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寺康乾御碑现状与记载不符原因探考

刘友恒 张永波 梁晓丽

【关键词】正定隆兴寺；康乾御碑；周元理；改刻

【摘要】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月台前东西两侧碑亭内现分别立有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御碑，然而在乾隆十三年（1748）的《敕建隆兴寺志》中，二碑亭內竖立的分别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汉、满文碑，二碑碑阳、碑阴的现状与记载明显不符。综合分析文献资料，此状成因系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六年（1781）隆兴寺奉敕大修时，钦工周元理为将乾隆御碑立于寺院显要位置，将原康熙五十二年（1713）满文碑碑阳文字打磨掉，改刻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于其上，碑阴亦随之进行了改动。

正定隆兴寺是我国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寺内现存御碑五通，均系清代刻立。计有康熙御碑一通，乾隆御碑三通，嘉庆御碑一通。其中两通乾隆御碑（共镌诗文6首）和嘉庆御碑为御制诗文碑，分别立于大悲阁配殿慈氏阁、转轮藏阁后面及慈氏阁南面。康熙御碑和刻有《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的乾隆御碑为纪事碑，分别记述康熙、乾隆年间两次奉敕阖寺大修之事，分立于寺院核心建筑大悲阁月台前东西两侧的碑亭内，位置十分显要。令人不解的是，这两通纪事御碑的现状与《敕建隆兴寺志》的记载明显不符，给后人造成了困惑。笔者查阅相关资料，经过分析找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一、两通纪事御碑现状

大悲阁院落为隆兴寺的核心区域，康熙、乾隆御碑亭分立大悲阁月台前甬路东西两侧，形制相同。御碑亭形体不大，但依封建礼制所特有的皇家建筑装饰元素——黄琉璃瓦覆顶显得异常突出。碑亭平面呈正方形，重檐歇山顶，面阔、进深皆为三间，通面阔、进深均为6.88米，地面至大吻高12.97米。碑亭台基四面正中设垂带踏跺，四周台明宽1.17米。墙体各面正中辟门。下檐斗拱明间施平身科三攒，次间两攒，均为三踩单下昂。上檐平身科七攒，式样为五踩双下昂（图一）。

东侧碑亭内矗立康熙御碑，上刻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书的《御制隆兴寺碑》。碑为汉白玉石质，首身一体。碑首四龙相交，高182厘米，宽190厘米，厚74.4厘米。碑身抹角，高358厘米，宽190厘米，厚68厘米。正背两面四周边框浮雕云纹及双龙戏珠纹饰，两侧面浮雕海水江崖及升龙戏珠图案。碑下赑屃座长410厘米，宽193厘米，高118厘米。座下土衬由双石拼成，心内置鳌座版，四周浮雕宝山、水地纹。方形碑额内阴刻篆书“御制碑文”。碑阳阴刻楷书13行，满行40字，共计405字，记述了隆兴寺的历史、兴衰、本次大修的时间和目的。末行落款处钤“康熙御笔之宝”方印（封三，1）。碑阴额部刻满文一行，身部刻满文13行。

西侧碑亭内立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制《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碑之石质、式样、尺寸、雕饰均与东侧碑亭中的康熙御碑基本相同。碑阳前半部阴刻汉文10行，记述了乾隆时大修隆兴寺的起因和经过，末行落款下钤“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方印。后半部阴刻满文10行（封三，2）。碑阴前半部分横刻藏文32行，后半部分竖刻蒙文10行。

二、《敕建隆兴寺志》关于大悲阁前御碑的记载

《敕建隆兴寺志》（后文简称“寺志”）是研究隆兴寺历史沿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系清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隆兴寺住持慈舟邀请正定东门里街人、原广东乐昌知县王发枝编纂，乾隆十三年（1748）十二月完稿，其后稍有增补乾隆十五年（1750）之事。

该志“殿宇”条目称大悲阁前的两座御碑亭为东西御碑楼，并记载：“御书东碑楼，东西宽二丈九尺，南北长二丈九尺，高三丈五尺。中立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御书汉字碑一座，高二丈一尺。乾隆十二年碑后镌御诗长句诗。”“御书西碑楼，东西宽二丈九尺，南北长二丈九尺，高三丈五尺。中立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御书清字碑一座，高二丈一尺。乾隆十年碑后镌御诗汉字长句。”[1]寺志编纂者王发枝在记录东西御碑楼及其内御碑的情况时，将立碑时间“康熙五十二年”误记为“五十三年”。对于二碑碑阴所镌乾隆御诗的创作时间也有错误，两篇御制诗文应分别为乾隆十一年（1746）和十五年（1750）皇帝驾幸隆兴寺时所作。该志“巡幸”条目记：“乾隆十一年皇上举行蒐狩大典，奉皇太后懿旨行礼五台，十月初四日回銮瞻礼大悲菩萨。”又记：“乾隆十五年九月初八日皇上巡幸河南，奉皇太后懿旨瞻礼大悲菩萨。”乾隆十一年（1746）题《丙寅十月过真定隆兴寺礼大佛因题长句》和乾隆十五年（1750）题《庚午重过真定隆兴寺叠旧作韵》御制诗文碑今仍立于隆兴寺，可证其时间错误。当然也不排除寺志所记时间为乾隆御诗镌刻上石的时间。但若如此，势必会给后人研究御制诗文创作时间造成混乱。

