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与中国出口

摘要：本文基于2000—2014年的中国制造业1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以制造业服务化为线索，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对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呈U型关系，伴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已跃然到转折点的右侧即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了制造出服务化对出口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利用工具变量和双重差分模型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均得到稳健的结果。进一步地，分行业的回归结果显示了行业之间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出口的作用机制，发现生产率和交易成本是一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影响其出口规模的中介变量。整体面板的回归结果显示，伴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已然开始通过提升生产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种途径实现出口规模的扩大，并逐步进入制造业服务化的红利阶段。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出口;服务红利

中图分类号：F75262;F4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5011110

一、引言

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0%以上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而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升级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将专业服务嵌入制造业的各个环节，进而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货物贸易层层受阻，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增速波动式下降，环比增长率从2007年的20657%下降到2008年的7228%，2009年骤降至-18293%。海关统计显示，2018年的出口同比增长7088%，然而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的同比增速降低为4973%，2020年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可以预期，中国的出口增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出口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促进出口增长是各国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及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而要从根本上促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建立中国制造业贸易强国的着力点之一就在于制造业服务化。笔者发现，伴随一国创新能力增强、交易成本下降，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高，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越强。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的服务中间投入，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出口能力，这对于中国制造业合理利用服务要素、顺应全球服务化趋势以及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应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之义。

目前，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有两类：第一类文献聚焦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阶段。江小涓[1]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动又独立发展的。制造业中服务投入水平的波动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状态和全球化进程。Park[2]与江小涓[3]认为，经济总量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产业的结构布局都会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继而带来制造业服务化的阶段性特征。回顾中国1978—2008年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低下是中国制造业产出效率居低的重要原因，即使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已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生产中服务投入的质量和数量偏低，因而制造业的行业竞争力仍旧增长乏力。第二类文献聚焦于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出口，刘斌和王乃嘉[4]基于2000—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提升了企业出口的种类和价格，推动了企业出口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吕越和吕云龙[5]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1995—2009年40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检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行业差异性，其中，电信、金融等服务行业的投入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较强，而交通运输、零售业等服务行业的投入促进作用则较弱。

上述文献梳理了制造业服务化的阶段性特征，也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的关系，但鲜有研究将二者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考虑，进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关系的转折点。本文聚焦于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之间的关系研究，并通过分行业回归，以期寻找及论证红利转折点的存在性。

二、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出口的理论机制

Vandermerwe和Rada[6]提出，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以某种形式整合到企业的核心产品中，并逐渐扩大服务在企业产出中的占比，最终完成以制造为中心到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的过程。而王永进等[7]与刘斌等[8]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可以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机制在于较高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意味着制造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与其他服务业建立了服务联系，服务中所使用的高级要素提升了企业的产品质量，从而促使企业出口的增加。将制造业服务化促进出口的机制进一步细分，可以剥离出两种间接效应，分别是生产率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

（一）生产率效应

王永进等[7]研究发现，制造业运输服务化可有效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通过降低出口产品的交货时间、减少出口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从而达到内部要素的最佳配置效应。Grossman和Hansberg[9]通过理论建模，分析了企业将任务分块的外包行为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在此基础上，Unel[10]建立了一个包含服务外包、出口和信贷约束的模型框架，得到信贷约束越小，企业更倾向于将服务外包，从而进一步提升其资源配置效应的结论。张艳等[11]对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陈启斐和刘志彪[12]对2003—2011年的中国数据进行动态面板GMM估计，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存在技术外溢，进而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并且其促进作用与进口国的技术水平有关。

同时，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行业生产率。Sasaki[13]在探讨第三产业的“成本病”成因中，根据服务部门的产出动向，进一步把服务产品划分成生产过程中的中間投入品与作为成品的消耗品，且着重探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制造业、服务业就业状况的相互影响，并指出，社会劳动人口在转向服务业的同时，制造业的部门就业份额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速都会随之下降。Fernandez和Palazuelos[14]在研究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欧盟整体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影响时，得到了与Sasaki[13]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只有教育行业的就业份额增加会对社会整体服务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其他各细分服务行业就业份额的增加均会对社会总服务业生产率有阻碍作用。

（二）交易成本效应

一方面，Daniels[15]分析发现，制造业中的服务投入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具体表现为降低交易费用。Horst和Ruhr[16]研究发现，本国生产者服务的种类越多，越会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减少制造业生产的交易成本，增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江静等[17]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框架下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拓展，利用实际使用的劳动数量来衡量生产者服务，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入生产模型，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的扩大在增加自身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制造业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此外，国际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解决国内生产性服务的供给问题，通过示范效应与本地化效应来促进生产性服务部门效率提升与质量改善。刘志彪[18]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有效降低投入成本的同时提高服务投入质量，从而达到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目的。冯泰文[19]通过中介模型发现，生产者服务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制造业效率。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使行业的交易成本上升。程大中[20]在深入探究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并进一步拓展后，利用中国1978—200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仅科学研究和综合科技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存在滞后问题。Hartwig[21]利用18个OECD国家的经济数据探索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真实性，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会带来行业交易成本的上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的影响不是单调关系，二者的关系存在一个转折点，与转折点的关系决定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影响是促进作用，抑或是抑制作用。

