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重大抉择

易宪容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全球经济基本企稳，出现短期经济衰退的概率不高，但经济全面复苏乏力。虽然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是一种常态，但仅是一种表象，是用传统理论、计量模型、统计指标来衡量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结果。应打破目前对这些指数的神化，重构一种比其更加适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指标体系。各国央行采取的过度信用扩张政策，刺激了短期经济增长，规避了高企债务在短期内轰然倒塌，但却无法保障一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反而是金融危机爆发及经济衰退的根源。然而，疫情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常态，全球经济将面临衰退，甚至存在大萧条的风险。对此，各国政府采取了传统大规模的金融及财政拯救措施，但很难阻挡全球经济衰退趋势。各国应居安思危，及时采取相应对策，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无限量宽政策  经济日本化  信用扩张过度  菲利普斯曲线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8.004

当前全球经济是否将进入衰退期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对于全球经济基本面的研判，是繁荣还是衰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者及决策者从不同视角得出不同结论。就3月之前全球经济形势而言，新兴市场两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正在全面放缓，中国经济面临疫情的冲击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加大;欧洲及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截至2020年1月，美国经济则连续128个月经济扩张（从2009年6月始），打破自开始统计GDP的1854年以来的最长纪录，比上一波经济扩张期（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的黄金时期还要长，是二战后经济增长平均扩张期的两倍多。如果按照美联储2020年1月议息会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美国经济的扩张周期今年还将持续下去。

即便如此，困扰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减弱，反之有所上升。比如，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及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多国民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全球债务负担持续上升，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不稳定，社会贫富不均的差距恶化等，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的全球经济将跨入一个不确定性全面上升的时代。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奧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IMF， 2020），根据IMF最新研究，当时的经济形势让人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兴旺到金融灾难，即从1920年代初美国经济繁荣期到1929年出现华尔街股灾，引发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IMF在2020年1月20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预测，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19年的2.9%上升至2020年的3.3%和2021年的3.4%。IMF对当时全球经济形势判断是：当前企稳，复苏乏力。意味着，当时全球经济增长将面临由繁荣走向衰退的风险。

施特劳斯和侯尼尔（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在《第四彎》（1997）中预言，每隔80年出现世代交替巨变，上次巨变发生在二战，周期后的2020年也属于一个新的时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在最近出版的《宁静前的风雨》（2020）中指出，地缘政治世界存有两个周期，每个周期循环分别历时80年及50年，两者将在21世纪二十年代末重叠。按照上述学者的预言及理论，2020年代将是一个世代巨变的时代。世代巨变必将引发经济大调整，旧的经济增长周期结束，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开始。按照商业周期（Steve Blumenthal，2019），大规模政府财政赤字，低失业率和工资上升及劳动力市场收紧，高通货膨胀经常出现，预示商业周期扩张接近尾声（比如美国），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出现全面破灭，经济衰退即将到来。不过，以时代变化的周期性与商业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来预测全球经济衰退趋势，是简约化的分析思路，解释力不强。比如，当前“菲利普曲线”平坦化无法很好解释就业及通货膨胀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

一般来说，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大衰退都始于信用过度扩张引发的金融危机，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都是如此。所以，当前学术界对“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衰退”的关注焦点大都放在各国央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上。国际金融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发布的《全球债务观测报告》（2019）（Global Debt Monitor）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债务总额高达252.6万亿美元，增加近1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与GDP比率持续攀至超过322%，创下历史新高。报告预测，2020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债务总额将超过257万美元。以全球77亿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背负着约3.3万美元债务。债务增长跑贏全球或大部分发达国家的GDP增幅，也超过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由于债务的雪球越滾越大，债务增长率一定会加速上升，预计到2030年全球债务将升到40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快速增长使信贷的使用效率全面降低。霍辛顿投资管理公司（Hoising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执行总裁莱西·亨特（Lacy Hunt）的数据显示（Eric Basmajian，2019），全球债务生产力（debt productivity，即新债务所产生的GDP增长）下滑，意味着全球每贷款1美元，仅能刺激全球GDP增加0.42美元，债务生产力比十年前下降了11.1%。而泛滥的流动性必然会推高各种资产的价格。比如，美联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打造出一个十一年期股市大牛市。中国部分城市的过度信贷扩张则对只涨不跌的房地产泡沫产生影响。即使是曾经30年房价不上涨的德国房地产市场，最近几年也由于流动性泛滥造成房价飚升。面对这种情况，一旦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或货币政策正常化，资产泡沫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资产泡沫破灭、爆发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或经济大萧条便会随之而来。也就是说，就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大抵只有信用周期，而不再会出现商业周期了。

