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  要：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翻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译者通过灵活使用翻译策略，以创造性叛逆形式充分发挥主体性。本文分析了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以及特点，探讨了在葛浩文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对个性化翻译，误译与节译的应用。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生死疲劳》

作者简介：肖梦琳（1994-），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01

2012年，莫言作为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以动物的视角叙述了1950-2000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改革的希望。一些中美媒体称葛浩文为“莫言首席且唯一接生婆”，有评论说，若没有他的译本，莫言在西方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他对莫言作品走出国门居功至伟。与此同时，葛浩文先生的翻译观引起热议，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正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 ，使得“背叛”与“重写”成為必要的手段 ，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葛浩文在《生死疲劳》的英译本中，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出现了大量的创造性叛逆。

一.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

传统的翻译理论更注重原作和原作者，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很多人称译者为“舌人”，“媒婆”，“戴着镣铐的舞者”等，译者不仅仅服务于原作者，还要服务于目标语读者，无论是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还是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论”，强调的都是一种文本意识，要尽量克服客观因素，准确并且最大限度再现原文，译者的地位比较被动。（穆雷，2003：12）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 2003：22）20世纪90年代，译者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创造性叛叛逆就是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鲜明例子。

“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于1958年提出：“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在埃斯卡皮看来，“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语言环境和语言外壳的转换。

二.《生死疲劳》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创造性叛逆

1.个性化翻译

译者首先是受一种特定环境影响的人，其审美，价值观，文化信仰以及思维方式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受到所属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其自身翻译过程中，会带有某种文化倾向，或者倾向于目标语文化，或者倾向于源语言文化，这决定了译者采取哪一种翻译策略。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是译者主体性最明显的体现。

例一：

原文：“什么干娘、湿娘，我们从来不搞这一套庸俗关系。”我将一杯龙井茶放在她面前，说，“随便叫，别听这个乌鸦嘴的—你好像在新华书店工作？”（莫，2012：414）

译文："Nominal mother， normal mother， those vulgar views of relationships never played a role in our family. " I placed a cup of Dragon Well tea in front of her. "Call me whatever you like. Dont listen to this guy. I understand you work in the New China Bookstore. " （Goldblatt， 2012： 401）

原文中的“干娘”、“湿娘”运用了仿拟，故意模仿套拟某种既成的语言格式，多用于讽刺嘲弄。莫言通过对个别字或词的改变创造出一种新奇陌生的文学效果，但英语是拼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葛浩文在译文中，充分发挥主体性，采用个性化翻译，将此译为了“nominal mother， normal mother”，采用了押头韵的修辞，构成仿拟效果，让读者很容易接受原作中莫言想要表达出来的讽刺效果。

例二：

原文：他是我从关帝庙前雪地里捡回来的孩子。（莫， 2012： 10）

译文：He was an orphan Id found in the snow in front of the God of War Temple and brought home with me. （Goldblatt， 2012： 10）

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注重目标语读者的文化环境。汉语文化中的关帝庙是指为了供奉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关羽而兴建的，中国读者熟悉关公是三国时期著名武将，被称为“武圣”，但是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就不会很熟悉，若是直译，还要加上增译，译成“God of the War”符合西方文化环境，也容易理解。英译本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译者把“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直接译成了“stubborn”;将“硬汉子”译成了“an iron man”，这样的归化翻译避免了西方读者的误解。

2.误译

例三：

原文：金龙的设想是把那些肮脏的沂蒙山猪统统用碱水洗三遍…… （莫， 2012： 243）

译文：Wash the pigs three times in salt water... （Goldblatt， 2012： 243）

莫言原作里面用“碱水”来给猪消毒，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习惯就碱水清洗脏东西，但是这里，译者采取误译的翻译策略，将此译成了“salt water”（盐水）。由于中美地理位置的不同，美国的土壤中含有更多盐物质，因此美国人更习惯用盐水消毒。译者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客观基础上，将此译为盐水，更有利于目标语读者接受原作内容。

例四：

原文：你还是我娘的干儿子、我的干兄弟呢！（莫， 2012： 108）

译文：He was my mothers “dry” son， my “dry” brother. （ Goldblatt， 2012： 119）

这句对白出现在蓝解放和莫言吵架，莫言嘲笑讽刺他的时候，汉语文化中，“干儿子”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疼爱有加的男性，“干兄弟”是指与自己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在这里蓝解放讲出这句话是为了讽刺莫言，也体现出了他的焦虑与愤怒。葛浩文在这里直接译成了“dry”，看似误译，但并非如此，“dry”这个词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它的反义词“wet”，这个词在英语俚语中有很多含义，一方面，“wet”是一个贬义词，例如在句子“You are all wet.”就是“你错得很离谱”，另外“wet”这个词带有很强的性意义，是一种下流字眼。这样也有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原文内容。

例五：

椅子旁边，是八仙桌，……墙里藏着五十两重的银元宝四十个…… （莫， 2012： 141）

译文：Next to chat chair was an octagonal table on which I kept my writing brush，...Behind the scroll was a hollow in which forty silver coins weighing fifty ounces… （Goldblatt， 2012： 45）

原文中的“八仙桌”和“银元宝”分别译成了“an octagonal table”和“silver coins ”，这样存在一些错误，八仙桌指的是指桌面四边长度相等的、桌面较宽的方桌，大方桌每边可坐二人，四边围坐八人（犹如八仙），故中国民间雅称八仙桌，但是“octagonal” 是八角的意思，存在一定误差;中国文化中“元宝”像小船，但是译文中的“coin”指的是“硬币”，两者之间相距甚远。这种误译体现了中西方之间鲜明的文化差异。

3.节译

例六：

原文：想不到她竟然能唱那么多的样板戏片段。她唱阿庆嫂的唱段，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她唱李铁梅的唱段，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莫， 2012： 175）

译文：That she had a fine voice and knew the music from so many revolutionary operas took everyone by surprise… （Goldblatt， 2012： 178）

有意的漏譯就是节译，译者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省略了这一段的翻译，因为外国读者并不像中国读者一样清楚，阿庆嫂和郭建光是中国著名京剧《沙家浜》中的主要人物，而李铁梅和李玉和是京剧《红灯记》中的主要人物，这两组人物在剧中配合默契，互帮互助，莫言用这几个人物暗示互助和金龙的关系，为今后他俩的婚姻埋下伏笔。外国读者要花功夫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若直译，还要加上增译说明，译文会显得啰嗦冗长，节译也能为读者留下悬念，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例七：

原文：常言道：‘螃蟹过河随大流，‘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顽固不化，不要充当挡路的石头不要充当硬汉子……（莫， 2012： 23）

译文：Stop being headstrong， an obstructionist. （Mo， 2012： 24）

译者直接省去了“螃蟹过河随大流”“识时务者为俊杰”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口语化的语言，为了译文易懂，译者同样选择有意识漏译。

三.总结

译本中的个性化创造体现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也决定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行为。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活泼的元素，其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译者应该在熟练应用翻译技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Howard Goldblatt.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8.

[2]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 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24），22.

[4]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