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义江一真

钟兆云

习近平同志曾深情追忆：“江一真同志始终是一位勇于战胜困难的铁汉子，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忠心耿耿为人民的好干部。他的高尚品质，是共产党员精神风貌的集中表现。”

“共产党人就是有情有义的”

人们常说，心肠最硬是医生。因为医生每天都要与生死打交道，对生死见多了，看得也就比常人淡。有着“红军一把刀”之誉的江一真，年轻时在枪林弹雨中笑谈生死，步入晚年后，却对过世的领导、战友常怀思念之情。这份深厚情谊时常像潮水般在他的脑海里荡漾。张鼎丞逝世时，江一真哭过几回，有天晚上还在睡梦里哭醒。后来，他和谭震林、粟裕等人合撰了纪念文章《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回忆张鼎丞同志》，之后又单独撰写了《团结、爱护干部的典范》一文。

谭震林逝世后，时任中顾委委员的江一真亲自参加守灵，并负责安排部分老同志的悼念活动。农业部干部石山在外地出席会议，江一真说：“‘谭老板生前很关心你，不能人走茶凉。你必须在晚上回来！”石山坐着当天最后一班火车如期赶来后，江一真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就是有情有义的！”

在胡耀邦去世后的日子里，秘書看到江一真心情特别难受，担心他抑制不了感情，悲伤过度，特地住在他的隔壁，以便随时提醒并服务。追悼会上，江一真站在第一排，眼里噙着热泪。

江一真

退居二线后，江一真谢绝为自己树碑立传，却积极主持参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老领导的回忆录和传记的编撰工作，以铭记历史、激励后人。

至为可贵的是，在主持或参与为自己尊敬的领导人立传工作时，江一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认为有功写功，有过写过，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圣人，不能文过饰非，写成“高大全”没人信。1989年9月28日，他在谭震林传记讨论会上指出：“（谭）既有‘文革中大胆抵制林、江反党集团的破坏，也有难以抵住犯有一定的错;对农业有重大建树，也有瞎指挥的部分;对干部有保护一面，少有不对的次要面。”

江一真亲自执笔，分别撰写的回忆这三位领导人的纪念文章，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饱含了浓厚的情感。

与米勒等国际友人保持着常青树一般的友谊

周恩来逝世前，曾通过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留下一句情意深长的话：不要忘记给中国人民作过贡献的国际友人和其他老朋友。江一真得知后，一直记着这句话，并身体力行。

江一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结识了许多外国友人，除了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还有黎巴嫩籍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德国的米勒、奥地利的傅莱等人，他们大都是医界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关心这些不远万里来华支持中国抗日正义事业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平年代，他照样与他们保持了常青树一般的友谊。

米勒的日本妻子中村京子见过江一真后，曾忍不住问马海德：“马大夫，这个江部长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呀？一点也看不出是当大官的！”马海德回答：“你别看人家这么朴素，本事可大着呢！连白求恩大夫都说他是红军培养的最出色的医生之一，别人没办法的事，他就有办法解决。他来做卫生部长是最没有异议的，是卫生战线的福音。”其实，中村京子此前就问过丈夫米勒，只是在听了米勒的介绍后，她认为丈夫在美化他这位“土八路”出身的顶头上司，由此耐不住好奇，又问了马海德。

米勒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辗转到瑞士巴萨尔医科大学就读，获得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等多个学位。二战爆发后，他无法再在瑞士待下去，决定到中国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从法国到香港，在宋庆龄、廖承志安排下，于1939年带着一批药品和救护车到了延安。在欢迎的人群中，就有八路军的名医江一真。抗战胜利后，米勒和江一真分开，跟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到了太行山，担任手术队队长，后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医院院长。1957年，这位加入了中国籍、决心一辈子留在中国的医生，在沈阳医科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举家迁至北京。

江一真就职卫生部部长后不久，马上拜访米勒、马海德等医生，连他们的家属都熟悉了。他给米勒夫人中村京子的第一印象是三个“特别”：特别朴素、特别随和、特别诚恳，言谈举止完全没把他们当成外国人。江一真初次家访，就让中村京子消除了紧张与隔阂。中村京子后来深情地向笔者追忆：“我听米大夫和马大夫说过，江部长在延安、在白求恩医科学校时，对白求恩、柯棣华、傅莱等外国医生，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我见过不少部长、医院院长，感觉谁也没像他那样好接触，让人感到亲切，无须顾虑，无须设防。他是个挺慈善、特别慈祥的长者，是好同志、好领导。”