所以，针对全球经济是否进入衰退期，一般的评估模型往往将信贷扩张程度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布卢门撒尔（Steve Blumenthal，2019）的“全球经济衰退机会模型”（Global Recession Probability Model）研究35个国家，分析信用扩张程度、国债收益曲线、货币供应、建筑批文、营商情绪、股价、制造业产能等因素，以显示全球是否陷入经济衰退。该模型显示，在2000年曾经有一季度陷入衰退，但经济学家在三年后才发现此事，表现出经济学家难以及时准确地发现经济衰退是否降临。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会如此。因为，根据该模型的分析，或许经济学家在2020年底才发现经济衰退其实早已开始。

早些时候比较聚焦的热点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yield curve inverted）成为经济衰退预警的领先指标（leading indicator）。从历史数据看，二战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的情况主要出现了八次，其中七次之后不久都发生了显著的经济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就曾出现过倒挂。自19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即反映美国国债长短期债券收益率的差距）是生产总值、总消费、总投资等经济表现的領先指标，即可通过观察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来预测之后的经济表现。经济学家哈维（Campbell Harvey）1986年在其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中，首次证明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能准确预测经济衰退。这一结论不仅被其他经济学家采用美国和欧洲等国的经济数据所验证，也为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扩展。1996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埃斯特雷拉（Arturo Estrella）及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发表报告，把收益率曲线与其他19项经济指数进行比较，找出国债收益率曲线与经济衰退的关联性。他们分析了1960年至1995年的数据，根据三个月期与十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差距，统计出未来四个季度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结果显示，国债收益率曲线能够提前至少一年预测到经济衰退的来临，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是唯一能预测经济衰退的指标。他们发现，当两者利差下降至低于0时，引发经济衰退的概率开始增加。然而，即使收益率曲线略微倒挂，负利差（Negative Carry）为0.17，第二年陷入衰退的概率仅有30%。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管理的经济数据库（FRED）数据表明，以十年期国债利率减去两年期国债利率，显示通常收益率曲线倒挂后数月至两年，经济衰退才会出现。2019年3月美国国债三个月期和十年期收益率曲线曾出现过倒挂，当时市场一片惊慌，表示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在18个月后将进入衰退。但2019年7月之后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收益率曲线倒挂的现象开始消失。2020年1月30日美国国债三个月期和十年期收益率曲线倒挂，其利差为-0.006个基点，按照埃斯特雷拉和米什金的模型，未来两年内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实体经济之间是一种因果性还是一种相关性（correlation）？如果是一种相关性，那么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如何能够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实际的表现呢？目前解释是，当有些实体经济令投资者對短期前景变得悲观时，投资者会倾向购买长期债券，因为如果购买短期债券，到期后会失去理想投资机会。也有解释认为，为了应对较为不利的短期情况，借贷需求会增加，所以，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会上升。可见，国债收益率曲线基本上是由投资者及居民的市场预期所决定，而不是由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所决定，所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实体经济更多呈现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需从理论上揭示其本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之前，对全球经济形势分析的共识是：基本企稳，短期内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不会太高;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正在上升，经济全面复苏乏力;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或“经济日本化”成为一种常态。但是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恶化。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19日6点，疫情蔓延遍及200多个国家，全球确诊人数升至216万人以上，死亡人数升至14万人以上。为了防控疫情，各国政府采取封城、锁国、居家隔离等措施，造成商业活动突然停止、居民消费紧缩、企业生产停摆、贸易活动受阻、生产供应链中断，全球经济开始陷入衰退。所以，IMF总裁格奧尔基耶娃4月9日称，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本文既会对疫情爆发前的经济现象进行剖释，把握其实本质，也会讨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趋势及应对策略。

