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孩子”

康辉

如果说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确实属于一种夸奖的话，那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确实常常得到这样的夸奖。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都是老师眼中理所当然的好学生，同学家长眼中理所当然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毕业前夕，我作为值日生去打扫校荣誉室，里面满墙的奖状、锦旗，我看了看，几乎每一项荣誉的取得都有我的参与;初中毕业，我的中考成绩排在全市前五名，几所重点高中随便挑;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也是意料之中地好，搞得班主任直后悔不该图保险把能加分的市级“三好学生”的称号给我，如果给了别的同学还能再提高一点升学率。几乎每次开家长会，爸爸妈妈总被问及：“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通常，他们会一边故作矜持地谦虚几句，一边绞尽脑汁地编几句所谓教育经验，以防有故意不与人言的嫌疑。但其实，父母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学习，在他们看来，我似乎是那种天生不必大人操心的小孩。

但作为“别人家的孩子”，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未必看到我在努力满足成年人期待的同时，也在偷偷固守着自己的小世界。今天，我更想回忆并记录的，反而是一个带引号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不太合格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写作业、装病不上学、请假出去玩、帮着别人作弊……这些理应是“坏孩子”的劣迹，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都干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生的课业负担远没有现在这样重，可每天抄写字词、演算习题，这些重复性工作在一个小孩看来，仍旧是可怕至极。我经常一边抄写，一边腹诽：“这些我写两遍就已经学会了的东西，干吗要没完没了地写下去？”有时候当天留的作业有不少和前一天的作业内容重复，于是，我会仗着自己在老师心中留下的“永远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印象，偷偷把作业本上前一天有老师批改打分痕迹的那一页（通常都是作业的最后一页）撕掉，保留前面与今天作业一样的部分，只写最后一页，第二天当作新的作业交上去时，竟屡屡成功，从未露馅。不知道是我改头换面的技术真的高超，还是老师从未料到如我这般的好学生也会搞如此的小动作。

大概每个“好学生”都被派过这样的任务，和“差生”做同桌，要“一帮一，一对红”。我被派去帮助好几个留过级的同学，他们除了功课差一点，其他都挺好的，体育好（这是我自小就最羡慕的）、动手能力强、讲义气等等，不一而足。我唯一要帮助他们的就是提高成绩，平时讲例题、提醒上课听讲、督促课后做作业，这些都不在话下。到了考试的关键时刻，我还会把做好的试卷特意往旁边挪一挪，以便有人临时需要“参考”。这可是关系到成绩出来之后，这些“差生”会不会被老师请家长的大问题，现在不两肋插刀，更待何时？所以，被我“帮助”的同学成绩总会提高一点，老师很满意，还会表扬我们。如果那时候知道成绩是这样“帮”出来的，老师估计会被气歪了鼻子。

在平坦也平淡的初中阶段，除了些许“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烦恼，我还是那个按部就班的“别人家的孩子”。少了些小学时蔫蔫的淘气，倒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懂事了，只是觉得小时候的那些营生已太过幼稚，何时才能经历些不寻常的事呢？

后来我进了高中，倏忽间感觉自己已经是个能做主的大人了，对父母的唠叨、老师的要求，嘴上答应得痛快，可心里有120个不愿意，总觉着按自己的想法来才是好的，无比期盼着有机会能放飞自我。终于，高二的下学期，八九个同学纠集在一起，策划了人生中第一次没有老师、家长带着的，完全独立自主的“走向远方”。

期中考试前，我们就计划在最后一科考完当天去登泰山，一览众山小，多么意气风发！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向家长报告的是“大队人马集体出动，完全没有安全问题”。整个期中考试，我们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最后一科是数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早交了卷，打起背包就出发。从石家庄到泰安，一夜火车倒也顺利，早上到达的时候，天气好极了。我们从山脚下的岱庙游起，走走看看，从清晨到傍晚，终于登上了南天门。迈上最后一级台阶，背包一扔，回首向来踏过处，顿觉人生得意不过如此。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全程徒步登泰山，如今即便再有機会，恐怕我也没有那样的脚力了。第二天一早，日出东方，我们雀跃着留下了一张合影，尽管摄影的技术很差，万道霞光的背景上，每个人的脸都黯淡模糊得一塌糊涂，但青春朝气还是止不住地透了出来。

几天后回到学校，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我们几个人的数学成绩，齐刷刷地没及格——很明显，答题的时候心思早飞越千山向东岳了。老师望向我们几个，特别是望向几个“好学生”时的表情，简直是痛心疾首。我垂头丧气了没一会儿，转眼心底那点儿窃喜又冒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完成了一次“壮举”。

高中时，我还创造了一项自己的人生“壮举”，只是如果放在档案里，那恐怕算是污点。那是1988年，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尔（时称“汉城”）举办。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出征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大放异彩，自然使国人对汉城奥运会寄予厚望，我们这群正值花季的少年更是热血沸腾。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很多同学早就计划一定要看电视直播，可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高三了，要旷课去看电视？简直是天方夜谭。当天一早，年级主任就在各班巡视，严防死守，预防学生溜号。可学校越是这样，越是激发了我们反叛的劲头，越是一定要达到目的，甚至把这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斗智游戏。现在我已记不清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总之最后我们“胜利大逃亡”！

当大家聚集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为《手拉手》的旋律激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迎接我们的将是何等严厉的处罚。下午，一到学校，班主任就宣布，所有旷课看电视的同学必须写深刻的检讨，第二天在全班宣读，通不过就不允许上课。我至今仍记得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大概他很难相信如我这般的“好学生”竟然也如此大逆不道。于是，我写了人生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检讨书。为了过关，我在纸上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可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没错，对奥运会的关注难道不是比一两节课更重要吗？它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眼界更广，而不仅仅着眼于书本。当我为奥运欢呼喝彩的时候，我可是在领略全人类的宝贵精神啊。

这份检讨书最终还是没有派上用场。也许是因为当天旷课的同学太多，法不责众;又或者学校也觉得与其责罚不如引导。我就此更加认定了自己的“正确”，并把关心奥运会当作每天除功课之外的第一要务。只是没想到，那一年的中国代表团惨淡地“兵败汉城”，李宁从吊环上踉跄落下时的落寞眼神是我对1988年最为深刻的记忆，自然也有“旷课等来的却是这种结果”的不甘。不过，也就是从那一届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开始学会更理性地看待奥运会，学会更加注重奥运会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金牌。这个国家也在成长，就像我们这些少年一样。

当年，我一直在努力做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只是不想让这个光环变成枷锁，不想丢掉一点自我的小快乐，不想未来的人生都由别人来规划和书写。况且，那时候我便隐隐觉得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会有很多毛病，被夸奖的次数多了难免骄矜，被纵容惯了难免自私，被期望高了难免失意。幸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有如许斑斑劣迹，它们平衡了我的成长，没让我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