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墨学观的成因探析

孙浩楠

毛泽东墨学观即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墨家文化的传承、阐释和实践。他将墨家思想“兼爱”、“节用”、“尚力”等主张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融为一体，终生践行墨者勤俭苦拙的生活作风、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聚焦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最终依靠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墨学观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意义重大。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时代风气

鸦片战争以来墨学复习的时代风气是毛泽东墨学观形成的社会基础。秦汉以后，墨学逐渐由显入隐，但墨家“兼爱互利”的思想尚未彻底中绝。晚清以降，在时局日危的刺激下，儒家的经世之道难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墨学的革命主张才是拯救民族的济时之需。

（一）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

改革派和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强调只有发展科技才能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邹伯奇在著作《学计一得》中，援引墨经与西方科技作比：“《墨子》中包括数学、力学、光学等原理，遂言西学伎俩皆出《墨子》[1]。”后继者将这一思想由科技推进至宗教、政治领域。著名思想家黄遵宪提出基督教本源亦出于墨家：“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之权，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2]”各式观点，多元纷杂，墨学复兴成为社会思想变革的先声。

（二）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

甲午失利，带给中华民族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墨学作为救世的思想武器。在众多宣传者中，尤以“好墨狂”梁启超最引人注目，他研读墨学颇早，取《墨经》：“任：士损己而有所为[3]”之义，自号任公。流亡日本时期，他反对世人自私自利，高度赞颂墨家兼爱救世，疾呼：“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4]”与此同时，孙中山也称赞墨子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维新派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探求西学与墨学的耦合之处，将其应用于实践中，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大肆批判传统封建思想的腐朽，将墨学赋予西方民主、科学的内涵。吴虞认为：“最应废除儒家尊崇权威的阶级制度，一扫而空愚昧无知的伦理制度。[5]”胡适以西方哲学为导引，就墨学本身理性逻辑作以发掘，用西方的价值观念解读中国传统，使墨学研究更趋理性化。在推墨浪潮影响下，毛泽东也开始研习墨家经典，他将墨子看作是救世的圣贤：“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若有此种爱心，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6]”可见青年毛泽东的内心深处被墨家自苦为极、兼爱尚同的思想深深地吸引着。

二、“湘潮泛起，推崇禹墨”的地域文化

推崇禹墨的湖湘文化是毛泽东墨学观形成的文化渊源。因其闭塞险峻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好在此聚居，中原的士风与苗蛮的好勇这两大基因不断融会碰撞，构成了峻激、倔强等独特的湘人民性，在墨学复兴思潮的影响下，湖湘士人将刻苦自励、任侠仗义的墨家精神，与自身刚直保真、尚勇重义的品性相结合，为毛泽东研读墨学架起了一座自然熏染的桥梁。

（一）湖湘文化民风民俗的自然熏陶

毛泽东与生俱来湘人坚忍尚侠的性格特征，他从不循规蹈矩，俗刚武而好竞，青年时期就主張：“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刚烈要强的独立心志在他身上也有着充分体现，他在《讲堂录》中写到：“有独立心，是为豪杰。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惟我。[7]”，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他将这一精神发展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并称三大法宝。毛泽东一生酷爱运动，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指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培养人坚强自励、不惧困苦的精神，正是这种强悍的体魄使得毛泽东一生从未失去勇往直前的斗志，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保持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豪迈和必胜信念。

（二）湖湘文化俊杰领袖的精神熏染

无数湘学先贤将刚毅强悍的湘士文化及重诺轻死的墨家精神发扬光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曾国藩是湖湘“义勇”精神的重要践行者，一生以墨家思想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在他看来，墨家文化不仅可修身治家，更可救民：“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 [8]”毛泽东曾在致黎锦熙的书信中谈到：“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另一位湖湘士人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引兼爱理念针砭时弊，抨击士大夫之才窘，文字之祸烈，他认为“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的墨家思想是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唯一桥梁。维新失败后，他不畏为变法殒命，以一种悲壮惨烈的方式践履了墨家舍生取义的任侠思想，在他的感召下，唐才常、陈天华、等青年学子“以爱国相砥砺，以天下为己任”，毅然走上革命之路，誓以死警醒国人，发出了舍我其谁救中国的时代呐喊。

三、良师益友阐扬践行墨家精神的潜移默化

良师益友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毛泽东墨学观形成的重要条件。节用苦行、自我牺牲的墨家奉献精神，不仅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吸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他们每个人身上无不印染着墨学救国的鲜明烙印。

