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中地点的变化看爱玛的成长过程

摘要：文学作品里的地点和场景是作者表现人物性格与情感变化等的媒介。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唐威尔庄园和黄杨山，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极端的场景是小说为了对比表现“洁净、高雅”之地与“肮脏、丑陋”之地这两个极端所设置的。而在两个极端的场景中，我们便能找到作者的意图，这要与小说场景的感知者、也就是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爱玛在这两个场景中表现是最突出的也是最有深意的。我们可以发现女主人公爱玛在不同的场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两个极端的场景中更能体现出她的心理甚至性格方面的变化，使我们通过对这两个场景文本的分析，探究小说女主人公爱玛性格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就是小说中场景的改变与主人公性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爱玛 唐威尔庄园 黄杨山 性格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2-0111-02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众所周知或对人有吸引力的地点和场景，都有着某些社会与人文的内涵，对某个人的吸引力或者意义也会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些我们熟知的地点也就有了其自身的一种文化符号或者是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是通过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和熏陶带给我们的。在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唐威尔庄园和黄杨山这两个场景的设置便起到了衬托与侧面表现人物性格的作用。通过分析我们找到爱玛在小说不同场景中有着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并在性格方面也有所体现，逐渐丰富成长了起来，从而我们能发现，《爱玛》中的人物形象随着小说场景的改变有其变化的过程。

一、唐威尔庄园与爱玛性格的内在联系

从作者的角度说，唐威尔庄园是简·奥斯汀为小说虚构出来的地点，却也包含着作者对这一场景和这一场景所属阶层的看法，并为其在小说中附加了象征意义。唐威尔庄园表现了作者对英国上层社会矜持和低调的颂扬，比如，对唐威尔庄园环境描写：“the sun is bright（太阳是明亮的）。”这种场景描写是给人以愉悦和温暖的。

唐威尔庄园虽然是小说权力中心与上层社会的代表，但对这个地点的描写并不是充满着低俗的夸赞，小说并没有急于描写庄园高大的建筑和给人以压迫感的高大的房屋，而是描述了其周围的环境：“斜坡”“庭院”，最后是“陡峭的河岸”，这些景物的描写给人一种距离之感，对其他人物和读者没有任何压迫感。在对这个地点的描写时，我们要明白此时庄园的主要感知者是主人公爱玛，而且在小说中对庄园的描述也大都来自爱玛的印象。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感觉，她尽情享受。

此外，对唐威尔庄园的描写与爱玛的性格、关注点非常吻合。正如小说所展示的，爱玛是一个对秩序有着强烈需求的女人。爱玛从12岁起就成了自己家的女主人，在她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施加了不同寻常的控制力，她一直追求着自身所处环境的秩序，从而对潜在的“污秽”有着戒备之心。我们从爱玛对不同地点与人物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她早早形成了对“秩序”和“纯洁”的追求。爱玛想要避免“污秽”的天性在她对马丁一家的回应中尤为明显。爱玛认为，他们是她社会世界的局外人，这与她对奈特莉家族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爱玛认为，奈特莉家族是“纯洁的”，与马丁家接触过多，就会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造成污染。爱玛的朋友哈里特·史密斯完全被她的内心世界所接纳，因此爱玛觉得哈里特·史密斯是与自己一样的人，不可能嫁给这样一个家庭。当她和哈里特·史密斯在去唐维尔庄园的路上遇到马丁先生时，爱玛并没有屈尊去碰他，甚至也没有和他交谈;相反，她“向前走了几码”。当她安排哈里特参观马丁斯家的农场时，爱玛并没有走进他的房子，相反，她把哈里特放在与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爱玛仔细地计算着哈里特来访的时间，仿佛超过一分钟哈里特小姐便会受到玷污，她便不再是她的朋友。哈里特小姐走回爱玛等候着的马车的避难所，没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年轻人陪伴，这并没有使爱玛感到设想的社会秩序遭到威胁。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爱玛对唐威尔庄园偏爱的原因，这个地方符合她的内心世界的设定。即便如此，爱玛一年去仅距离一英里的唐威尔庄园一次而已，她对自己的内心的纯洁与纯净保持着高度的戒备。

