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路上的追光者

夏倚阳

摘    要：曹禺是位“早盛”与“早衰”的剧作家，在年轻时就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但在步入中年后便陷入了创作困顿，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他自己多次提及他苦闷的灵魂，他经历了苦闷成长的童年、灵魂焦虑的青年和精神残疾的晚年，在经历政治运动和创作危机之后的晚年中抱憾而终。曹禺身上有种悲剧色彩，他的苦闷和试图在苦闷中的“自我超越”是具有悲剧精神的，“生于黑暗、心向光明、葬于光下”，他的生平经历值得探讨和反思。

关键词：曹禺; 苦闷的灵魂; 创作困顿; 悲剧

一个人伫立于此，一个富有诗意和灵气的人，背后是一片混沌与阴霾，好像刚从里面挣脱出来。他的面前只有一条窄窄的小径，上面铺满了鲜花，远方充斥着耀眼的光，好似仙境。他毫不犹豫的踩了下去，脚被刺出了鲜血。原来，满地的花是长满荆棘的，他只是迟疑了一会，即便没有阿喀琉斯般强健的体魄让他免于伤害，也没有伊卡洛斯的羽翼带着他飞离，他还是继续走着，眼中只有前方令人神往的光。从步伐坚定到踯躅蹒跚，脚踏着鲜花，花染着鲜血，血淌了一地。终于直到他再也站不起来，只能爬着艰难前行，最后他再也动不了了，倒在鲜花里，光温柔的照在他身上。他好似走了很远很远，又好似和远方那束光依旧遥不可及。我想，这是我了解曹禺先生的生平和他“苦闷的灵魂”后所想象的景象——生于黑暗，心向光明，葬于光下。

曹禺自己和他的研究者都提及曹禺他的一生是饱含苦闷的——苦闷成长的童年，灵魂焦虑的青年，精神残疾的晚年。年轻时，他曾散发万丈光芒，中年直至晚年，他未曾再焕发光芒。他始终处于一种隐秘的苦闷当中，即便在他的人生道路中处处充满着鲜花，但也饱含风霜，他走的路，是长满荆棘花的路。

生于黑暗——苦闷成长的童年

童年的创伤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或许，一个人一辈子的成长都是在缝补自己在童年时所留下的伤口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显然，曹禺先生童年的创伤很深刻。他刚出生几天便失去了亲生母亲，生长于旧式官僚家庭，充斥着沉闷的死气氛围。父亲威严冷酷，难以亲近，脾性阴晴不定，让曹禺缺失了一部分良性的父爱。即便继母待他如亲生母亲一般，但对于还是小孩子的他来说，当得知母亲并非自己生母时还是觉得仿佛灵魂某处被刺痛。因为他生来敏感、阴郁，一部分父爱的缺失和生母身份的缺失，加之家庭中死气的氛围，让他的成长是苦闷的，这可谓是一大不幸。而父亲对于下人的打骂，在幼小的他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暴君”的形象，他从小就对这样的父权有着深刻的反叛情绪，对父亲的复杂的爱中掺杂着复杂的恨意。所以这便是为何曹禺自己也说周朴园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他在灵魂深处反抗着这样让人又爱又恨的父亲形象，而他总是竭力塑造和歌颂着充满着人性光辉的女性形象，或许是童年时生母的缺失，让他终其一生都在渴望找寻一个美好的“母亲”形象。曹禺先生自己也曾说，奶妈也是他童年成长时影响很重要的角色。奶妈并非生母，但代行着母亲的义务，给他喂奶，因此这样一位半个母亲的角色的言行对他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奶妈时常给他讲述农村生活的贫苦，加之他生长于租界，看到一幅逃难者苦难的浮世绘，让生性敏感的他更对于周遭的环境产生了负面情绪，对于贫苦的底层人民有了不自觉形成的同情和怜悯。复杂的社会幅画、沉闷的旧式家庭环境以及父爱和生母的缺失，让这个生来有些敏感脆弱的小男孩更加阴郁，在他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口。自此，苦闷成为了他成长的母题，或是这份创伤的沉痛所致，亦或是冥冥中的命中注定，苦闷竟也成了他终其一生都逃脱不了的宿命。