在中村京子的印象中，江一真和丈夫米勒大夫一样，还是个十分幽默有趣的人。有一次，米勒想去买束鲜花，但深受“左”倾路线影响的卖花人，把外国人都当成帝国主义分子，任凭米勒怎样解释就是不卖，弄得米勒很生气，为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同而情绪消沉。这天，刚好江一真来家看他，听说此事后，马上幽默地说：“老米呀老米，我要是你呀，我就这样问卖花的老大爷：‘马克思来了你们卖不卖？白求恩来了你们卖不卖？他准保把花卖给你。”

米勒在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时，分管技术和外事，想建一个B型（乙型）肝炎实验室。江一真就此项目的可行性作了调查，认为极有必要，马上给予支持。此后，米勒每向江一真提出一项建议方案，江一真都会认真考虑，过几天绝对答复，行与不行，都会解释清楚。这样的工作作风很让米勒夫妇佩服。

对“文革”中被康生之流定为“特嫌”的马海德，江一真不仅予以重用，而且向中央建议聘请他为卫生部顾问，享受副部级保健医疗待遇。江一真经常就卫生部的工作征询他的意见，特别请他发挥优势，利用出国的机会与联合国卫生组织接触，宣传中国的政策，取得国际上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

对林迈可、李效黎夫妇念念不忘

对后来离开了中国的国际友人林迈可、李效黎夫妇，江一真也是念念不忘。

林迈可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是神学院院长、历史学家;父亲是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院长、英国上议院议员，并被英国女王封为男爵。林迈可先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后又学习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1937年底受北平燕京大学的聘请来华教授经济学，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北平当时被日军盘踞，他曾利用数次假期之便，到华北、冀中抗日游击区，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予以高度同情，随后在北平为八路军做过一些事情。1940年，他曾在重庆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6个月，后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复返燕大执教。其间，他积极为八路军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药品和无线电台零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因其美国教会主办的身份，立即被日本宪兵队看管。林迈可与他的中国妻子、一起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燕大学生李效黎，还有友人班威廉夫妇，驾驶校长的汽车匆忙逃出，经八路军游击队帮助进入中共领導的抗日根据地，从此在八路军阵营工作。林迈可有过在重庆担任英国使馆参赞的经历，李效黎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因此抗战快结束时，夫妇二人到了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曾为他们设宴饯行。1945年底，林迈可携妻子及孩子返回英国。

新中国成立后，林迈可夫妇曾于1954年随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一到北京，林迈可夫妇就专门给远在福建工作的江一真写了一封信，告诉其访华的消息。随后，由于台湾驻“英国使馆”向英外交部提供了林迈可夫妇与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李效黎是中共党员（其实不是）的情报，致使他们返英后深受怀疑和冷遇。英国政府调查人员还对林迈可当年在延安得到的特殊照顾——每月四斗小米的津贴展开调查。林迈可被迫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把加入澳籍的情况写信告知了江一真。1973年，已定居美国的林迈可夫妇自费来华访问，因江一真此时还被关在“牛棚”，未能见面。

作为一名教授、国际社会活动家，林迈可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生活和游历时，许多华侨和华裔都争相向他询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吗？鉴于此，林迈可根据自身的经历，于1975年在英国出版了《抗战的中共》一书，引起极大反响。此书连同他拍摄的许多珍贵历史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与强大的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林迈可、李效黎夫妇于1983年秋自费访华，提出要见江一真。对外友协通知江一真后，江一真在家里招待了他们。聂荣臻事前还交代江一真，想法了解他们的对华态度，了解他们抗战胜利后回到英国为什么受冷遇。这次在北京相聚期间，江一真同林迈可、李效黎夫妇先后三次交换了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从中了解到他们的政治倾向，以及当年回英国受冷遇的真相。原来，林迈可1945年底携妻子李效黎回国后，英国反共人士怀疑李效黎是共产党，而林迈可是亲共者，因而不予重用。林迈可夫妇为此加入澳大利亚籍，后又入美国籍。此后，在国共两党双边行走的林迈可，有些言论被台湾方面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被说成“从同情帮助共产党到与共产党决裂”。

热心奔走，呼吁为林迈可、李效黎夫妇“平反”