二、黄杨山与简·奥斯汀和爱瑪的联系

在简·奥斯汀的《爱玛》中，唐威尔庄园并不是小说中唯一的场景，在唐威尔庄园之旅的第二天，小说中的大部分主要人物都去了另一个地方—黄杨山，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简·奥斯汀与黄杨山是有联系的，她至少去过黄杨山西北萨里郡两次，拜访她的教父塞缪尔·库克牧师。在1799年和1814年的夏天，简·奥斯汀的这些旅行持续了很长时间。另外黄杨山一直就被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那里旧的规则不再适用，尤其是性规则。黄杨山被看作一个充满灰暗与“污秽”的地方。简·奥斯汀的真实经历也给了她启示，从而把这个场景写进《爱玛》里。

在小说过去的时间里，大多数读者头脑中的爱玛一直是没有私欲，没有历史的。但是，作者明知道黄杨山的声名狼藉，还是把她带到了那里，这就可以理解为作者是为了凸显这个场景对女主人公爱玛成长的意义。现在很容易看出黄杨山与爱玛在唐威尔庄园看到的风景形成了怎样的对比。

简·奥斯汀的黄杨山没有被道德、礼貌和善良所驯服。黄杨山变成了一个没有道德卫士的地方，一个坏品质被加剧的地方。埃尔顿夫人变得更加自我，而弗兰克先生也变得更加焦躁不安，简·费尔法克斯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礼貌和善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贝茨小姐完全了解社交活动的规则，她打算说三件非常无聊的事，看起来每个人都愉快地同意了，却得到爱玛残酷的回应，而后奈特利先生称她为“傲慢的智慧”。爱玛以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击中了信任社区的心脏。可以看出，在小说中黄杨山代表着最灰暗最“污秽”的那一极，这自然与上文所提到的唐威尔庄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爱玛在动态的空间背景下成长

爱玛这个角色的成长是在对比鲜明的空间背景或者地点场景中展现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玛是她父亲的女儿，自然受到她父亲的性格和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

伍德豪斯先生对食物的来源、准备和处理特别感兴趣。至少对他来說，这些规定具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否认的逻辑：“煮得很软的鸡蛋并不有害健康”“没有胃能忍受烤猪肉”“哈特菲尔德猪肉不同于任何其他猪肉”。爱玛和她的父亲一样偏爱社会特权和纯净高尚的品质与生活，这些都是爱玛在唐威尔庄园所能看到和感受或者想象得到的。爱玛也有不像她的父亲的一面，她更愿意慢慢走出家里的大门和熟悉的环境，这也预示着她能够慢慢突破自己所属阶层的束缚，接触更多的真实的环境与自己。当伍德豪斯先生不敢冒险走出保护自己的灌木丛时，爱玛去看望病人，走进充满瘴气的房间。她不怕违反父亲的饮食规定，鼓励客人吃被禁止的婚礼蛋糕，从而偏离自己的饮食。她的鞋带在使用过程中磨损严重，她可以轻易地把它们分成两半。相比之下，人们会想象爱玛整天穿着整洁的地毯拖鞋。爱玛变得越来越大胆，先是进入科尔先生家的中产阶级客厅，然后是公共空间的皇冠客栈，最后到了声名狼藉的黄杨山。

爱玛，尽管有一种沉着冷静的神态，但她远不止是她自以为的那个年轻女子，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她会走得更远，而这个不是完全纯洁纯净的社会也远比她自己所意识到的要有趣得多。

四、结语

主人公爱玛对小说中的场景，尤其是唐威尔庄园和黄杨山的不同看法与心理感受，源于她自身所处的社会角色与家庭教育的影响。在小说的开始，爱玛执著于追求心灵与生活的双重洁净，因此她不愿也不可能去黄杨山这一世俗与声名狼藉的地方。但在小说中不断成长的爱玛，既去了唐威尔庄园这样纯净符合她身份的地方，也去了黄杨山这样她之前为之不齿的地方。这样的变化让我们看到爱玛性格的成长。但她的性格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爱玛每一次尝试走出家门，都是一种对自身角色与定位的突破，这也给她的内心带来了变化，最后使她了解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从而让我们见证了爱玛性格的完善和动态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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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国栋

[作者简介]马文峰，天津财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