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创造性探索

王相坤

1956年初，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了几年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中共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摆在中共面前。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和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实现这一思路的举措之一，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解决好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使农业更好地为实现工业化服务。

以农业为基础，解决吃饭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的第一个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这里讲的“养活工人”就是解决吃饭问题。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第一，解决“吃饭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低要求，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就是肩负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走上政治舞台的，也是通过土地革命、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土地”这个劳动人民的生存命脉，迅速开展土地革命，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的支持关系人民政权的巩固;农村的稳定对城市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关系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三，“吃饭问题”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还有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及猪、马、牛、羊、鸡等畜牧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以农业为主体的农林牧副渔五业发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农业的发展对工业影响极大。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

第五，农村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

如何发展农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引导农民走合作化、农业走机械化道路

毛泽东出身农民，对农业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认为中国农民要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经历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第一步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自己的劳动成果真正属于自己所有。这一步，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完成土地改革后，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是通过合作化运动，走集体化道路。这一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中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条道路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农业工作的方针就是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1953年12月16日，中央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第一次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作了明确的表述，即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指导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并提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重要观点。

合作化的道路，给国家的农业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即实现机械化。农民要产出更多的粮食，必须打破分散生产、个体经营的传统模式，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而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之后，必须依靠大机器，实现机械化。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从农业机械化与国家工业化的相互关系上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后来被概括为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目的是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农业机械部成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决定：“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1966年7月，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确定了农机化发展计划、地方“五小工业”政策以及农业机械“三为主”（农业机械制造业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型为主、购置及经营农业机械以集体为主）的方针。1971年8月16日，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并就农业机械化发展路线、方针、规划、投资、政策等方面作了系统安排。1978年1月4日，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召开，明确要求全国大部分地区耕、耙、播的机械化程度要达到70%左右，才算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对推进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为1980年以后我国农业机械化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

在农村实行不同形式的农业承包责任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开始了探索。1957年2月14日，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包工包产的指示》，揭开了安徽探索农业包工包产的序幕。除安徽外，还有一些地区搞过“按劳划片，包产到户” “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以及“地段责任制”等几种生产管理上的责任形式。同年9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经营管理中的这些新形式，对于巩固合作化成果、在集体经济中切合实际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有利的。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一文中也指出：“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1961年，在广西、广东、河南、湖南等省区，凡属灾情严重、生产破坏、缺粮饿饭的地方，都先后采用了包工、包产等办法。河南省一些地方将因灾害而抛荒的部分集体耕地，在一定时间内借给社员自种、自收、自管口粮，等约定期满，再收回集体耕种，实际是一种向农民承包口粮田的做法。在三年困难时期，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在全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课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遵循，必须在实践中通过艰苦的探索才有可能获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是从以苏联为鉴开始的。1956年取得的初步成果是提出《论十大关系》和召开党的八大。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同时国内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这一年年底，应苏共中央邀请，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和主要的意见都得到各兄弟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宣言。它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莫斯科，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现在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上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下降。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10年到15年的和平时期。经过15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回国不久，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介绍莫斯科会议情况，同时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从此，“赶超英国”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开战，向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宣战。再后来，就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就安徽来讲，1958年全省粮食生产实际产量只有176. 9亿斤，到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紧张和严重缺粮。1960年，全省粮食继续减产， 总产只有135亿斤。农民除了那一点口粮，别无谋生途径。从1959年冬天开始，农村中非正常死亡现象随处可见，耕牛、农具大量减少，耕地大面积抛荒。党的文件和历史档案中都记载着，全省农村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严重情况。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从工业生产计件工资制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得到启迪，决心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入手，闯出一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路。

1961年1月8日，安徽省委常委郑锐、张柞荫向曾希圣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饿、病、逃、荒、死更趋严重的情况，这使曾希圣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再一次提出，要毫不动摇地搞包产责任制的试点。这就是后来在安徽全省推行的“责任田”雏形。

2月14日，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可否考虑试行“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一是社员承包，二是联产计酬。大家对曾希圣的观点表示支持，但也感到这样做有一定风险。为了稳妥，曾希圣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答复这个办法不能推广，每个县先搞一个点试验一下。2月16日，曾希圣召集省委调研室主任和办公厅有关人员组成试点工作组，并告诉大家：“你们不用担心，试出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于是，就选在合肥市郊的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莊生产队进行试点。

南新庄的试点就像星星之火，立刻在江淮大地成燎原之势。不到一个月时间，合肥市的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责任田”。

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了在会上向毛泽东汇报安徽情况，曾希圣组织人员起草了《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草案。到广州后向有关同志征求意见。陶铸说：“曾希圣在做一副大牌，可能赢得满贯，也可能输得精光。”

