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共同体建设的中国探索

李安君

【摘要】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之生存智慧的创造转化、对西方生态思想有益成果的借鉴吸收，代表了当前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新水平。生命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遵循着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核心、以保障生态民生为归宿的发展逻辑。在实践中，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国家公园建设、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探索，推进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建设  人与自然  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2.010

生命共同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关注人与自然这一整体的系统性运转，“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1]。“生命共同体”从理念到建设始终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围绕生命共同体的建设不断推进生态治理的科学化、系统化。

生命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渊源

“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之生存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对西方生态思想有益成果的积极借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代表了当前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新水平。

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发展。生命共同体理念关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阐释，继承了马克思的自然观以及物质变换理论。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重要性，“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另一方面，他认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也在促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界相联系等于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可见，人与自然之间有一个关键环节，人与自然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即“物质变换”的过程。物质变换也被译为“新陈代谢”，因为受李比希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在使用“新陈代谢”时，既保留了“新陈代谢”概念的生理学意义，同时也赋予它以生态意义、社会意义，以此来分析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系统关系。其中，劳动直接关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的过程也是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和生产过程被定义为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概念中，社会新陈代谢是实际的生产活动，构成了人类通过劳动与整个自然的积极交流。可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资本主義生产造成了人和土地、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

生生不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存智慧的创造转化。生命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实现了对传统自然观的当代转化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耕基础之上产生的，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保障万物的生生不息，是一种生存智慧。面对生态危机，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查“人与自然的逻辑”。“天人合一”思想中蕴藏着生态观，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达。“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3]，因循自然，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朝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虽然，这种质朴的生态观是基于对神秘自然的敬畏，但也正是这种“敬畏”促使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发掘、遵循，对植物、动物的自觉保护，这在客观上保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循环，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遵循生态循环规律，注重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恢复，以得天时、地利与人和，如此才能“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管子·富国》）。简而言之，维护万物的“生生不息”，也就是维护人类的“生生不息”。

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对西方生态思想有益成果的借鉴吸收。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系统关系的关注，西方生态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土地共同体、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等理论表达之中。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不直接来源于西方生态思想，但这些思想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仍有借鉴价值。利奥波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础上，以“土地共同体”对生态系统进行概括，与人类身体器官相互协作配合，以及偶尔的不协调一样，共同体各个部分之间也是如此运作。罗尔斯顿指出自然的价值独立于人的诉求，仅仅内在于自然之中独立存在。“大地伦理”“自然价值”引导人们对生态系统整体的探究与重视。依托于“地球生理学”、生物学的盖娅假说，强调地球的生命属性，作为一个科学假说，它为人们理解自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土地伦理的思考相比，盖娅假说的理论视野更加宏大，它从行星运行的角度去分析如何维护地球的健康。盖娅假说的意义在于，尽最大可能尊重生态系统的自我运行，维持自然规律调节下适合生存的家园。

我国生命共同体建设的发展逻辑

生命共同建设的发展逻辑在促进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循环、维护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保护自然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持续保存，维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恢复;另一方面，在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基于此，我国生命共同体建设遵循着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核心、以保障生态民生为归宿的发展逻辑。

对资本逻辑的扬弃。资本逻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社会完全遵循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忽视了自然界中树木、水、矿产资源等的有限性。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取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运转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逻辑指引下的生态治理也仅仅是一种污染转移，变相地对全球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更多的联系以及发展机会，中国的经济、科技等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如何对待资本，我国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两面性的分析。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对资本逻辑进行纠偏和引导，对其负面效应进行合理规避。我国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发挥资本的优势，使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同时，避免资本逐利性带来的金融困境，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市场监管同步进行，使政府作用更恰当地呈现，规范资本运行，在发挥和限制资本逻辑之间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对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逻辑的扬弃，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合理性导向，“生态生产力”揭示生产发展与生态良好之间的密切关联。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忽视，我国现代化建设是通往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福的道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仍是重中之重，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生态生产力”作出了最好的回答。生命共同体建设本身蕴含着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与共进，重视生态生产力，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對“自然生产力”的阐发，指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阐明了人类社会进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首先，发展“生态生产力”是协调人们的利益诉求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重要前提，以生态生产力为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肯定了保障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良好的自然生态。其次，以生态补偿机制弥合环保工作中造成的利益分歧。特别是对由于生态保护事业而受损的利益，应有相关补偿，如此在对自然生态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升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力，在维护生态系统良好运转的同时避免贫困状况，以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对生态民生的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生态表达，在不否认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对精神财富的创造的同时，认识到良好的生态产品、美好的自然生态同样是人民的向往。财富、精神都以自然为基础，生态之于民生是不可或缺的，对推进民生建设至关重要。生命共同体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民生优先领域，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对民生最真切的反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健康食品、清新空气、优美景色等都是构成人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构成的良好生态不仅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基础，更是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前提。保障生态民生的建设，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系统循环，使人民的美好生活与良好生态互促共生。

我国生命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命共同体建设强调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人类各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不能打破其自组织、自恢复的能力。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我国意识到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修复，促进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进行，打造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空间格局。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生命共同体的基础性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对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等各个子系统的协调与系统治理，是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复杂生态系统的治理。保持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平衡是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基础，其首要前提是遵循自然规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共同参与自然生态系统运转，田养人、水培田、山护水、土保山、树固土，必须把握各个系统要素之间的作用规律。其次，正视人对生命共同体的利用、干预和治理，合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功能稳定、结构合理、波动规律的生命共同体，应减少人为干预，注重自然恢复;而对于破坏严重，功能失调的生命共同体，要加大人工修复力度，恢复其系统结构。为了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一的保护和修复，基于对生态要素的综合考量、对国土空间用途的管制，我国成立了自然资源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等部门、机构。加强地区之间的生态合作，对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进行管理的同时，考虑到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以行政区域作为生态保护的界限，通过系统修复、综合整治，形成跨区域的生态系统保护。

国家公园建设：生命共同体的集中性恢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生命共同体进行集中性恢复。虽然我国开展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起步较晚，但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有着自身优势，能够“统一、规范、高效”地推动国家公园建设，正视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开发建设程度，有针对性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我国已有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包括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等，在国家公园建立后，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在该区域不再保留。自然资源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为自然保护的统一规划提供了保障，形成对自然生态系统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此同时，关注生态保护与消除社区贫困之间的关系，发挥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优势，保障经济效益，走向脱贫致富，以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然，目前，国家公园体制还处于发展阶段，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空间规划等还需完善，但可以看出，通过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保持生物多样性，还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运转。

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生命共同体的全面性维护。在以人为主导群体的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统中开展的生态环保建设，更应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维护城乡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以及多样性。我国坚持“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去进行城乡建设，以“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作为标准，将生产、生活、生态进行一个合理的空间结构布局。具体来看，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强调城市建设注重生态系统的自循环、自恢复。我国在进一步做好城市生态的规划布局，提升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和恢复能力。在乡村建设中，恢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被破坏的土壤循环，退耕还林还草，提升水土保持能力，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重要的是，建立城乡之间生态系统的良好连接，实现城乡生态建设之间的互补。总而言之，人与自然并不是单方面的索取，生命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可持续性，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KS077）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5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3][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页。

[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