都充满了无知的呓语”，并提出要回归自然语言，回归日常思维。后期维特根斯坦仍然坚持语言分析，但是转到以日常思维为根据的日常语言分析。这种方法成为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的基础。此后，奥斯汀（J. L. Austin）和塞尔（John R. Searle）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s Theory），提出“以言行事”（doing somethings in saying somethings）的理论[34]和“用语言建构整个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思想。[35]言语行为理论构成语用学的基础，从此，语言分析具有了最完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