三、数据说明、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通过匹配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 Output Tables，WIOTs）《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1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为样本，就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首先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行业口径统一，将2000—2002年、2003—2011年及2012—2014年三个阶段的行业统一为GB/T 4754-2002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后，再与WIOD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匹配合并，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最终确定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选取的17个行业分别是：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纺织品及皮革制造业、木材产品及软木制造业、造纸及纸浆制造业、印刷和出版制造业、焦炭和精炼石油制造业、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基础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制造业、有色金属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家具及其他制造业。

（二）核心变量测度

1制造业服务化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该变量根据WIOD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计算得到。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衡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另一种是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目前，学术界主要运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来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本文在顾乃华和夏杰长[22]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运用制造行业中服务业投入占该制造业细分行业总产出的比值来衡量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具体而言，投入产出法又可分为直接消耗系数法和完全消耗系数法。其中，直接消耗系数法是指《中国投入产出表》中，某一行业直接消耗的其他部门的数量。则制造业服务化具体公式如下：

Si=Serviceij/Ti  （1）

其中，Si表示制造业i行业的服务化水平，Serviceij表示服务业j行业对制造业i行业的投入，Ti表示制造业i行业的总产出。

然而，在现实国民经济体系中，各个行业之间的相互投入与消耗并不是一次性的。各个行业除了对其他行业的直接消耗外，还存在延伸而来的间接消耗。以食品制造业使用运输服务为例，食品制造业需要直接使用运输服务运送所需的生产要素，即构成了食品制造业对运输服务业的直接消耗，也称为依赖度。在食品制造的过程中，还需要投入各类食品添加剂等，此类食品添加剂等也需要运输服务，这就构成了食品制造对运输服务的第一轮间接消耗。由于所有的上游产品都有可能使用运输服务，因而会构成食品制造对运输服务的第n轮间接消耗。那么，食品制造对于运输服务的直接消耗与所有间接消耗之和就构成了食品制造业对运输服务业的完全消耗。在已知《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情况下，完全消耗矩阵具体公式如下：

B=（I-A）-1-I （2）

其中，B表示完全消耗矩阵，I表示单位矩阵，A表示由《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的直接消耗矩阵，因此，定义完全消耗矩阵的每一列，即每个服务行业对制造业的投入为Serviceij。某一制造业行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可由完全消耗矩阵得到。在当前条件下，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是可计算的，而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不可得。这是因为，投入产出表的纵向代表了要素投入，而横向代表了产出的最终使用，这并不是制造业的产出服务化。

2制造业服务化的特征描述

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0298下降到2007年的0179，然后又逐步上升到2014年的0535。而图1中的散点为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散点，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年平均值还是整体趋势，各个行业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均在2000—2007年呈现下降状态，2008—2014年呈现上升状态。

本文选取了2000年、2003年、2007年、2011年和2014年着重分析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在观察期内的波动情况，如表1所示。从各细分行业上来看，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的服務化水平在2000年仅为0147，在17个对比行业中处于最低水平，而电气设备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最高，为0402。在观察年份内，化学品及化学制造业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居高，说明该行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交通、金融、研发和信息等服务要素的投入较高。相对来说，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主要涉及农产品生产，对于可能使用的服务要素仅为运输服务，其服务化水平偏低也就不难理解。图1和表1都显示出，2007年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拐点，当年的最低值出现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0012。

（三）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对其出口的影响，根据图2中制造业服务化与其出口的散点图和拟合图可以直观地看到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图2中典型的U型关系说明，当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达到拐点，就会有效促进企业的出口规模，呈现出服务投入和出口规模的正向关系。

结合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lnExportit=β0+β1lnSit+β2（lnSit）2+γZit+δi+ξt+εit（3）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lnExportit表示出口规模，为i行业在t年行业出口的自然对数，lnSit表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为i行业在t年制造业服务化水平Sit加1的自然对数，由WIOD数据计算得出。本文借鉴伍德里奇[23]的研究成果，式（3）中制造业服务化对i行业出口的弹性等于β1+2β2lnSit，其取决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Z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新产品产值（newprit），为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营业费用比值（opcostit），为行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与收入之比，反映了行业的相对制造成本，数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3）销售费用比值（sellcostit），为行业的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反映行业的相对交易费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4）资本投入密度（kit），为固定资产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5）劳动人数自然对数（lit），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δi、ξt表示控制的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項。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回归分析

（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的经验检验

本文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无法观测的行业、年份因素。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列（1）和列（2）都显示出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的非线性影响，其中，制造业服务化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表现为U型关系。将列（2）的系数进行计算，位于转折点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等于0181，即当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大于0181时，中国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可以促进其出口规模的扩大。分两个时间段来观察结果更加明显，列（3）的结果显示，2000—2007年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出口的弹性显著小于0（-1577），这说明，2000—2007年不足的服务参与水平使中国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投入比例较低，抑制了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而从列（4）可以看到，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的弹性为正（0904），原因在于，这个阶段正是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引导服务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提到，围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深化产业融合，不断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随着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服务的投入和参与使制造业的出口水平也有所提升，但由于发展的阶段性，这种促进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刘斌和王乃嘉[4]对2000—2011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范围、产品价格，抑制了出口的产品数量。笔者认为，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样本选择不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取的是规模以上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样本，而本文选取的是全样本数据，包含小规模的民营和外资企业，这在一个侧面也证明非线性影响的意义。笔者认为，唯有全社会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普遍提升，方能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的扩大。

