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大国因素

刘再起 肖悦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互联互通、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措施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发展，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政治博弈、经贸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治理与大国责任四个方面分析大国因素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可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知和理清大国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处理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沿线的主要大国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对接，有利于建立积极稳定的大国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振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信心。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大国因素;全球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竞争与互补关系研究”（16ZDA039）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6-0040-07

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连接欧亚大陆及非洲等地和三大洋，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沿线约70个国家，占全球62%的人口总量和75%能源储备以及占全球30%以上的经济总量。这其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一带一路”倡议传承和发扬了“丝路精神”，提出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致力于打造出一条横跨欧亚、惠及全球的经济大走廊。① 它旨在充分挖掘我国经济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使其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它将自身发展的“中国梦”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亚洲梦”、“欧洲梦”相结合，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它不仅仅是我国的一个国家倡议，更关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切身利益，甚至可能会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带来深远的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泛滥，导致生产、消费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投资和贸易衰减、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震荡等重创了欧美发达经济体，也影响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进一步冲击了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加了全球大萧条的风险。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财、物的跨境流动，阻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参与共建的能力和意愿，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疫情加剧了国际体系中的固有矛盾，对全球化及国际格局的未来演变构成严重影响。同时，疫情也彰显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因此，分析大国因素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产生的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的大国博弈将持续，“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然会关系到沿线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协调，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际格局的调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经贸方面的大国竞争将更加激烈，覆盖全球半数以上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经济总量不容小觑，经济价值的意义重大，前景广阔，这必然会引起大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大国因素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将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需要人民币国际化来支撑，反之，“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遇。大国因素的影响还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全球治理中，中国应该抓住个别西方国家从全球化中抽身的机遇，利用大国因素的积极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引导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

一、地缘政治领域的大国博弈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虽然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支持，但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风险与挑战，主要是东边面临美日澳等国的战略围堵和俄罗斯的战略猜疑。②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只是经济建设与互联互通，但难以避开地缘政治领域的大国博弈影响。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象中，“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地缘影响力，导致了欧洲地位的下降，使得全球战略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从海洋转向欧亚大陆，改变了欧亚地缘经济和政治的平衡，从而使美国陷入失去欧洲盟友和海上霸权的双重困境。美国这一思维定式是建立在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美国历史学家马汉的“海权论”，还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陆权说”（又称“心脏地带说”），或者是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都是在强调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美国的部分政客和学者以这些地缘政治学说为出发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战略，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产生严重威胁，“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海权论”思想指导下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举措，“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中国在“心脏地带”动员实力资源的举动。③ 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强化与亞太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崛起，从而保障本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总之，中国地缘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政治地理格局，引发了中美地缘利益冲突的加大，使得美方作出相应的地缘战略调整，并采取手段遏制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扩张。

早在2009年，美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准备“重返亚太”。2008年次贷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先后遭受重创，经济持续低迷，中国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却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参与新一轮的国家竞争时，美国明显感受到了挑战。因此，奥巴马政府采取“防范中国”的战略，具体表现为2012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3年升级为“印亚太再平衡”战略，这包括：在政治上，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在军事上，进一步加固和维持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深化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合作;在经济上，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大力主导TPP的建设。④ 特朗普政府又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其目的都是为从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及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因为美国的地缘经济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某些利益重合与冲突。东南亚国家作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重点，中国又与其中一些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因此中国在该地区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中国应该团结东盟国家及南亚次大陆国家妥善处理好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稳定并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从而化解来自美国的遏制和挤压。⑤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实质上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与拓展。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最新版《印太战略报告》，但完全出于美方战略利益的“亚太战略”基于各国对该战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仍然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阶段。

