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中国留学生的家国梦（上）

玉然

一百多年前，一纸《辛丑条约》给中华民族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几年后，作为这一条约的后续，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庚款留学活动，让古老的中国在屈辱中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一批批学子负笈西学，化大耻为大勇，孜孜以求，成为日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股力量。

这条留学之路是如何促成的？那一代留学生在异国有着怎样的遭遇，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碰撞？让我们走近这段特殊的历史，探寻那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09年10月，在赴美的“中国号”邮船上，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心绪随着太平洋的海浪澎湃起伏。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来得及伤悼脑后刚剪掉的长辫，便踏上了漂洋过海赴美留学的征程。

他们是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此后的几十年里，还将有数千名学子负载厚重的家国梦想紧随其后，成为百年中国教育史上一群特殊的存在。

这是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留学之路？

退还不实庚款用于办学

时间回溯到1900年，农历庚子年。该年年初，慈禧太后企图借助义和团“灭洋”，引发了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皇西逃，京津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而后，在来福枪与加农炮的威胁下，大清历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是为“庚子赔款”。

此条约一出，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一片沸腾。如此巨额的赔款给了风雨飘摇的大清财政沉重的一击。面对悬于头顶的债务大山，中国人民不堪其重，减免、废除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列强哪肯放弃到手的肥肉？

就在此时，一个不太“合拍”的声音出现——

1902年，清廷公使梁诚（1864年—1917年，广东番禺人）出访美国。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曾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梁诚作为第4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6年。1881年奉召回国，后在外交上展现突出才能。他此番远渡重洋故地重游，是代表清政府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讨庚款“还金”还是“还银”的问题。

交谈之时，梁诚提出：中国“财政支绌”，若要一概以金代银偿还，“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后果不堪设想。海约翰听后长叹，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这一细节立即被梁诚机敏地捕捉到，他马上调转方向，开始对美国实际损失进行核查，并不失时机地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之间游说，要求核减退还不实赔款。

经过梁诚等人的交涉，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國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前提是清廷必须先缴付，美方再以“施舍办学”的方式退还。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留学生，直到将退款用完为止。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的由来。

海约翰为何会主动说“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美国又为何如此好心，促成庚款留学？

这涉及美国对华微妙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谈判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将损失虚报两倍;二是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美国没能做成“好人”，却从中获取了两倍于实际损失的赔偿。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维持一个“领土完整”的贸易市场作为其商品的倾销地，比粗暴地瓜分和掠夺更有吸引力。他们在游说列强时的“指导思想”也颇具策略性：要维护在华利益，则中国必须安定和有秩序，这不仅是为了贸易，更是使其无法逃避对条约国家的义务。也正因此，之后美国的立场才能够被各国接受，使庚款留学成为各国相对一致的行为。

至于退款为何要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致罗斯福的一份国情咨文一语道破天机：

“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成就这件事（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也就是说，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多年后这段文字被庚款留学生之一的梁实秋读到，他幡然醒悟道：“罗斯福大概是接受了这个意见，以教育的方式造就一批亲美人才，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几句话，我们听起来，能不警惕，心寒，惭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值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和欧洲留学的高峰时期。1907年2月，日本宣布中国在日留学生多达17860人，而自从清末留美幼童撤回后，近30年中国赴美留学者寥寥无几。对此，美国一份杂志不无担忧地评论：“循是以往，恐不但美国商资绝迹于中国市场，即美国一切制度习惯，亦不能输入中国矣。”为了与英国、日本等争夺对华影响，美国心有焦灼，这也是其急于在1908年促成庚款留学的一大因素。

对于美国的意图，晚清有识官僚未必不能清醒地洞悉，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之下，他们仍然对推动庚款留学不遗余力。为了将被动的文化输入变为主动的文化吸收，当时负责学部（教育部）的军机大臣张之洞指示，要极力争取留学生的考选与管理权。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款之后，英法德等国的庚款退还问题成为中外邦交的焦点。中国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做了不懈努力，但起初并不顺利。作为欧洲诸国领头羊的英国，在美国退款之始便发表声明，称对中国的赔款“没有理由作出任何变动”。不料，1914年爆发了一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不得不改变口径，表示愿意按美国的方式退还庚款。但迟至1925年，英国国会才在蔡元培等人的游说、争取下，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承诺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

至于其他国家赔款退还问题，也各有曲折。一战时，中国作为与协约国并肩作战的“盟友”，对协约国各国的赔款协议缓付5年。后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承诺从1919年12月起放弃庚子赔款（但因为没有像协约国那样将庚款缓付5年，所以实得赔款为各国之最）。法国在退还赔款问题上百般算计，退款拨支零星分散，但由于蔡元培、李石曾等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并利用法庚款建立了北京中法大学及中法大学海外部，因而在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中有着特殊意义。至于日本、意大利等各国，在退款问题上均花招尽现，对庚款兴学贡献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一场宁缺毋滥的甄选

1909年6月，一个由学部和外务部共同筹建的奇特机构——“游美学务处”正式挂牌。该机构甫一成立，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庚款留美学生的甄别选拔工作。因为按约定，首批100名学生年内就要抵美，考选后已没有时间再进行培训，只能“甄别”后直接派遣。

在那个酷暑难耐的7月，一份游美学务处的考试公告在学子中激起万丈狂澜。公告就招收“游学美国留学生”的资格、考试与录取方式，做了详细的说明。“游学美国留学生”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Indemnity Students”，直译成中文就是“赔款学生”。可想而知，这带着屈辱烙印的名字曾遭到过何等非议。但抗议的声音很快被报名的热潮淹没。