三、寺志所载碑文镌刻背景

寺志所记康熙御碑共涉四篇碑文，除碑阳汉、满碑文外，碑阴分别增刻乾隆十一年（1746）、十五年（1750）御诗。这些碑文的镌刻背景是怎样的呢？

隆兴寺始建于隋代，宋初奉敕铸造金铜大悲菩萨立像并盖大悲宝阁后成为河朔名刹，深受历代封建皇室垂顾。康熙四十一年（1702）皇帝巡幸五台，二月十七日回銮经真定，礼隆兴寺大悲菩萨，见古刹殿阁倾颓，遂令重修。同年四月命和硕裕亲王亲临察看，复选专官董领其事，所需费用皆出内帑。重修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告成于康熙四十八（1709）冬，此为隆兴寺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帝巡幸五台，于二月二十六日回銮，礼真定隆兴寺大悲菩萨，见重修后的寺院壮丽辉煌，天心嘉悦。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值康熙60寿辰，于三月中旬亲书《御制隆兴寺碑》。碑文简要记述了隆兴寺的历史、兴衰、重修起因、工程起止时间和“上为慈闱祝釐，下为兆民祈福”之营建目的，并亲书“敕建隆兴寺”及各殿匾额19方赐予寺院，寺院名称遂由“龙兴寺”更为“隆兴寺”。寺志收录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敕赐隆兴寺御书匾额经典纪恩碑》文对此事记述较详：“……癸巳三月颁到匾额，而御书碑文亦于冬十月勒石告竣，拓本进呈。随命将原本装潢，就寺张挂。甲午元旦使臣捧悬御书楼上。”[2]635文中“癸巳”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可知康熙御碑系五十二年十月勒石树立。文中虽未提到西侧的满文碑，但为彰显本民族的文化，并追求对称美，加之寺志中有明确记载，所以康熙五十二年汉、满文御碑为同时而立。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圣祖玄烨十七子果亲王允礼奉命远行四川泰宁会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途经正定，莅隆兴寺礼大佛，并撰七言古诗，诗中即有描述康熙御碑的诗句：“仁祖御制勒贞珉，赑屃穹趺伸力劲。”[3]

康熙汉、满文两通石碑碑阴所刻乾隆御诗，均系乾隆皇帝驾幸隆兴寺礼大悲菩萨后所作。乾隆十年（1745）五月，直隶总督高峨上奏，隆兴寺自康熙时重修以来“已三十年，不无损旧之处”，并奏“因工程本大，虽备为粘补，非奉官办，费无从出”[4]。同年，乾隆委专官重整香刹，再装大悲菩萨金容，工程始于十年之秋，至十一年（1746）夏落成。其年乾隆举行蒐狩大典，奉皇太后懿旨行礼五台，十月初四日回銮瞻礼大悲菩萨，题《丙寅十月过真定隆兴寺礼大佛因题长句》。寺志收录的乾隆十二年《敕赐帑银重修隆兴寺纪恩碑》，记载了此诗的镌刻位置：“镌诗章于御碑北面，坚珉焕彩，前圣后圣同符。”[2]647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初八日，皇帝巡幸河南，奉皇太后懿旨瞻礼大悲菩萨，题《庚午重过正定隆兴寺叠旧作韵》，并刻在康熙满文碑碑阴。这样就形成了两通碑碑阳为康熙御书，碑阴为乾隆御书，“前圣后圣同符”的局面。