一天上午，曾希圣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安徽试行责任田的由来、主要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听说实行责任田能够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件大事。”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曾希圣立即打电话给安徽省委，传达毛泽东“可以搞”的意见，他们决定在全省扩大试点。

曾希圣推行“责任田”，在安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广大农民称之为“救命田”。正是因为得到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曾希圣确信“责任田”是正确的。

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京途经蚌埠，接见曾希圣。曾希圣再一次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有关情况。他把责任田和评工记分这两种办法作了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能增加粮食产量。他还对自己和安徽的工作作了深刻的检查。他说：“我们省委有两个错误是方向问题，一是把减产当成增产，二是把农村里本来是‘左倾当成右倾来反。”毛泽东听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送走了毛泽东，曾希圣立即赶赴岳西县石关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他向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可以普遍推广”责任田的指示，并部署了具体措施。从此，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到这年的8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0.8%，10月中旬又增加到84.4%，12月底达到90.1%。

由于“责任田”符合客观实际，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仅仅试行一年就大见成效。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80多亿斤。河南、山东、江苏等灾区的农民纷纷到安徽购买粮食。一时间， “责任田”大有冲破省界、席卷全国之势。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當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露不同意搞责任田的意思，所以安徽省委决定1962年继续干下去。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曾希圣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尽管责任田只是试行，并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尽管实践证明责任田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被千百万农民称之为“救命田”，但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调离安徽，标志着“责任田”的夭折。

安徽的“责任田”被叫停，但中央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1962年6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专程到广西龙胜县调查那里反映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调查后还召开了有广西区党委、桂林地委、龙胜县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这是和党的要求一致的”“由于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水平都下降了。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方法，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集体经济只要坚持几条必要的原则，形式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必要的原则包括：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计划统一安排;三是劳动力统一调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这个座谈会记录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在向全党批转这个被称为“龙胜调查”的文件时写道：“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1962年7月25日至8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在农业方面起草并讨论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讨论中，在农村工作方面围绕着经营管理、包产到户、借地、副业生产、林业等13个问题展开。在这次会上，对提倡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建立生产责任制的邓子恢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北戴河会议之后，在批判“单干风”的形势下，由农民群众自发搞起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风行一时之后中断了试验。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农业承包责任制，虽然时间很短，但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正是因为有了早期的各种形式的农业承包责任制，才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对发展农业的深刻认识，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受到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抓住农业这个经济工作的命脉，采取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使一度遭到错误批判的各种形式的农业承包责任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以农村的改革开放推动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实现工业化，建设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工业化与小康社会是什么关系？小康社会在它的最初阶段多表现为农林牧副渔五业充足，但不管是“小康之家”还是“小康社会”，有饭吃仅仅是生存的最低需求，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有学上等等，而这些都需要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工业化对国家兴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重大意义。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举办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我们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实现国家工业化”被明确地写在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其中，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这是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毛泽东称这是“统筹兼顾”的方针精神。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辅助其发展。这是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对这个表述作了微调，主要是在完成的时间上。因为毛泽东在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提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指标，指出：“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现在我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达到70%。”就是说，当时我国工业化率仅达到28%，要从28%达到70%，困难的确很多，所以把“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改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但毛泽东提出“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的完成时限也是有根据的。首先是参考了苏联完成工业化所用的时间，然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共15年完成，如果再加上3年过渡期就是18年。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下半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很快就要进入全面建设时期的情况下，“一五”计划有了轮廓草案。草案提出“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中心環节是重工业，工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48.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5.71%，农业总产值增长44.76%;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面积1957年将占总面积的30%～40%。这些指标的安排显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

为了增强“一五”计划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代表团由周恩来任团长，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及各部门专家共30多人。

从1952年9月至1953年4月，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领导下，同苏方进行了反复研究磋商，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1953年5月15日晚10时，中苏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李富春、米高扬分别代表所在国政府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文本上签字。其主要成果是苏联援助中国新建与改建91个项目，主要包括钢铁、冶金、机械、化工、发电、医药等方面的大型企业。另外，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时，与斯大林敲定了作为第一批项目的50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时签定第三批15个项目协议。此后，中苏双方又陆续签订18个项目，经过反复调整，最后确定154项。因为“156项工程”公布在先，故仍通称为“156项工程”。“156 项工程”的建设在经验、技术、人才、制度等几个方面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指导性经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了使中国能够尽快掌握新建和改建企业的技术，苏联政府接受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派遣了大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中国指导工作。

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苏方的意见，提出关于“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意见，很快向中央上报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提纲草案）》。1954年3月，中共中央又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领的八人工作小组。在李富春等人领导下，国家计委组织人员经过认真仔细测算和反复讨论修改，如期完成了计划草案初稿。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这个草案。7月5日至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同意李富春所作的报告，审议并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