（二）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由于上述基准回归模型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反向因果的存在会导致计算偏误，基于此，本文选择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做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本文选用的工具变量为制造业服务化的滞后一期，如表4的列（1）和列（2）所示，使用制造业服务化及其二次项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得到的结果依然是U型曲线，证明结果是稳健的。

2世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

根据WIOD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平均值为0328，最小值为0012，最大值为0644;而世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平均值为0657，最小值为0568，最大值为0817。如表4的列（3）和列（4）所示，世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其出口规模。之所以这里没有放入世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二次项，是因为观察世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出口的图形时并没有发现曲线形式，并且世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在2000—2014年中的变化趋势平缓，没有出现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阶段性特征。

3安慰剂检验

由于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数据有阶段性，我们尝试分析是否存在一个事件冲击导致这种阶段性表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个事件共同冲击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那么，到底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阶段性特征，还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内在原因，本文以2008年为节点，考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变动与出口的平衡趋势关系。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Exportit=α0+α1i×yeart+γZit+εit（4）

其中，yeart表示年份的虚拟变量，i×yeart表示2000—2014年所有年份的虚拟变量。图3中显示了2000—2014年的平行趋势图，根据双重差分模型的设计原理，大于2007年制造业服务化均值的样本为高制造业服务化样本（处理组），反之为低制造业服务化样本（控制组），可以看到控制组和处理组均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控制组和对照组的变动不满足平行趋势性假设，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对处于不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企业出口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的结果在美国也得到了研究的证实，Borchert和Mattoo[24]对美国的研究结果显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对其服务贸易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见，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不是由外部冲击所造成的，而要从内在寻找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 2008，（2）： 4-18

[2]Park， SIntersect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J]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994，10（3）：245-263

[3]江小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社会科学， 2008，（6）： 66-85

[4]刘斌，王乃嘉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16，（9）： 59-74

[5]吕越，吕云龙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吗——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权估计[J]财贸经济， 2016，（3）：109-122

[6]Vandermerwe， S， Rada， J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6（4）：314-324

[7]王永进，盛丹，施炳展，等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 [J]经济研究， 2010，（7）： 103-115

[8]刘斌，魏倩，吕越，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经济研究， 2016，（3）：151-162

[9]Grossman， GM， Hansberg， ER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98（5）： 1978-1997

[10]Unel， BOffshoring and Unemployment in a Credit-Constrained Econom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111（3）： 21-33

[11]张艳， 唐宜红， 周默涵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否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J]世界经济， 2013，（11）：51-71

[12]陈启斐， 刘志彪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3）：74-88

[13]Sasaki， HThe Rise of Service Employment and Its Impact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7，18 （4）： 438-459

[14]Fernandez，R， Palazuelos， EEuropean Union Economies Facing ‘Baumols Disease Within the Service Sector[J]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2， 50（2）：231-249

[15]Daniels，PW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1， 15（1）：37-46

[16]Horst， R， Ruhr，MV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R]CESifo Working Papers， No598， 2001

[17]江靜，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J]世界经济， 2007，（8）：52-62

[18]刘志彪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6，（5）：36-44

[19]冯泰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以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为中介变量[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3）：56-65

[20]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4，（2）： 18-32

[21]Hartwig， J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rvice Industries - Has ‘Baumols Disease Really Been Cured？[R]KOF Working Papers， No155，2006

[22]顾乃华， 夏杰长生产性服务业崛起背景下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基于中国236个样本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 2010， （6）： 14-22

[23]杰弗里·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五版）[M]张成思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4]Borchert， I， Mattoo，AThe Crisis-Resilience of Services Trade[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10，30（13）：2115-2136

[25]Baron，RM，Kenny，D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26]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离岸服务外包网络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提升[J]世界经济， 2018，（6）： 77-101

[27]Head， K， Ries， JHeterogeneity and the FDI Versus Export Decision of Japanese Manufacturers[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3， 17（4）：448-467

（责任编辑：徐雅雯）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5013

[引用格式]钱学锋，王胜，何娟制造业服务化与中国出口——步入服务红利时代[J]财经问题研究，2020，（5）：111-120

收稿日期：20200327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生动力研究”（18VSJ046）;暨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出口退税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研究：理论、机制和中国经验”（19JNQN17）

作者简介：钱学锋（1979-），男，安徽安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研究。Email： xfqian@126com

王胜（通讯作者）（1984-），女，湖北鄂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 wangsheng2018@jnueducn

何娟（1991-），女，湖北仙桃人，硕士，主要从事消费市场研究。Email： 176030492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