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铭文铜镜浅析

王春苗

（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甘肃 天水 741020）

铜镜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和门类，其在商代是作为祭祀礼器出现，在春秋战国至秦时只能王公贵族享用，到汉代则成为日常生活必用品。铜镜制作也在汉代产生了质的飞跃，后经唐宋两个发展高峰，宋之后则走向衰落期。铜镜也是博物馆系统在收集、鉴定、陈列中最常遇到的文物之一。

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铜镜共64件，其中铭文铜镜20件，部分铭文铜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现就馆藏铭文铜镜进行整理介绍并对部分重点铜镜进行尝试分析。

一、汉代及三国时期铜镜

汉代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铭文铜镜中汉代及三国时期铜镜有9件，其中昭明镜6件，吉语镜3件。

（一）昭明镜

其一，重圈铭文昭明铜镜，直径15.7cm，厚0.8cm，重0.55kg。汉代，圆形，桥形钮，背面饰有双圈环带、其内有铭文，内圈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泻”二十四字，外圈为“如光而耀美，挟佳都而无间，慷欢察而性宁，至存神而不迁，得并观而不弃，精昭折而伴君”三十五字（图 1）。

重圈昭明镜为西汉中期开始流行，内圈文字少，外圈文字多，以文字装饰为主，使铭文纹饰达到了极致。重圈“昭明镜”的铭文又有以下几种组合，第一种，内圈日光铭，外圈昭明铭；第二种内圈为昭明铭，外圈为清白铭；第三种，内圈为昭明铭，外圈为皎光铭。第一种常见，第二种较少见，第三种罕见。此镜属于第三种，内圈铭文“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泻”为昭明铭，外圈铭文“如光而耀美，挟佳都而无间，慷欢察而性宁，至存神而不迁，得并观而不弃，精昭折而伴君”为皎白铭，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当然，目前学术界对重圈铭文昭明铜镜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虽然重圈铭文昭明铜镜不管是内圈还是外圈总有一个铭文是昭明铭，但因其特殊性，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仍是昭明镜，一部分学者还是喜欢把重圈铭文镜单独提出来说。同时其铭文为变形篆隶体，小篆笔意，隶书笔体，从中国文字发展演变过程来说，汉中期以后正是中国文字由篆书向隶书的过渡期，这一铜镜铭文的艺术风格正吻合中国汉字的发展演变历程节点。

图1

图2

其二，章武元年铭文夔龙纹铜镜，直径14.9cm，厚1.2cm，重0.3kg。三国，圆形，桥形圆钮，背面中间饰有夔龙纹，其外有“章武元年二月作竟德扬宇宙威震八荒除凶辟兵昭民万方”二十四字，铭文完整，正面略有磕碰（图2）。

此镜为麦积区博物馆镇馆之宝，漆黑光亮，镜面光洁，做工讲究，镜边缘为外高内低斜廓。主纹饰浮雕挟纽，同向配饰一对夔龙形变异兽。双龙曲颈，回首顾盼，首尾相对，口吐长舌，舌尖回卷，双目圆睁，目以红铜镶嵌。昂头，身躯呈“S”形，姿态威猛，自然飘逸。镜起首处的文字“章武”正是三国蜀汉的第一个年号。铭文“德扬宇宙，威镇八荒，除凶辟兵，昭民万方”言简意明，反映了制作者对新建蜀汉政权繁荣昌盛,国富民强,统一中原的美好愿望。

三国鼎立时期的天水，处在蜀魏交界之要冲，是蜀吴联盟抗魏即隆中战略的西线主战场。章武元年铜镜，作为三国时期的罕见文物，见证着蜀汉王权的第一缕曙光，是研究天水地区三国文化的重要实物遗存。

公元221年，三国蜀主刘备称帝，是年，改国号为“章武”，它显示着刘备彰显武功军威以平定天下的宏伟蓝图。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年号仅仅存在了两年零一个月。笔者在研究中对此镜铭文中制镜时间有一点疑惑，《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后刘备于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在成都称帝，改年号章武。“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刘备是在章武元年四月登基改年号为章武的，但是此镜铭文所书“章武元年二月作竟”说明这件铜镜是在当年二月所做，而二月应该称年号为建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失误呢？笔者在这里推测，220年魏文帝称帝之后，刘备就已经在谋划称帝事宜，而且计划的登基时间也是221年二月，所以已经开始制镜，只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才使得称帝登基如此重要的事情延后，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三，连弧纹昭明铜镜，直径10.8cm，厚1cm，重0.25kg。汉代，圆形，桥形钮，背面中央为连弧纹，其外有“内而清而质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日而月而勿（疑为忽字未写完）”等铭文字样。

其四，连弧纹昭明铜镜，直径9.7cm，厚0.9cm，重0.15kg。汉代，圆形，桥形钮，背面中央为连弧纹，其外有“内而清而以昭而明……光而□夫日而月心而忽（后有一个间隔符号）”等铭文字样，镜体锈蚀较严重。