1985年国庆节前，江一真收到李效黎的来信，称其将来华探亲，届时希望他帮助消除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误解。信中还说，你们国内许多人都“平反”了，我们也有“平反”问题。我们并不反华。信里还提到请江一真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她愿意到学校教英文。同时，李效黎也给另一位中顾委委员钟子云发去了类似的信。钟子云当年在沦陷的北平做地下工作，曾受到林迈可、李效黎的掩护，彼此来往不少。

江一真非常重视李效黎的来信，在随即召开的中顾委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和钟子云交换了意见，认为应该欢迎她回来探亲，并设法解决有关问题。

11月，江一真再次找钟子云研究林迈可、李效黎夫妇的事情，还把当年在晋察冀抗战时与自己睡上下铺的国际友人傅莱吸收进来一起研究。傅莱与林迈可、李效黎夫妇差不多同时参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当时在延安又彼此经常来往。傅莱能看英文书，江一真遂委托他看看林迈可的《抗战的中共》一书里究竟有无反共反华的事实。

不久，傅莱告知江一真：李效黎已到达北京，林迈可在台湾参加纪念孙中山的学术会议后也可能来。

江一真和钟子云、傅莱设宴请李效黎吃饭，前后三次坦诚地和李效黎交换了意见。随后，他们分别向当年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过的中顾委常委萧克，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杨成武等人，以及从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章文晋、柴泽民等人，询问对林、李的看法。

为了给中央写一份能说明问题的“平反”报告，江一真除了征求知情者意见，还决心系统地搜集有关资料。他从公安部调阅了有关林迈可的档案，从安全部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复印了港台报刊有关林、李夫妇的报道。他还建议李效黎把林迈可的文章和著述带给他看。很快，除《抗战的中共》外，林迈可的《冷战与中国》《和平共存》等书送到了江一真的手中，他马上请得力人员翻译成中文。

种种事实表明，林迈可对中国共产党是从内心里尊敬的，要体谅他发表一些不当言论时的处境，不应将此作为其“反共反华”的根据，有必要满足他们夫妇“平反”的请求。

1986年4月16日，江一真就此问题，与钟子云、傅莱再次去找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反映。早在1938年夏，林迈可与燕京大学几位年轻同事，曾冒险来到在冀中灵丘的吕正操司令部，受到吕正操和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江一真不仅向吕正操介绍了自己当年耳闻目睹林、李夫妇在延安、晋察冀为八路军工作的情况，还谈了对他们回英国后所谓“反共反华”问题的看法，以及妥善处理他们所提几个具体要求的意见。

在介绍自己和林、李的关系及认识过程时，江一真着重提到几件大事：

1938年春，江一真在延安与白求恩相处时，听白求恩说起了他的朋友林迈可。当年他们从温哥华乘船来华时相识，在船上约定将来在华北重逢。这年夏天，白求恩和江一真先后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林迈可果然两次来此与白求恩相聚。白求恩要林迈可帮助搞一些药械，林迈可一口答应。

1942年春，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教授到聂荣臻司令部驻地，受邀担任通信部技术顾问，对八路军的无线电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李效黎在江一真任院长的白求恩卫生学校住院、生孩子。

1943年底，林迈可夫妇回到延安，分别任八路军总部通信顾问、外语广播顾问。在他们的努力下，延安不仅有了无线传播信号，而且有了英语播音，打破了国民党长期的新闻封锁，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共发出的抗战之声。1945年春江一真回延安后，又和他们经常往来;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回到英国。

接着，江一真谈了对林迈可的认识：“八年抗战中，他在北平教书时支持白求恩，支持燕大地下党组织，给我根据地送药、电信材料、枪炮，掩护我地下党工作人员等。参加八路军后在晋察冀及延安任职时，在培养电台通信干部、向英美报刊写稿宣传我抗日事迹、揭露日敌残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直是肯定的，至今未变。但也有怀疑他搞情报的问题，未发现有专门破坏我们、破坏抗战的行为。”

江一真最后谈了自己熱心给林、李夫妇“平反”的初衷：他们是我们的老朋友，过去他们既受英美冷遇，也受我们冷遇，我担心我们的外事同志是否存在对林迈可过去看得过重、处理是否也有过分的问题。对他们的工作搞好了，可能起相当大的作用。

1986年，钟子云、林迈可、李效黎、吕正操、江一真、傅莱（左起）合影

在江一真的热心奔走呼吁下，有关部门为林迈可、李效黎夫妇“平反”，恢复了他们国际友人的待遇。1986年底，林迈可实现了受邀访华的夙愿。江一真联合吕正操、钟子云等人，在北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和招待仪式。