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助长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自此，美国开始采取拒绝态度并升级为破坏性活动阻碍“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封杀华为公司，胁迫其盟国弃用华为，推动西方国家制定新的5G安全标准，对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长臂管辖”，并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给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互联互通增加障碍。2019年，美方也沒有派高级别官员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都表明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竞争理念上升为战略竞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美欧等西方国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加剧了全球战略动荡，也深刻影响了当下处于关键转折阶段的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推卸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叠加政治选举的需求，以“疫情政治化”的手段“甩锅”中国，抓住病毒起源和命名等问题以地缘政治理念制造摩擦污名化中国，中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两国的战略竞争将持续化、体系化。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俄方正式接受并积极加入这一倡议，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质疑与抵触，到反对声音渐微但谨慎提防，最后是战略对接寻求合作的三个阶段。起初，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理解不明，官方和学界反应都很强烈，普遍疑惧，甚至不少批评和反对。该国一些学者将该提议视为中国的“西进战略”，片面认为它的本质类似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必然会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但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加剧，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以及国内石油价格暴跌等内忧外困的局势迫使下，俄罗斯经历犹疑之后“望东”寻求突破口，加快了“转向东方”的步伐。同时，中国也积极与俄罗斯相关部门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事项进行沟通并开展深入对话，在乌克兰问题上给予俄罗斯一定的理解，从而密切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俄罗斯也在积极地以“创造者”身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亚、东欧的部分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故俄罗斯的态度非常重要。应该说，当前中俄两国对“一带一路”建设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中俄不断提升的战略合作强化了两国的国际地位。2015年5月，中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这表明中俄两国将共同协商，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开展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16年6月，中蒙俄三国制定并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以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为指导，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草原之路”倡议。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签署更是对中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定位，即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中俄两国形成强有力的战略支撑。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体现了其在平等互惠的国际贸易上的适应性，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出于自身利益作出权衡以应对国际局势压力的背景。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与俄罗斯深入对接的同时，也应时刻保持谨慎冷静的态度，不仅要考虑“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项目的契合程度，以消解各方的忧虑，也要密切关注俄罗斯与西方的动向。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俄两国在疫情防控和救治、疫苗联合科研攻关及协调国际立场等方面开展了密切有效的合作，强化了双方的战略互信，诠释了没有国界的疫情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了新动力。我们应紧紧抓住当下的发展机遇，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未来双方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有利的政治氛围和增长契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为处理地缘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一带一路”倡议试图超越西方地缘政治中狭隘的“权力观”，寻求增进多边的理解与信任，注重实现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促进沿线的互联互通、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改变沿线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间“洼地”的状态，推动沿线地区的繁荣进步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国家中心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强调多个行为主体参与、多中心联动与转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者包括沿线国家、国际机构、区域合作组织、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商业行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为主体，各个行为主体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打破了单个国家视角的狭隘和某一方利益的局限。“一带一路”倡议反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海权与陆权的竞争与对立，更多强调海陆融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复杂的交通网络将海陆连接起来，旨在建立一个以商业法则和市场逻辑维系的连接海陆的、自由开放的功能区。

二、经贸领域的大国竞争

国际经贸领域摩擦，从短期来看是经贸纠纷，长期来看还是带有经贸战略意图的大国竞争。当前世界贸易格局中，存在着两大区域性特征显著的贸易中心，一个是以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主的大西洋贸易中心，它们因工业革命兴起，凭借海权立国，实力不断增强，另一个是由美洲、东亚、澳大利亚等地区形成的太平洋贸易中心，它们受益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又因“亚洲四小龙”而为世人所知。显然，这一贸易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⑥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已经明显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和外贸失衡的局面，并打压中国这一竞争对手，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11月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大力推动TPP的谈判进程，并在2013年6月积极开展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美国试图推动“全球贸易新格局”，削弱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退出TPP，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政治领导人对此也持消极态度。美国退出TPP以及全球战略的收缩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是利好：缺少美国主导的TPP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对成员国的吸引力明显减弱，更有利于中国与其内部成员达成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日本等国将会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FTAAP）等更积极地参与，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实施。2019年11月，李克强在出席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时宣布，RCEP的15个成员国（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结束全部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RCEP成功签订，中国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将RCEP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同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产生协同效应，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国家重大政策上的分歧，将会加大本国政策调整的成本，短期内没有大型的贸易协议与之抗衡，从而给我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出尔反尔的做法暴露了美国政治的弊端，这将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威信，使各国在与美国政府的交往中更加谨慎，从而增加对其竞争对手中国的好感，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但是，即使美国退出TTP，也不会彻底放弃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根据美国总統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及其团队构成，我们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是严重挑战。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捍卫美国主权、执行美国贸易法”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积极维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事务上的主权，对贸易伙伴更多地采取单边行动，而非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利用美国的经济杠杆打开海外市场”则是美国政府将最大化地利用经济杠杆，鼓励其他国家给予美国生产商公平、互惠的市场准入。“谈判对美国和世界贸易体系而言是更为公平、更为有效的新贸易协定”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更青睐双边的贸易协定，因为多边协定通常不能实现预期效果。美国将毫不犹豫采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措施，使其贸易伙伴遵循更高的公平标准，并对继续开展不公平贸易活动的贸易伙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于亚太地区，USTR计划继续保持与其合作伙伴强有力的合作以维持其区域影响力。对于中国这一最大的贸易顺差伙伴，特朗普曾在媒体中多次申明，如果不能和中国达成谈判，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在投资和高科技产品方面对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甚至不惜发动贸易战争。中美贸易摩擦实质上由西方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进而导致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摩擦。2019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2019创新经济论坛上对中美双方关系作出了新的诠释，虽然以“冷战的山脚下”来说明分歧的严重性，但并非不能重建，希望贸易谈判为两国之间的政治战略服务。中美双方已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前期政策的不确定性恶化了商业和消费者情绪，使得两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两国经济，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第一阶段承诺能否执行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大变革背景下，中美关系愈加紧张，双边关系恶化态势超出预期，是否会上升至中美脱钩，还取决于我国的应对策略，以及两国政府对事态发展的动态评估。在美国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其他国家进行持续经济打压，对多边体系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背景下，疫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面临重塑，“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