此二镜昭明连弧纹镜，铭文中每字间有“而”字相隔，纹饰造型与布局也大致雷同，属于最大众的昭明镜。

其五，连弧纹铭文铜镜，汉代，直径12.5cm，厚0.6cm，重0.25kg。圆形，桥形钮，背面中央为连弧纹，其外环带内有铭文但因锈蚀和磨损严重，字迹模糊无法辨识。

其六，乳丁纹昭明铜镜，直径14.5cm，厚1.5cm，重0.5kg。汉代，圆形，桥形圆钮，背面中央饰有菱形乳丁纹，其外为同心圆环数周，最内侧一周圆环内有铭文若干似为昭明镜固定文字，外侧数周为环形缠枝花卉图案，锈蚀较严重。

此二镜因其锈蚀严重，铭文已不可详查，故再不做分析。

（二）吉语镜

三件吉语镜铭文皆为四字吉祥祝福语，字数虽少，但读起来朗朗上口。此类铭文均为古人欲借助自然神秘力量，求得自身吉祥或者后世富贵，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也是汉镜铭文中常见的类型，其纹饰布局均大同小异，其铭文最初多为“家常福贵”，以后出现“宜君官位”“长宜子孙”等。

其一，宜君官位铭文花卉连弧纹铜镜，口径13.2cm，厚1.5cm，重0.3kg。东汉，圆形，桥形圆钮，背面中央有花卉图案，外侧为连弧纹，其间有“宜君官位”四字铭文。

其二，长宜子孙铭文连弧缠枝纹铜镜，直径12.3cm，厚0.8cm，重0.25kg东汉，圆形，桥形圆钮，背面有缠枝纹和连弧纹，中部有“长宜子孙”四字铭文。

其三，宜君官位铭文连弧纹铜镜，直径9.5cm，厚1.1cm，重0.1kg。东汉，圆形，桥形圆钮，背面饰有连弧纹，并有“宜君官位”四字铭文。

二、宋代铜镜

宋代是中国铜镜发展的转折时期，由唐镜的富贵华美转向质朴实用，纹饰渐渐变得粗犷，造型也在以前的圆形、菱形等基础上，出现了带柄状、钟形等，形式更加多样多变，尤以湖州镜为代表，出土流传最多。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铭文铜镜中有5件宋代铭文铜镜，其中4件是湖州镜。

其一，菱花湖州石氏铭文铜镜，直径14.1cm，厚0.6cm，重0.35kg。宋代，菱花形，桥形钮，背面右侧有两排自上而下铭文“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十字，左侧自下而上斜向后刻铭文“赖伏羗城騃訖官”等字样，上侧后刻单字似为篆书“臣”字（图3）。

其二，带柄倭角菱花湖州石氏铜镜，长24.3cm，厚0.4cm，镜身直径14.3cm，重0.45kg。南宋，镜身倭角菱花形，带柄背面有铭文“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字样。

其三，湖州石家青铜照子铭文带柄铜镜，长10.1cm，厚0.4cm，镜身直径7.4cm，重0.1kg。南宋，镜身圆形，有柄，背面有“湖州石家青铜照子”八字铭文，柄残断。

其四，葵花湖州石氏铭文铜镜，直径8.6cm，厚0.4cm，重46.80g。南宋，葵花形，桥形钮，背面右侧有铭文“湖州石念二真□青铜镜”等字样。

此四件铜镜皆为宋代湖州镜，其中两件带柄，所以放在一起分析。目前学界普遍将宋代铜镜划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期、北宋中晚期、南宋初期。而宋代湖州镜为南宋铜镜中典型代表，其镜面多素面无纹饰，多以文字装饰，带有浓厚的地方生产的标识。麦积区博物馆馆藏的此四件铭文镜皆南宋时期湖州商品“牌记镜”，特征明显，其铭文中皆有：“湖州”“石氏”“石家”等地域及制作作坊等特征明显的标识，其铭文也都具有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说明在当时的湖州，石家为民间知名铸镜作坊或者家族，在镜子的铭文上打上他们的“商标”，这也算是一种品牌推广吧。特别是铭文中的“真石家”非常值得考究，为什么要叫“真石家”，可见当时市面上也有很多仿冒的“石家镜”横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铸镜的作坊之多以及铜镜的使用者众多，铜镜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用品。至于铭文中为何多称“照子”，而不叫“镜子”，则是为避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名讳所致，这也是宋镜的一个独有特点。另外，带柄铜镜的出现也是中国古铜镜发展中的一大转折及革命性突破，它的出现打破了中国铜镜以往的以纽系、悬挂的使用习惯，铜镜的使用变得更加方便，突出了实用至上的特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研究中，笔者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湖州镜产地在浙江湖州，距离甘肃天水就目前的行程路线也要1600多公里，如此远的距离如此大的藏量，仅麦积区博物馆馆藏宋湖州铭文铜镜5件，这些铜镜因何而来？这些对于我们现在研究宋代时天水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商品贸易、物流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3