与马海德的情谊如“高山流水”，与白求恩的友谊似陈年的老酒

江一真与国际友人马海德之间的情谊，照中国古代典故来说，可谓是“高山流水”。

江一真与马海德1936年相识于陕北保安，曾在一起工作多年。马海德在陕北加入了红军，还入了党，新中国成立伊始即由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籍，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为新中国消灭性病、麻风病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战争年代，江一真就和马海德及其夫人苏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江一真虽然离开了医务界，但这份友谊一直没有中断。1972年春，江一真因冠心病从监狱转到阜外医院，接受保外就医，并被解除“监护”，马海德马上前往探望，以后几乎每周都给他带来一些报纸、画刊。

1976年柯棣华纪念馆落成时，江一真和马海德一起前往石家庄。在和以巴苏华医生为团长的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代表团座谈回顾白求恩、柯棣华的事迹时，江一真也讲了马海德的几个动人故事，称马海德是“活着的白求恩”。

十年内乱中，马海德被康生之流诬为“特嫌”，虽然在周恩来等人的关心下，未曾受到大的冲击，但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江一真恢复自由后，与马海德、苏菲夫妇相聚时，曾听苏菲当场问马海德：“你那几年最倒霉之时，没有想到出国去吗？”马海德回答：“真的没有，有的是准备坐监狱。”一个外国人，无私地给中国那么多帮助，受了委屈，除了有时发点小牢骚，毫不动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情谊，江一真深为感动。江一真出任卫生部部长后，十分关心马海德的健康，认为也要为他落实政策，并提出让他参加高干保健医疗，这个意见获中央同意。

江一真在卫生部工作期间，马海德积极支持。他带头响应江一真提出的学习中医的号召，亲自拜一位中医大师学习。他还根据江一真的嘱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联合国卫生组织中帮助中国讲话。

1988年马海德病逝后，江一真参加有关悼念活动。之后，他又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在这篇题为《永远怀念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马海德同志》的文章中，江一真叙述了马海德来华和加入红军的经历，讲到了自己和他的交往。江一真对马海德有这么一段评述：

马海德同志不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积极挤时间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对外宣传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几十次出国，不出国时也常在有外国使团的活动中，或到科研机构作报告时，积极宣传中国的政策，使国外国内更多的朋友理解中国，同情支持中国。他真不愧是没有头衔的外交家，不愧是又专又红的典范。

白求恩

江一真认识的国际友人中，最早离世的是白求恩。他与白求恩之间的深厚友谊，像陈年的老酒一样，年代愈久愈醇香。1979年11月，在白求恩逝世40周年之际，已从卫生部受命到河北工作的江一真，一次次漫步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塑像和纪念堂前，参观、凭吊、沉思，积淀情感写就了一篇近万字的纪念文章《生命，像火一样燃烧》。此文发表后引起全国读者的热烈反响。

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曾经给我那样多的帮助，在遗嘱中还特意要我挑选两件遗物作纪念，而我在他病危之际竟没尽一点力量（当时江一真在外地未及赶回参加抢救）。每想到这里，我总是追悔莫及，忍不住要落泪！”

1989年11月，为纪念白求恩逝世5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并邀请了加拿大方面的友人参加。江泽民、李瑞环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作为白求恩的亲密战友、原白求恩卫生学校第一任校长，江一真被邀请坐在主席台前，并作发言。

笔者没能找到这次讲话的正式文稿，但他的工作笔记本上留着讲话大意：

一个外国人成了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50年来，“学习白求恩”的口号响彻云霄，“做白求恩式的人”家喻户晓，数以万计的白求恩式优秀医务工作者成长起来了，缺医少药等现象已大大改善。我们也像他当年那样，（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派出了医疗队。

他组织了游击医疗机构，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我国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他是一位英雄，提出并实践了这个口号：“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

他把政治凝聚在他的手术刀里，他用外科手术刀作武器，向敌人进行英勇的、忘我的战斗。

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工作学习的生活用品，分送给他周围的同志，并让我也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白求恩思想是有生命力的，不仅在医务界，在各行各业均如此。他逝世50周年了，他的思想作风并没有过时，在今后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学习。要批评当今医务界向钱看的风气。

要学习他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的精神。提倡救护队应该上第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在哪里救治。

学习他对待工作、对待同志、对伤病员热情，如同手足，把伤病员的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

他是一位英雄，会被我们永远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