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何以成为常态

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基本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常态中。受到2008年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开始放缓。2010年～2018年九年间，全球GDP年均增长速度为3.8%，比2009年的前九年低0.5个百分点，2019年更是下行到3.0%。而这种经济低增长，日本表现得更早也更明显。1993年～2018年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0.91%，其中有20年GDP增长率低于2%，2019年的GDP增长率也徘徊在1%。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情况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比如，美国GDP年均增速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地逐渐下降，从1969年的4.5%降至2003年的3.5%及2018年的2.2%。2016年～201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2.33%，2019年为2.3%。也就是说，在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同样，2016年～2019年德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93%。在此期间，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于2%。即使早些年GDP增长一直处于快车道上的中国和印度，2019年的GDP增长速度也降低到三十年来最低点。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十多年来主要国家央行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式向市场注入超过12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但不仅没有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也并未让各国通货膨胀水平回到央行货币政策所设定的目标。何也？是实体经济本身的问题，还是传统经济理论、计量模型及现有的GDP统计指标无法反映实体经济变化的问题？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提升、网络经济的发展、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交通运输物流的便捷，生产力已经进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爆发期。比如，在1990年代售价15000元人民币的计算机，目前不会超过1500元人民币，价格下降了90%。有研究者（Tan Kai Xian and Will Denyer，2019）以电视机为例，根据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在1996年售价为1000美元的电视机目前的价格下跌到22美元，跌幅高达98%。另外，国内金融机构提供不少免费的金融服务（如转账汇款）既便捷又高效，类似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无法想象。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美国人均每年愿支付18美元来使用谷歌搜寻引擎服务，但其实目前谷歌这种服务是免费的。数字经济全面提高了生产力，不仅使得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也使人们有机会享受到各种免费数字经济服务。前者会降低以货币表示的GDP，后者则无法加总到GDP的统计中，这都会降低“名义GDP”的增长。不过，有研究表明，上述可能仅是经济低增长常态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的因素更多。关键问题是，当前GDP统计指标体系能够真正反映经济活动的现实吗？

目前，GDP作为一种衡量经济绩效的指标，基本上被一些政府及学界所神化，其统计的复杂性与专业化难以复加，一般民众对GDP的了解如坐云雾。英国经济学家科伊尔（Diane Coyle，2017）认为，GDP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湼兹（Simon Kuznets）1930年代提出并专门设计的一套衡量经济增长绩效的统计指标体系，旨在通过该指标体系来测算农业及工业经济活动的成绩。就当时背景而言，该指标体系以工业化经济为基准，主要测算实质性的农业与工业生产的商品价值，既没有把无形商品价值及服务纳入此体系，更无法把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商品及服务计算包括在内。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上世纪30年代设计的GDP体系，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更只适用于测算20世纪工业化时代实质产品的大规模经济价值，而无法反映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服务及商品日渐数字化的现代经济（目前不少国家数字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高达40%以上）。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用传统的GDP指标体系来测算当前经济活动的价值，肯定存在GDP测算上巨大的“黑洞”。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已经成为政治最为重要的一环，如果政治家把经济作为政治的绩效目标，就更容易人为将GDP的内涵失真化。鉴于此，必须打破目前对GDP指标的神化，找寻一种比GDP更加合适的测量方法，或综合搭配其他指标体系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当前GDP低增长常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该测量体系的漏洞，其他因素与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提升、通货膨胀水平下降有关。