从中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以新的方式在发展，新的全球自由贸易格局持续发展，中美经贸摩擦加剧趋势已难以避免，但疫情并不会停止全球化的进程，贸易摩擦和争端也将会进一步加快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和调整。在这个颠覆性的变革时代，中国企业应积极应对两国的贸易摩擦，捍卫自身权益，同时更需要未雨绸缪以防范摩擦升级。增强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利用好WTO等相关贸易规则和协议，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企业应当把这些外部市场的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的动力，利用企业的自身优势，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快内部产业转型和升级，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也应继续积极开展与美国高层的对话，深化两国经贸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机遇，通过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强化产权保护等措施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推动国内体制、规则和标准不断与国际接轨，以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应加强与东盟、非洲和南美的贸易关系，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三方合作”。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高达9.27万亿元，增长10.8%，占进出口总值近30%，东盟也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表明“一带一路”作为发展中国家居多的经济大走廊，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且我国与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性明显，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这种产业态势的结合，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RVC）的形成，也有望通过中国在RVC高端产业的控制力提高在全球价值链（GVC）的分工地位，实现从嵌入GVC到主导GVC的转换，打破美日欧发达国家对GVC上游控制和我国“低端锁定”的局面，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⑦

三、大国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和国际化的影响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黄金非货币化、汇率浮动市场化的特征。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及稳健的国家信用基础，使美元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支付结算货币、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然而，美元在发挥维持世界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核心作用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实行货币霸权的重要工具，使世界各国对美元既依赖又被约束。⑧ 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由于自身较为脆弱的金融体制，深受“美元陷阱”的种种困扰。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长期掌控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逐渐不能适应及应对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后，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失职更加凸显出现存金融体制的弊端。⑨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为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争取更多的权益，为建立更合理的货币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中国2009年为顺应国际市场需求而启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拉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而我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机遇。

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会受到美元强有力的阻击。特别是近年来，美国频频无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特朗普政府更是声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试图施压人民币升值并让美元贬值，以减少来自国内就业、贸易逆差和政治等方面的压力。2019年8月4日，在市场作用下人民币汇率跌破“7”元，随后5日，美国财政部以此为由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一标签并不符合美国财政部对汇率操纵认定的量化标准，只是美国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加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此外，特朗普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号召美国在外的投资企业回迁，采取限制融资等手段吸引海外资金回流，并以重税威胁的政策主张导致在中国的美元资本回流。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相互强化，进一步影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国际格局，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诸多挑战。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前提，它将在金融上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支持，通过金融开放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对外输出以人民币为载体的资本和产品，将有利于提高国内各部门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结算提供便利，从而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以人民币作为結算货币，将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引发的汇兑损益，提升对金融风险的抵抗能力，节省大量资金和交易成本。⑩ 反之，我们也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大宗商品结算、基建融资、跨境电商等领域有所突破。随着人民币在沿线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争取在境外构建一个深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套期保值、风险对冲、融资的功能，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具体实现路径上，一是针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建领域存在的巨大融资需求和资金缺口，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在吸引外资以及推动地区金融合作的作用，为人民币成为基建融资的主流货币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二是抓住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机遇，持续推动对我国商品的有效需求，并吸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驱动产业的过剩产能，进一步利用主要的大宗货物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期货交易产品，积极发展具有价格发现和避险功能的期货交易所。三是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挖掘跨境电子支付系统的巨大潜力，促进人民币在跨境电商中批发和零售环节的国际性使用，从民间层面提升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认同感与接受度，自下而上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从贸易和投资两大方向，大力营造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环境，形成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体系，使我们在面对美元的周期波动中做到未雨绸缪，真正弱化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预期的反馈效应，同时构建一套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目标的金融体系，以期提高人民币自由程度。