图4

其五，瑞兽草叶诗文铜镜，直径18.1cm，厚1.5cm，重0.55kg。宋代，圆形，圆钮，背面内侧为草叶纹和四只瑞兽图案、外侧有“团团宝镜，皎皎升台，鸾窥自舞，照日花开，临池似月，睹貌娇来”二十四字诗文，镜面残破（图4）。

此镜在麦积区博物馆原文物档案中记录为宋代铜镜，但笔者在研究中通过种种迹象发现，此镜与宋代铭文镜从铭文内容及风格都不相宜，反而非常吻合唐镜的特征，理由有四：第一，从铭文内容来看，根据《唐代铜镜与唐诗》一书所辑录，半数以上的铭文为四言骈体，梁上椿《岩窟藏镜》言及隋唐骈体铭文镜，“其骈词以四言居绝多数，偶有长短对偶及回文或五言等”，四言骈铭讲究对仗工整，铭文主要内容为歌颂赞美：……也有赞美对镜人美貌的“临池似月，睹貌娇来”（第283页镜铭32），此镜铭文内容“团团宝镜，皎皎升台，鸾窥自舞，照日花开，临池似月，睹貌娇来”符合这一鲜明特征；第二，唐镜铭文在表现方式上有了新变化，多用花鸟、水月等多姿多彩的语言，修辞手法也更加丰富，文藻华丽轻俏，具有浪漫色彩，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与大唐盛世高度繁荣开放的文化有着直接关系。而宋镜讲究实用，题材简单，北宋初及中晚期盛行花卉镜，南宋以后流行商标铭文镜，以湖州镜为代表，也就是前面分析的4件，此镜铭文表现形式浪漫唯美，符合唐镜风格；第三，唐镜铭文十分规整，字体多为正楷，字形扩大，字文清晰，笔法谶巧而不苟，十足表现出瑰丽华美之姿态，最强大富足时代特性，而宋镜铭文特别是南宋以后铜镜铭文内容通俗，书写随意性较大，审美也更平民化，此镜铭文风格及表现手法也符合唐镜特征；第四，此镜布局华丽，有瑞兽，草叶，诗文，与宋镜的简洁实用极不相符，布局风格吻合唐镜特征。综上所述，笔者初步判断此镜应为唐镜。

三、金代铜镜

金代神兽铭文铜镜，直径9cm，厚0.7cm，重0.1kg。金代，圆形，桥形钮，背面中央饰有瑞兽四只，外区有铭文“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造局，作匠杨林，监官录事任，提控所转运使高”三十二字。

此镜为金代官铸铜镜，“承安四年”为金章宗年号，即公元1199年。辽金时期由于战事频繁，铜供不应求，特别是金代铜禁极严，铜镜一般由官府铸造，并且要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此镜在麦积区博物馆原文物档案中记录铭文为“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造局，作匠杨林，监官录事任，提控所转运使高”三十二字。但是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详细对比镜面铭文，发现与此不符，此铜镜实际铭文应为“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禄事任提控运使高”二十四字楷书铭文，算是一个完备的刻字：铭文里包含铸镜时间；铸镜官府名称、官衔、姓氏；检验该铜镜的路、府、州、县等；末尾有花押。笔者推测当年做文物普查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沿用了金镜常用的套路模式，而忽略了具体的铭文，没有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比对。

四、没有具体考证年代的铜镜

麦积区博物馆馆藏铭文铜镜中有5件没有具体的考证年代，从铭文及纹饰特征笔者研究无果，无法确认，这里就再不分析。

其一，郝氏铭文花卉人物铜镜，直径8.5kg，厚0.7cm，重0.1kg。圆形，方形桥钮，背面饰有花卉人物图案，中下方有“郝氏”字样铭文。

其二，郝氏铭文花卉人物故事铜镜，直径7.3cm，厚0.6cm，重0.1kg。圆形，桥形钮，背面上部为花卉及房舍，中间左右两侧各有一人跪坐且在其之间有铜钱纹饰，下方为花和钱图案并有阳文“郝氏”和阴文“萬金”四字。

其三，连弧纹福禄寿铜镜，直径7.3cm，厚0.6cm，重34.68g。圆形，桥形圆钮，背面中央有两个方形框和两个桃形框分别写有福、禄、桃，寓意“福禄寿”，其间有十字纹相隔，最外边有连弧纹。

其四，带铭文四兽图案铜镜，直径11cm，厚1cm，重0.25kg。一套四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圆形，桥形圆钮，背面中央饰有神兽图案四个，神兽间隔处有铭文共四个，因有轻微锈蚀，字迹模糊无法辨识。

其五，乳丁连弧纹铭文铜镜，直径8.4cm，厚0.7cm，重0.1kg。圆形，桥形钮，背面中央为乳丁连弧纹，其外有铭文字样若干，无法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