“一五”计划的核心是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实际建设的150个项目，绝大部分是1952年至1957年间开工，在1955年至1962年间陆续建成投产的。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经过建设者3 年艰苦奋斗，中国第一家现代汽车制造厂终于在长春诞生。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经过4年的建设，于1959年11月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1954年，我国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开始施工，1958年建成投产，该厂生产的青霉素基本满足了国内需求，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总之，“156项工程”的实施，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建设效果最好、发挥作用最大的工业化建设成就。仅就“156项工程”中的民用工业106项工程来说，花费156.09亿元人民币，就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5年的努力奋斗，到1957年底，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1957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占全国手工业者总数的90%左右;私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到1‰，私营个体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只占3%。在基本建设方面，5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15.3%。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在工业方面，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一五”计划15.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轻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9%。同时，重工业也超额完成“一五”计划，1957年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其中钢产量1957年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两倍，为原定计划的137%。煤炭产量1957年达到1. 31亿吨，比1952年增长近一倍，为原定计划的110%。在农业方面，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达到“一五”计划规定指标的101%。

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加速作用。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58年至1962年）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编制完成的。党中央认为，编制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实事求是地估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⑴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⑵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⑶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⑷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⑸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时，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費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在提交中共八大审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推进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但由于急于求成，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加之三年自然灾害，我国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后来又下很大功夫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实际上不仅没有加快发展速度，反而影响了发展速度。尽管如此，我们在科学技术、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还是实现或部分地实现了“二五”计划目标。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早有清醒认识。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会见科技界代表时说：“你们都是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1950年8月1日，毛泽东签署《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工作，已经开始。为了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自1950年至1953年，以李四光、华罗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约2000名留学生回到祖国。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在清醒看到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革命性变化和中国的巨大差距后，报告提出了“我们走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及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至两年的学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这次会议后，我国就启动了“两弹一星”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

1959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明确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翻滚着的巨大蘑菇云在西北大漠罗布泊的上空腾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这一颗原子弹不仅震撼大漠长空，更震惊了全世界。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当量30万吨。1967年6月17日，由飞机空投的33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标志着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任务，经过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终于完成。“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创举，使我国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增强了国防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197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三五”计划。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建议“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加强基础工业，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继续提高产品质量;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当时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

这时候，中央开始考虑三线建设问题。其背景是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试爆成功，为了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的计划已进入最高决策层。5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三五”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他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北京出了问题，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5月28日，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筹划“三五”计划的讨论扩大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的范围内进行。因为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战略思想，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如何进行三线建设的布局进行讨论。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形成的共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这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第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线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由于迅速启动三线建设，原来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作出重大调整。首先确定的是《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个计划草案于1964年10月30日经中央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接着于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提纲（草稿）》。《汇报提纲》提出总的方针和任务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的交通运输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在基本建设方面，提出要综合考虑战争、灾荒、人民这三个因素，基本建设规模不能搞得过大，必须留有余地;规模小一些，少搞些项目，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具体安排是：建设攀枝花、酒泉两大钢铁基地，投资18.1亿元;在西南、西北，建成为国防工业服务的迁建和续建的重庆、昆明两个钢铁厂，四川江油、重庆、贵阳、西宁4个特殊钢厂，宁夏石嘴山、四川江油2个金属制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遵义薄板厂和6个配套项目，投资共15亿元;续建武钢、包钢、太钢，5年投资18.5亿元;建设一二线的河北水厂，江苏梅山、海南岛、马鞍山凹山等铁矿和辅助原料矿、铁合金厂，湘潭的钢丝绳厂等。在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提出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700亿至2750亿元，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为700亿至750亿元，年平均递增5%～6%;工业总产值为2000亿元，年平均递增8%。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提出要普及小学教育，继续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重点要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到1970年达到每个大队有一个文化室（或俱乐部），70%左右的大队能够收听到有线或无线广播;卫生事业的重点要转向农村，到1970年争取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不脱产卫生员，每个大队有一名半农半医的医生和一名接生员。在人民生活方面，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到1970年达到737元，比1965年增长12%;农民的收入也要有较大的提高，使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1965年增长15%左右。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三五”计划中的三线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结合的战略大后方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在国防科技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基地。

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没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但却为后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物质基础，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在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之后，接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成就斐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29年间，我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从教育事业发展看，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从医疗事业发展看，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从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看，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从体育运动看，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

《联合国世界经济年鉴》指出，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GDP总量排名第8位，在1949年时中国仅排名第104位。到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0位，人均190美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均27美元相比，增长了许多倍。这时全国人口9.63亿，尚有2.5亿农民处于未解决温饱的贫困状态，一方面，说明我们在建设小康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减贫几亿人;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建设小康社会还任重道远，必须使2.5亿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