四、大国责任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最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纵观2019年，从中美贸易战、日韩贸易争端，到中东乱局、美国接连“退群”，再到欧洲政局不稳（英国的曲折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加上欧洲难民危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重大风险事件与“不可逆转潮流”的全球化趋势明显背道而驰，世界处于复杂和矛盾的变革和调整之中。究其根本，是深刻的全球利益分配问题。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技术等移动较快的生产要素明显比低端劳动力等较难移动的生产要素获利更多，这就导致利益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这种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更加凸显，量化宽松的治理方式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化，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矛盾和危机，如全球经济低迷，宗教文化冲突、移民冲突不断增多。以英国脱欧为例，英国国民支持“脱欧”的最大一个原因是担忧原有的公共福利被大量移民分享而变得稀缺，政客借机以利用反全球化力量、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为自身的狭隘利益服务。然而，当部分西方国家从全球化中逐步撤出，国内政治上呈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际政策上推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时，中国更应该充分发挥不断提升的影响力，量力而行地在相关精准的领域举起全球化大旗，阻止反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蔓延，发挥我国中流砥柱的作用，推动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完善。

2019年，习近平先后7次出访，主持4次主场外交活动，全面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和中国大国担当。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性大市场，旨在推动这些国家软硬实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自主权与发言权，从而打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垄断局面。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外交思维，以此来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构建新型的全球开放合作格局。欧美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和对下层人民的剥削之上，时至今日，有些国家依然借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利用军事优势、话语优势和金融优势，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通过不平等的方式来谋取利益。与之相反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开放包容的精神，追求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建立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欧亚非之间的经济融合。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带动全球经贸规则的变革，为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的权益。当前，全球经贸秩序在各个层次、结构体系和规则制度上都迫切需要调整与变革，WTO 框架下的全球经贸规则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美欧试图主导的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也只是对旧体系的一种粉饰，最有增长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始终缺乏与其身份相称的话语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积极地促进更加合理的全球经贸规则的形成与发展。现阶段我国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一种实践，贸易畅通的重点是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通过自贸区的扩大，将逐渐成熟的区域贸易规则扩展为多边经贸规则，进而形成更加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规则体系，使这些国家能够深度参与并融入全球化。最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将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它们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基础，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改革的迫切愿望。目前人民币也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储备货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无论是在大宗商品交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还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上，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结算和投资功能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人民币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首选货币，进而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輱

这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推进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层次变革。中国政府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派遣医疗队和捐赠医疗物资等多种方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国际援助，并向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捐赠资金支持开展新冠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战“疫”贡献了中国力量。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在国际疫情防控中的大国担当，提升了亲和度，强化了沿线各国合作抗疫的意愿，为沿线国家疫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代提出的一项宏伟计划，顺应全球化潮流。大国是国际格局构成的主要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既要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治大国若烹小鲜”，在研究和处理大国关系时，要制定出周详的对策，知己知彼，尊重不同国家宗教、文化、社会习俗，处理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关系。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大国利益多元化和竞争的常态化，根据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最大化地利用大国因素的积极面，尊重既有秩序坚持国际规范，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问题和挑战，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我们应该稳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持续发挥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向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制度公共产品，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凝聚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从而推动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形成并推动疫后全球经济复苏。

注释：

① 刘再起：《“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美俄经济关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9期。

② 肖炼：《“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

③[美]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④ 金灿荣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

⑤ 曹筱阳：《中美博弈：“亚太再平衡”与“一带一路”》，《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4期 。

⑥？輱 李丹、崔日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经济学家》2015年第8期。

⑦ 魏龙、王磊：《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

⑧ 刘瑞霞：《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走出“美元陷阱”》，《金融论坛》2015年第7期。

⑨ 陶士贵、陈建宇：《国际货币陷阱、被美元化及去美元化——兼论国际货币新秩序构建中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财经科学》2015年第8期。

⑩ 曹卫东主编：《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7页。

陈雨露：《“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15年第19期。

严瑜：《大国外交展现大国担当》，《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1月18日。

作者簡介：刘再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俄罗斯乌克兰研究所所长，湖北武汉，430072;肖悦，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