1909年农历八月，北京史家胡同里搭起了长长的考棚，两部要员和学务处官员周自齐（山东人，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唐国安（曾是清末留美幼童之一，后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范源濂等亲临考场监考，由京师和各省选送的603名考生鱼贯而入，对号入座。考试内容不仅有国文、本国史地，还包括英文、理化、数学、几何、外国史地等。

而在甄选过程中，甄选部门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据有关记载，外务部代表唐国安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少年，认为要像他自己那样，从小去美国受教育，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主事范源濂则主张招收30岁以上的学子，理由是幼童“国学即乏功底”，有被异邦完全同化的担忧。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取的第一名，在外务部得到同样的待遇。斗来斗去，最后发榜，正式录取仅47人，年龄最大的严家驺25岁，比最年幼的曾昭权（曾国藩曾孙）年长10岁。

这批学生大部分来自新式学堂，有很强的英文功底。从地域分布来看，多来自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如江苏、上海籍录取人数达21人，浙江、广东的录取生更是多达36人，诸多内地闭塞省份则榜上无名，唯有湖南录取考生3人，居于上述四省之后，录取人数为内地省份之首。

来自天津的梅贻琦考了第6名。他大概不会想到，多年后，由于执掌清华，他会与庚款兴学结下终身之缘。除梅贻琦外，首批被录取的还有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的胡刚复、我国现代化学开山者张子高、王珊，以及后来任外交部次长的唐悦良等人。

由于有第一次甄选的示范，之后1910年、1911年的两次甄选显得从容和规范。这两次一共甄选了133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开拓者，如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语言文学家赵元任、数学家胡明复与姜立夫、冶金学家周仁、动物学家秉志、农学家过探先、生物化学家吴宪、化工专家孙学悟等。

由于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这三次甄别考试选拔的人数均未达到每年100人的指标。而这些“过五关斩六将”得以“晋级”的学子，无一不是学贯东西。如后来就读机电专业的梅贻琦就十分自负于腹中经纶：“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而许多日后成为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开山鼻祖式人物的学生，几乎都能写出色的古体诗，以至于研究中国近代科学的外国学者都惊叹：为何中国科学家人人会写诗？这种深厚的文化根基、均衡的知识结构，日后对他们的学科发展、人生规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砥砺清华园

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游美学务处成立后便开始筹建专门培训庚款留美学生的游美肄业馆。1911年2月，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清帝逊位后易名为清华学校），核定学生规模为500名，分高等、中等各4年，高等科毕业后，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

1911年4月19日，北京西郊清华园里，礼乐齐鸣。468名衣冠整齐的青少年学生与身着朝服的游美学务处官员，以及身着燕尾服和长袍马褂的美国和本土教员济济一堂，迎来了留美预备学堂开学的第一天。这一天后来成了清华的校庆日。

这468名首批入学的新生，是从全国各省逐一挑选出来，并通过了清华严格的入学考试才得以留下的。他们中有后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侯德榜，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国学大师汤用彤、吴宓，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戴芳澜等。

而此前考選的三批共180名“甄别生”，虽未在清华学堂接受留学前的培训，但同属清华留美序列，被称为“史前期”清华生。

对当时的学子来说，能跨进清华园的大门，是十分了得的事。但“混进”清华不代表就能高枕无忧，能否毕业还是未知。清华对学生的日常考核极严，口试几乎天天进行，月考更是例在必行。成绩差的学生要留级，极差者要退学。据统计，1911年—1921年10年间，清华共招收了1500名学生，其中除去在校肄业者383人外，被开除者301人，退学者135人，死亡的有45人，淘汰率竟高达39%。1924年留美生胡毅（湖南长沙人，教育心理学家）曾回忆：“当时我们省1916年考进清华的五个人，按成绩我是第四名，到1924年毕业时，只留下我和原来第五名的两个人。”如此高压的学习环境，实则反映了当时积弱的中国对人才培养的迫切与焦灼。

作为一所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国基因”。正如英国学者罗素一针见血的论断：清华好似一座“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

学堂除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用中国教材，用中文讲授外，西学课程均用美国原版教科书，用英文教授。如果学生国文课程不及格，西学课程及格，照样可以毕业，反之则不能。

按美国公使馆的要求，清华学堂一定要开设美国历史、地理及公民课。美籍老师在课堂上更是要求中国学生将美国历任总统、历史上的伟大人物、48个州名，及大中城市、山川风物等一一熟背，还提出要开设更多的美国文学课程。时任教务长的胡敦复从培养中国亟须的“实业”人才出发，主张多开设数、理、化课程，这引起了美籍教师的不满。1911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刚开始，学堂气氛就骤然散出一股“火药味”。一些美籍教员恣意抨击“课程设置不当”，甚至以此为由上诉到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外交部，美国使馆也气势汹汹地出面干涉。重压之下，胡敦复以“不能遵办”为由，愤而辞职。

这一事件后，美国并未放松对清华的控制，美国史仍是必修课，课程里还有兵操一门，学生上操都得穿上美式军服，训练也按美国西点军校的程式进行。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浓厚的文化输出与渗透意味。

在这样的“洗脑式”教育氛围下，学生的思想有没有变为崇美？优异生潘光旦（社会学家）说，学校无须特别做工作，崇美思想是当时国内潮流。可见美国退款“善意”的辐射力之大。

1912年，清华派遣高等科毕业生16人留学美国。这是清华成立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后，清华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部留美。大约每隔一年，学校还招收一次女生（1914年开始）和专科生（1916年开始）直接资送留美。这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部分津贴”，称为“津贴生”，如冰心即是以这种方式开启了留美之路。以清华为中坚力量的清末民初赴美留学活动由此进入高潮。（未完，待续）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