心向光明——灵魂焦虑的青年

或许，一个人的某一部或某几部作品太过于经典和难以撼动，那么，对于他的其他作品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我想，曹禺先生应该最能明白这其中的辛酸与矛盾挣扎，他是众多剧作家里最“早盛”和“早衰”的那位。二十三岁时的他，便写出了《雷雨》这样一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的作品，将他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十年间，加之《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其他四部作品将他推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这几部作品，无不是戏剧的经典之作。但是当他写完这类“大家庭”题材的剧作后，他真正的陷入了创作上的困顿。他曾试图转向历史剧的创作，但也搁置了，即便是之后依旧有优良的剧作产出，但是和他最年轻气盛时写的五部比，依旧差距明显，也就是从此开始进入他创作的彻底“衰退”，虽然没有人会，也没有人敢用“江郎才尽”一词去评价曹禺，但这一趋势却是无法回避的。但试问，短短十年间，得花费多少心血，得消耗多少智慧，得反复多少思考，方能完成这样的创造？不论曹禺当时才气是否尚在的问题，单论这十年间的心血，想必是没有几个人可以承受的。这十年的创作上的消耗太过于巨大，让他一部接着一部的产出极具艺术价值的经典作品，一方面让他将自己越来越推向高峰，让自己以后的创作没有了退路，对以后的作品造成毁灭的打击，另一方面，消耗了太多灵感和才气，让他的创作趋于枯竭。纵观曹禺先生的一生，只能唏嘘，成也这十年，败也这十年。其实，这或许是一种必然。曹禺先生多次提及创作是创作者的心血，对于他这样创作出几部传世经典作品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可谓是凿干了自己的灵魂。这样想想，曹禺先生是个多么简单甚至纯粹的人啊。他最著名的几部剧作都是“大家庭”題材的，无非是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和长大的一些交际、见闻，他所写的都是自己最深刻感知到的人与事物，再注入自己对于人生、人类以及世界的思考。他简单纯粹，从自己的童年创伤出发，将自己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反叛和渴望写了出来，只不过，他将这样的简单纯粹做到了极致。只是，过度的自我灵魂的消耗是把双刃剑，成败皆在于此。

创作困顿之外，雪上加霜的便是文艺环境的动荡，这既是曹禺创作困顿的原因之一，也加剧了他的创作危机。和一众文艺工作者一样，曹禺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斗。他被要求自我批评，批评文艺界的好友，被迫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批评和大量修改。艺术在政治的打压下，只能苟延残喘。客观的说，强权所迫下，艺术家为了保全自己的安危，进行思想改造，或是自我批评与互相批斗，亦或是删改自己的作品，都是合理的，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动荡时期，生存下去才是根本。但是，这却会造成不可逆的深刻影响，文艺创作不像种地耕田，一旦在观念上强制介入政治因素，对艺术家往后创作的影响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曹禺先生在“文革”时的遭遇，便是如此。如果说曹禺那十年的创作是他呕心沥血的创作，是他呕出的灵魂，那么，对于他这些作品的批斗和肆意删改，就是对他的心血的践踏，对他所思所考的污蔑，更致命的是对于他的人格和他的灵魂的否定。这样对于他本呕心沥血创作后的创伤是有着撕裂式的加剧的，被套上了政治性因素的枷锁，他往后的创作已不再有年轻时候的触及灵魂的深刻，不再年轻气盛，不再敢想敢言。所以这也许是为什么他之后鲜有提及以《王昭君》为首的几部作品的原因，一是因为艺术高度难以与以前的作品相媲美，二是因为被政治裹挟的束手束脚让他自己都难以认同，或许他甚至打从心底都不想再去承认这些作品是他的手笔吧，真可谓是一个艺术家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被人议论纷纷的感情问题，或许也是曹禺先生心里最隐秘的一段伤痛。即便郑秀从一而终的守望一生，而他移情别恋的这段富有争议的婚姻让他自己也难以启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艺界都公认的事实是，他和郑秀是不合适的。即便年轻时对郑秀有着痴迷一般的爱恋，但终究因为两人的不合适，这朵美丽的“红玫瑰”，从迷人的“朱砂痣”变成了他难以释怀的“蚊子血”。敏感如他，他需要的不是一段多么體面、多么疯狂的爱情，他需要的只是简简单单的灵魂上的契合，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方瑞，他真正的灵魂伴侣，不幸的是，她早早离去。窗前的“白月光”还没能沦为嘴边的“白米饭”前，这段“白玫瑰”之恋就香消玉殒了。“红玫瑰”和“白玫瑰”，他都失去了，方瑞的死，或许让他灵魂的某处也随之死去了。从此之后，曹禺真正的孤独了，真是莫大的不幸。

