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与反抗:国外电视剧“双生花”叙事特点研究

2020-08-02 11:02马犇
声屏世界 2020年9期
关键词:社会性别叙事女性

马犇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电视剧市场诞生了不少被称为“双生花”题材的电视剧。与国产“双生花”电视剧总体呈现的男权中心主义叙事话语、过于刻板又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相比,国外“双生花”电视剧往往淡化女性的社会背景,突出女性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使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互为镜像、相互启蒙,在共同反抗男性中心话语中发现自我,成为主动的表达者、积极的行动者。

关键词:社会性别 镜像 女性 “双生花”叙事

电视剧中的“雙生花”叙事区别于电影领域的概念,不单指由一个女性饰演两个角色来展现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更多的是指通过对两个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女性主体的书写,在对抗与和解中探寻女性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与统一。与单女主的叙事模式不同,“双生花”提供了一种天然的镜像,其无关阶级与种族,而是关心作为同性别者如何理解自身,以打破困住自身的枷锁与社会规范,迎来真正的女性自由。

相比于国内电视剧“双生花”题材的空白,国外电视剧市场并不缺乏对“双生花”题材的勾勒。日剧《不结婚》《昼颜:下午三点的恋人》、美剧《破产姐妹》《杀死伊芙》等,故事中的主角通常不背负中国女性面临的沉重处境,不再过分追求女性在职场的身份、地位,而是深入女性内心,探究女性作为主体的彻底解放与自由。文章以上述电视剧为例,分析双女主叙事模式对女性完成自我建构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对国内都市题材电视剧情感叙事提供参考建议。

镜子:被放逐的与被规训的女性

拉康认为,婴儿在镜中的两次误认是寻找“自己”的过程。正是因为婴儿从镜子中认出了“他人”,才更明白地意识了“自己”。“他人”作为“自己”的映射,是被异化的存在,因而补充了自我所缺失的某个部分。在“双生花”的故事里,虽然存在两个身份、性格各异的女性,但她们本质上互相映照、一体两面,彼此具有对方所缺失的部分。

《杀死伊芙》中,小职员伊芙看似拥有安稳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但在表达亲密关系时却选择逃避,在生理上拒绝更实质的性关系。即便如此,她依然以日常的拥吻这种自我欺骗的方式证明夫妻情感关系的正常性,以近乎“自虐”的方式确立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无形的社会规训下,自我即使发现了“异常”,也要服从主流的社会规范。伊芙遵循其所处环境的询唤,发展出的自我认同带有强烈的主流规训意味。遇到薇拉内尔后,她内心的另一面被激活。薇拉内尔是脱离主流规训的人,国际逃犯的身份让她天然地被主流规范所抛弃,享受杀戮,不按规矩出牌。和伊芙相比,薇拉内尔总是享受充分的性快感和不安分的自由。

根据扬·艾森卓的性别理论,个体迷信其所处的文化系统指派的社会性别角色,就会形成僵化的性别自我意识,可能失去自己的若干亚人格成份,导致自我残缺不全、有强烈的缺失感,无意识地将这部分他性的人格进行外化投射。薇拉内尔的反社会人格源于幼年时期母爱的缺失,带有恋母情结,伊芙成熟的女性气息、母性特质填补了她情感维度上的空白;伊芙迷恋薇拉内尔身上危险的气息,亦是对自身安稳生活状态的一种精神反抗。如果薇拉内尔是生物性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伊芙则是社会性意义上的神经症。她们在镜子中看见彼此,按照对方意愿的样子塑造自我,共同在对方身上释放了自己所压抑的那部分人格,从而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

镜像:同性情谊的书写

扬·艾森卓认为,“两性之间的爱与亲密关系的出发点在于个人对于自己本身异性部分人格的爱”。这里的爱与亲密关系不单纯指涉同性之恋,也可视作同性别之者间破除偏见、相互理解的情感。在看到了彼此的苦痛与不幸后,她们变成同盟者,成为男权中心的异己者与反抗者。

《昼颜》中,利佳子与纱和是一体两面。利佳子帮助纱和完成自我意识觉醒及主体建构,她与纱和之间构成了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作为启蒙者,她大胆承认自己的出轨事迹,不遗余力向纱和传授出轨理论并鼓励她逃离无性的家庭生活。纱和作为被启蒙者,在初期对利佳子的言论持鄙夷态度,对于被迫为其圆谎的行为充满厌烦。但当她开始真正走出家庭、追求心中所爱的北野时,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另一个利佳子。同为主妇,纱和与丈夫持续了长达七年的无性生活,遭受冷漠与隔离,家庭地位不如一只仓鼠;利佳子美艳、生活优越,却也只是丈夫摆在家里的花瓶和佣人。她们虽然性格、身份各异,但都遭遇相似的悲剧命运。纱和主动帮助利佳子向丈夫隐瞒偷情是二人真正建立情感联系的开始,也是和解与共情的开始。同样,当纱和走出家庭后,利佳子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她的身边,做她坚强的后盾。两个女性的结盟意味着一场无声的革命开始了。她们以一种微弱、徒劳但坚忍的力量对抗男权力量的强大。柔弱的纱和走出家庭,即使情人远去不知所踪,也要离开无爱无性的家庭生活。人们将纱和的出走视为同性情谊力量的延续,一次悲壮且充满希望的奇袭与突围。