不过，影响通货膨胀水平不仅在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亚马逊效应的出现（Alberto Cavallo，2018），这两种方式都可能让最终消费品的价格降低，还可能存在通货膨胀率（或消费价格指数，简称为CPI）统计指标体系能否随数字经济时代而调整变化的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越来越低，但与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消费品及服务有关的价格则快速上升。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CPI统计指标体系质疑声音越来越多。美国学者莫尔丁（John Mauldin， 2020）就认为，美国政府公布的通货膨胀率仅是经过人工调整的失实统计，因为与官方数据相比，非官方机构对CPI的统计要远远高于目前政府机构公布的通货膨胀水平。比如研究机构Shadowstats采用政府在1990年使用的统计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对CPI权重适当调控，得出的每年通货膨胀率比政府公布的数据高出约4%。Chapwood Index对每个季度美国50个城市购买500种常用商品的情况进行计算，截至2019年上半年，过去五年这50个城市每年生活开支增幅介乎6.6%至13.1%之间。可以看出，非官方机构对CPI的测算数据与美国政府公布的CPI水平一般在2%以下存在较大差别。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的“统计门”事件与该国的CPI统计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有关。

在美国，CPI创立到目前为止有近百年历史，但对CPI指数的争论与质疑从未停止过。要保证CPI指数符合现实经济生活抑或结果公正非常困难。多数国家的CPI统计指标体系并没有随着现实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进行重大调整与完善。美国、欧洲国家、亚洲国家都类似。比如，中国的CPI统计指标体系是1993年根据当时居民消费情况为基准来设计的。当时中国没有商品房市场，居民居住条件差，居民的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很高，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房市场的出现更是完全改变了居民消费的基本结构，但对1993年的CPI指标体系框架则很少进行调整，结果出现了中国的“猪肉CPI”，而价格上涨最快的居住类CPI则被严重低估。在这种情况下，CPI统计指标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加上CPI指数既是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也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机制（央行的货币政策同样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不过它更加隐性化），它触及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比如，会涉及到企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居民领取政府福利补贴，债权人及债务人的利益关系等（卡拉贝尔，2015）。所以，在CPI指标体系中对居民消费品样本选取、指数权重设计不同，得出的结果会有相当大的差别。比如，面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质疑声四起，最后迫使美国劳工统计局提出新公式来计算通货膨胀，其结果相差巨大（卡拉贝尔，2015）。就当前各国的CPI统计指数体系来看，基本上是按照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消费品分為八大类，但各国根据本国居民的消费偏好，各类消费品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差别巨大。比如中国居住类商品的权重占13%左右，而在美国则达到42%以上，在欧洲的占比数据处于两者中间。再加上如住房这类商品性质上的两栖性（既可投资又可消费），住房商品被各国纳入投资品GDP测算中，专门设计一种居住类商品作为居民的住房消费，就更增加对CPI指数测算的困难，导致不少国家的CPI统计指标严重失真，或造成了低通货膨胀率的严重假象（比如价格上涨最快的居住类由于权重低根本就无法反映实际居住价格的变化）。而采用一种严重失真的CPI指标来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主要参考指标，自然成为各国央行敢于一直把利率压低到历史以来最低水平的重要依据。而失真的CPI统计指标也是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重要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向世界各国蔓延，还将直接打击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经济活动。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工厂”断产，“中国制造”断供，中国游客断来，对许多国家相关产业链将产生巨大冲击，而冲击规模难以预料。另外，疫情导致持续闭关锁国，当产业链断裂造成产品产量持续下降和普遍生产瓶颈，甚至于只是对可能发生疫情的持续恐慌时，便或许会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正处于脆弱中挣扎的全球经济将进入严重的衰退期，甚至出现经济大萧条。倘若如此，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冲击无疑是一场劫难。2020年3月以来美国及全球股市暴跌、石油价格暴跌、金融市场震荡都意味着全球经济将进入严重衰退期。也就是说，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是人类社会百年一遇的大祸殃。

特别是，就目前疫情发展趋势来说，它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的广度、深度、久度难以预料。人类对新冠病毒未来如何演变尚且未知，而病毒的变种也许又成为一次新疫情爆发的开始。有科学家指出，新冠病毒可能长期化、流感化及常态化，疫情是否消失既取决于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也取决于世界各国应对的态度与政策。目前美国、欧洲等国疫情快速蔓延很大程度与政府的应对政策有关。而疫情在海外流行又可能引发中国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面对新冠肺炎下人类社会的严重脆弱性，除了担心黑天鹅事件或新一轮疫情是否发生之外，还亟须通过各种努力使疫情对人类造成的冲击及其损失降至最低。