如果说，曹禺先生童年的苦闷源于成长的创伤，那么，他的中青年时期的苦闷，便来源于生活环境的风霜和人生的变故，以及最重要的，在创作上的困顿——难以实现的自我超越。

葬于光下——精神残疾的晚年

“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

步入老年的曹禺，更是难以动笔，时常叩问自己，问询他人，为何自己就是写不出东西了呢？经历过特殊年代的老艺术家们，或许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文革”的后遗症显露无疑，特殊时期里的自我批判和批斗他人，让他自己也越来越胆怯，丧失了一部分年轻时作为艺术家的纯粹的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加之，因为他曾经的艺术造诣，他晚年在文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身处一半文场，一半官场，身份处境是尴尬的、矛盾的。一方面，他身处各种会议、活动、应酬等等的官场漩涡，让他难以挤出时间和精力潜心创作。另一方面，身处官场的他，心境和曾经的自己会大不相同，他必须活的中庸、圆滑，和本是纯艺术家出身的他是身份是错位的，这也进一步的撕裂着他的灵魂。如果身处官场，完全陷入其中，在体制中如鱼得水，甚至失其本心，其实也是幸运的。然而最悲剧的是，曹禺先生他并没有失其本心，在他灵魂深处，他还是那个充满着良知与道德，对众生有着责任式的同情和怜悯的少年。他的肉体和灵魂，被无情的分割和撕裂了，他是个痛苦的清醒者。曹禺先生自己也曾提及新时期的戏剧创作，好似总是带有一种“实用主义”的色彩，社会有什么问题，那么剧作者就写什么问题，看似是社会问题剧，实则不是社会问题剧。艺术创作被太多艺术之外的纷杂给裹挟，他苦于这一现状，但他更苦于自己也无力打破这一现状。所以在晚年，他的矛盾、挣扎、痛苦是更为加剧的，也许是他人对他的期望太高，也许是他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他多么想在逝去前再完成一部好作品，重新证明自己，重塑自己艺术家的身份，重拾自己的灵魂。但在苦闷中，他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让他难以实现，最后抱憾而终。英雄迟暮，令人唏嘘。

即便没有阿喀琉斯般强健的体魄让他免于伤害，也没有伊卡洛斯的羽翼带着他飞离，他还是继续走着，眼中只有前方令人神往的光。从步伐坚定到踯躅蹒跚，脚踏着鲜花，花染着鲜血，血淌了一地。终于直到他再也站不起来，只能爬着艰难前行，最后他再也动不了了，倒在鲜花里，光温柔的照在他身上。他好似走了很远很远，又好似和远方那束光依旧遥不可及。但是，即便如此，追寻光芒难道就毫无意义了么？

正如曹禺先生自己所言，他的一生是苦闷的，他的灵魂是苦闷的。文艺界不乏对于“曹禺现象”种种反思，但我想，曹禺先生的人生经历更让人动容。因为他的一生是富有悲剧性的，他的行为是富有悲剧精神的。他对众生有着责任式的同情和怜悯，对人与人生有着触及灵魂的思考，他对于艺术创作是呕出灵魂的，他对于他人是宽厚仁爱的。他从始至终呕出灵魂式的创作，为了抒发自己所思所感，在面临重重困顿与枷锁时，他竭力的想冲破思想的禁锢和牢笼，完成自我的超越，即便最后抱憾而终，却更让人动容与敬佩。生于黑暗，心向光明，葬于光下，不是英雄，胜似英雄。芸芸众生，他不过是那个勇于走在荆棘路上的追光者。

参考文献：

[1]田本相：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2]田本相：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