崛起:反抗父权制的暴力

长久以来,女性情谊与女性话语在文本和历史中都是作为被隐去、被遮蔽的存在。纱和与利佳子的悲剧意味着其所处男权文化语境下的女性悲剧,并逐渐失去其真实的性别,这是被劳拉穆尔维所指称“空洞的能指”,即女性作为符号进入男权中心的话语体系里,她们成为蛇蝎美人或圣洁的母亲、温顺的妻子及乖巧的女儿,却唯独不属于自己。

正如利佳子失败了,但纱和站起来了。日剧《不结婚》中,人们也看到了不屈服的女性。35岁的田中千春在父母的催促、朋友的建议下开始正视婚姻问题,但她却在内心深处怀疑:一个人有什么错?44岁的园艺设计师桐岛春子曾因婚外情而受伤,坚定地成为事业至上的不婚主义者。在这个故事中,人们得以见到不满足于社会性别划分的女性,她们对自身的现状虽然存在疑虑,但总体上遵循内心选择。

“双生花”叙事模式补充了女性完成自我建构的缺失内容,两个女性在相互抱团、相互取暖的过程中看到了被规训、被压迫、被放逐的自己及自由的自己,从而补充自己所缺失的部分,最后各自成为差异的个体,打破社会性别的桎梏,恢复作为生命个体的真正面目,而非再一次成为社会性别概念中权力塑造的符号和工具。美剧《破产姐妹》中的Max虽出身贫苦,但却不是等待男性拯救的灰姑娘;Caroline因富豪父亲锒铛入狱而成为落魄小姐,却不因此自怨自艾,而是共同和Max完成小蛋糕事业;Max穿着性感但却不是供人观赏的尤物;Caroline打扮时尚也不是物质的代名词。《杀死伊芙》中,薇拉内尔每次出场都会是一次漂亮的变装,但她有自己的意志与复杂人格,却非好莱坞意义的蛇蝎美人。正如戴锦华批评父权制的暴力本质在于消除差异、寻求刻板的本质,它暴力地划分了男性与女性的单一标准,否定差别,试图用一个潜在的男性主体把女性本质化。

中外“双生花”叙事特点比较

相比于“双生花”题材在国外的走热,国产电视剧叙事中聚焦于两个女性的故事几近空白。也许有人批评这种说法太过武断,甚至会举出《还珠格格》小燕子與夏紫薇、《玫瑰江湖》君绮罗与沈斯如、《倚天屠龙记》赵敏与周芷若等反例。但不难发现,在这些国产双女主电视剧中,两个女性的差别主要源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社会阶层的差别也明确地标识了人性的美丑、举止的文野。小燕子与夏紫薇是一对身世悬殊的“真假”格格,市井出身的小燕子活泼开朗却又无知鲁莽;接受良好教育的夏紫薇知书达理又温柔贤淑;君绮罗生于尊贵之家,性格疯癫但单纯善良;沈斯如身份低微,看似温柔贤淑却充满歹毒心肠。

除了阶级出身的差别及由此标签化的简单美丑判断外,这些女性更多地是被包裹在男性专制的历史语境中,在男性的惊天伟业和爱恨情仇中,她们永远处于附属地位,甚至是争宠的角色。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相互倾轧的最终裁决者是男性,无论成败都逃不出父权制的牢笼。《倚天屠龙记》中,天真无邪、善良勇敢的赵敏打败了机关算尽、坏事做尽的周芷若,最终赢得了张无忌的爱。这样的角色设定和价值观传达往往使观众深陷其中,不自觉地与女主一起掉入父权制的牢笼,难以对女性自身进行反思。

结语

“双生花”叙事重点不在于是否由两个女性角色来扮演整个故事,而更多指向女性之间的内在联合,关键在于主人公能否在镜中看到同性别者正在遭遇的苦难和被异化的自己。人们欣喜于在全球电视剧市场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离经叛道”的女性,一个又一个不服从于社会规训、努力成为自我的女性,这些灯塔式的作品必将给世界上正处于黑暗中却不自知的女性带来某种启迪,促进女性意识的崛起。

同时,人们也应看到,在当前国内电视剧市场中,部分披着“双女主”剧的外衣,以女性独立为噱头,实则是进一步将女性符号化,将女性再次推入与男性的爱恨情仇、与同性的闺阁争斗的刻板印象中。作为女性真实的生命与情感被剔除、真空了,在等待男性拯救的过程中成为“他者”,这种叙事方法在无形之中将女性引向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尴尬境地。期待中国电视剧在新的十年中,能够创作出更多真正反映这个时代女性真实境遇的故事,书写真正的女性话语。(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杨林玉:《镜像与自我建构——〈七月与安生〉叙事解读》,《电影新作》,2016(6)。

2.田燕,黎光容:《银幕“两生花”——华语电影中“双女主”电影叙事策略探析》,《电影新作》,2017(1)。

3.[美]波利·扬-艾森卓 著,杨广学 译:《欲望与性别——不受诅咒的潘多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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