（一）求学向上时恩师的教诲

教师对青年学生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崇仰的一位老师——杨昌济。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写了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老师却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竟然给我打了一百分。[9]”杨昌济也在日记中感慨：“毛生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杨昌济先后游学日本、西欧十余年，既精通西方伦理学原理，又深谙宋明程朱理学。在诸多思想主张中，他尤为推崇墨家兼爱互利、节俭勤勉的思想，《达化斋日记》中万余字的心得批注，就是他研读墨学的最好鉴证。在杨昌济的引导下，毛泽东在研习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墨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探索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弘扬

1918年6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投身现实政治，组织创立新民学会。蔡和森较毛泽东推崇墨子更甚，他曾致信毛泽东：“果为君子，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行之，弟愿则而效之。”无独有偶，武汉也成立了类似的学术团体——利群书社，诞生了另一对继承墨家文化的“黄金搭档”：恽代英与萧楚女。恽代英一生克己自律、作风朴素，郑南宣曾称其为现实世界中的墨子。尽管自俸极薄，但他却不谋私利，将自己收入悉数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自苦而利他，便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热衷于开展青年运动的萧楚女，同样是墨家鞠躬尽瘁奉献精神的坚定追随者，他告诫广大青年：“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你若时时想着社会，那便什么伟大的事业都可做出！裂裳裹足，以急宋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10]”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对墨学的言传身教，营造出“崇墨”的思想氛围，在为毛泽东接触墨学浸染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他对于墨家文化更多的思考。

四、家族文化与农民血脉的天然影响

毛氏家族有着湖湘农家独特的韵味风采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家族文化的熏染，毛泽东自幼便秉承传统文化经典，与生俱来的农民血脉，更是让毛泽东与代表劳苦民众的墨家文化，建立了息息相通的内在联系。

（一）家族家风的引导训诫

艰苦朴素、勤俭节用是毛氏家族的祖训，作为地道的农家子弟，毛泽东与墨子一样深知劳动人民疾苦，憎恨一切安逸享乐。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懒惰为万物之渊薮。”在毛泽东看来，劳动是一件头等大事，1939年4月，他在延安大力推行墨子朴素劳动的观念：“历史上的禹王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虽没做过官，但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所以他比孔子更高明。[11]”《毛氏族谱》多次告诫子孙后代刻苦学习，勤奋读书，这也是毛泽东用一生实践的事情，但他极排斥尊崇权威的儒家思想及冗杂繁琐的礼仪之道，晚年他回忆道：“我八岁就厌恶儒学。[12]”与四书五经相比，毛泽东更愿在读一些“坏书”：“我喜欢造反的故事，但老先生认为这些都是禁书，可它们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禁书”比韶山的任何东西，更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暴力抗争的故事情节、力行仗义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也为他逃儒入墨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反叛传统的天然血脉

毛泽东与生俱来的反抗叛逆性格与墨家任侠果敢的精神根源不谋而合。他在少年时期便厌恶循规蹈矩和封建礼教，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满口仁义道德，但做起来则不尽然：“孔子向来不关乎民众生活，我们自然不承认奉他为圣人。但墨子重视实践，致力变革，一心只为人民求福利。[13]”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血脉联系的毛泽东，认为农民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推翻腐朽统治的关键。1957年他接见外宾时曾引《西游记》作比：“不只西方有上帝，中国也有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孙猴子强烈反对他，尽管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不久他又跳出来折腾了一番。农民就是孙猴子，在中国有很多。[14]”毛泽东一生重实践、讲实干，生于农民胜于农民，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青年时期毛泽东思想性格和价值追求深受墨家文化浸淫，墨家思想不仅强化了他同农民在价值情感上的精神联系，更为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中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将墨学观融入哲学、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深厚的软实力，对新时代青年品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格外重视广大青年的成长成才，针对青年提出了“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等希望，而这些品格也正是墨家思想的精华。因此，探析毛泽东墨学观的成因，不仅为研究青年毛泽东成长轨迹提供更多参考，也为新时代下正确引领青年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邹伯奇.学计一得：第1卷[M].上海：上海鸿宾斋，1896：20.

[2]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2卷[M].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

[3] 郑林华.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47.

[4]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梁启超全集：第6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158.

[5] 吴虞.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7.

[6] 刘利华.《〈伦理学原理〉批注》在毛泽东人格形成过程中的地位[J].毛泽东思想论坛.1996，（4）：35.

[7]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218.

[8] 唐浩明.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9：574.

[9]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226.

[10] 萧楚女.萧楚女文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71-72.

[11]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29.

[12]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278.

[14] 陈晋.毛泽东之魂[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