首先，对于新冠病毒，人类基本上处于初步认知阶段，既有待研制出抗病毒疫苗，也有待发明有效医治药物，面对隐蔽性时间长、传染力扩散强的病毒，对人们进行强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是防控的有效方法。目前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地之所以能够有效控制疫情与此方式有关，而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为实现有效防控，疫情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十分重要。各国政府应借助当前抗疫大势尽快着手建构公开透明的大数据公共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与共享平台，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和工程中心打造的创新仪表版地图，既可实时追踪疫情的扩散轨迹，也有助于把握疫情未来发展趋势。国家公开透明的公共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既应包括小数据的实时疫情数据统计及相应的知识咨询与普及，也要包括相关信息的大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共享平台，使民众与企业能够更早发现疫情可能发生的情况，预先安排好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的判断与决策，让政府能够选择较优的应对方式，也有利于将民众对疫情的恐慌程度降低。

其次，由于新冠病毒未来如何演进的不确定性，它对一些国家的经济会造成的损失程度也就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因受到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3月的PMI下降35%，2月汽车销售下降80%，有8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受到疫情很大影响，武汉市2月份住房销售冰封，全球经济负增长，美国失业率迅速上升等，但这些更多是会计的账面数据，趋于表象化，与疫情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冲击力度或许存在一定差距。如果政府仅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判断与决策，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为复杂，治丝益棼。比如，3月3日，美联储在美国股市开盘30分钟后，在市场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宣布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风险，因此采取行动。”之后，甚至把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下降到零。显然，美联储此举是为了挽救疫情经济及导致的美国股市暴跌，但实际上美联储没有把问题的核心搞清楚，导致其措施效果十分有限，带来的问题更多。因为，突然降息既无法化解服务业消费的突然下降，也无法解决企业供应链断裂的危机，反之，还可能强化投资者对经济陷入衰退风险的预期。可以说，3月份美国股市暴跌与这种仓促的决策密切相关。所以，各国政府要静下来观察疫情之变化及趋势，既要看到账面意义上的损失数字，更要关注那些无法用账面数据所显示的损失，特别要通过大数据分析方式来获得。这样更有利于政府做出较优决策，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冲击和影响降至最低，而不是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推出4万亿美元救市政策所带来的无可复加的后遗症。

再次，疫情全球蔓延迫使许多国家不得不采取较严苛的隔离政策，城市封城、商业停摆、学校停课、海关关闭、人员与货物的流动被全面限制等，加上全球金融市场股市、汇市、债市急剧暴跌，全球许多国家的锁国对实体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与恐慌史无前例。对此，一些国家纷纷推出了较为极端的救市政策。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如此，以避免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同时促进投资与消费。但是，要让疫情的冲击最小化，目前政府财政刺激政策可以选择直接用货币补贴受到冲击最大的服务业，如航空、旅游、餐饮等，先让这些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部分地区直接向居民发放货币，以此来刺激市场消费。当然，这些举措也由国情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居民储蓄率极低。储蓄率低下的国家应该特别关注失业的中低收入者，进行适当货币补贴或消费券补给，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样可能会有助于让居民消费重新启动，中小企业存活下来，也可能比以投资拉动经济效果更好。从中长期而言，更为重要是要防止金融危机爆发及以此引发的经济衰退。疫情之后，全球经济衰退是大概率事件，要做好应对准备，不是如何保持疫情前原有的增长速度，而是要把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降至最小化。

總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经济结构疲软及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不足这两大弱点雪上加霜，加之全球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祭出11万亿美元以上的救助政策，更将这两大弱点推向极致。全球经济衰退或经济长期疲软停滞已不可避免，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最小化，并借此机会对现行的货币政策进行冷静、全面的审视，对GDP及CPI等统计指标体系进行理智、综合的判断，并进行适当调整与改革，以此寻求经济增长与央行信用扩张之间的平衡，设计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衡量经济业绩的新的指标体系及物价指标体系，逐渐去杠杆，让过高的资产价格逐渐回归理性，并借助数字经济之动能让各国经济逐渐走出疫情冲击之困境。中国是这样，全球各国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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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编/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