四、乾隆四十五年御制碑文镌刻背景

隆兴寺自康熙时大修近70年后，建筑、佛像又显陈旧，乾隆四十三年（1778），应地方大吏屡请，乾隆再次敕命发帑进行大修，以工部侍郎刘浩督修。同年八月，井陉知县周尚亲因侵吞农民粮款被乡民告到正定府，知府袒护知县，反诬乡民“挟嫌肇事”，乡民上告至主持修缮隆兴寺的钦差大臣刘浩处，被刘浩拒之门外，后又上告至直隶总督府，时任直隶总督周元理也袒护恶官，乡民不得已到京城告御状，后朝廷彻查此案。因刘浩、周元理在此案中均有过错，刘浩被革去工部侍郎之职，由一品降为三品衔，罚在隆兴寺管理庙工，效力赎罪，周元理被革去直隶总督，与刘浩共同署理隆兴寺修缮工程。对此，皇帝谕曰：“周元理之袒庇劣员……是周元理之罪，实由自取。朕虽心存怜惜，亦不能废法姑容。此朕办理此案之苦心也。然犹念其年老，不忍径行罢斥，发往军台，仍从宽赏以三品衔，令在隆兴寺庙工，效力贖罪。”[5]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二十四日，刘浩、周元理上奏勘估正定府隆兴寺工程银两事并详细踏勘情况，后皇帝谕：“闻刘浩在正定，甚不安静，以致诸事掣肘，著来京候旨，所有正定隆兴寺工程，著专交周元理办理。”[6]收到此谕旨，周元理曾上书谢恩，并表示了自己誓将差事办好的决心。他不敢怠慢，对前任署理的疏漏之处“详细查看，逐一勘明，据实续估……不敢稍事草率”[6]。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重修工程告竣并绘图呈上，皇帝阅后认为，全寺皆子午向，惟天王殿癸丁向，复命绳而直之，并令明年春落成之，表示届时将携章嘉国师行庆赞礼。由于当年为乾隆七旬初度之年，虽然仍有不少后续工程尚未完成，乾隆还是欣然书就《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文。

五、周元理对御碑的改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周元理撰书立石的《重修隆兴寺碑记》（今立隆兴寺内）中记道：“我圣祖仁皇帝我皇上御笔则敬葺碑亭供奉大殿之前。”也就是说，将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御碑都供奉在了大悲阁前，如此一来，就与隆兴寺御碑亭现状相合了。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笔者推测如下。

乾隆御制《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书就后，将碑刻立在哪里就成了摆在钦工周元理面前的一个问题。当朝皇帝的御碑应立于显要位置。综观隆兴寺建筑格局，最显要的位置非大悲阁前莫属，但这一位置早在67年前就被康熙帝的汉、满文《御制隆兴寺碑》所占据。面对此状，周元理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即保留康熙帝的汉文碑，将满文碑碑阳文字打磨掉，改刻乾隆《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汉文、满文碑文于其上；二碑原碑阴铭文均打磨掉，将康熙满文碑文移刻于东侧汉文碑碑阴，原西侧满文碑碑阴改刻乾隆御制碑文的藏文、蒙文。这样就形成东侧康熙御碑汉文、满文合一，西侧乾隆御碑四体合璧之现状。

经实地察看，二御碑中，乾隆御碑碑阳、碑阴及康熙御碑碑阴表面均不及康熙御碑碑阳表面平整。尤其是康熙御碑碑阴，碑面纵向的凸凹不平，边缘处的打磨痕迹依稀可辨。此可证此次重刻。

那原刻于二碑碑阴的乾隆两首御诗被打磨掉后又做了怎样的处理呢？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隆兴寺重修工程在周元理的主持下全部告竣，乾隆帝携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行前来行庆赞礼，举行开光法会。此事在《章嘉国师若比多吉传》中亦有记载：“铁阴牛年（1781），都城（北京）以西约几日路程之地有一座名为‘正定府的大寺院……其中有一座体量极大的具有加持力的千手观音像，大皇帝重修这座寺院时，尊者上师（章嘉国师）和大皇帝一同前往，住了几日。遵皇帝之旨，尊者上师为寺院及观音像行开光礼。”[7]开光法会后，乾隆再次依前韵题诗纪念。

至此，共有乾隆的四篇诗文有待镌刻立石，即被打磨掉的两首御诗，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礼五台山回銮驻跸正定时所作《辛巳暮春之初隆兴寺礼大佛再叠旧作韵》，和此次所题《正定隆兴寺三叠旧作韵》。从目前隆兴寺内御诗碑现存情况看，当时周元理于重修工程竣工后，将这四篇诗文分别镌刻在两通石碑上，分别立于慈氏阁、转轮藏阁后，并盖碑亭覆护（现二碑亭已毁）：慈氏阁后御碑碑阳刻乾隆十一年御诗，碑阴刻乾隆十五年御诗；转轮藏阁后御碑碑阳刻乾隆二十六年御诗，碑阴刻乾隆四十六年御诗。这两通御诗碑石质相同，规格和雕刻纹饰也基本接近，与大悲阁前御碑相较，碑座改为须弥座，碑身纹饰雕工也稍逊一筹。之后乾隆又于五十一年（1786）作《丙午春三月正定隆兴寺礼大佛四叠旧作韵成九言长歌一律》，于五十七年（1792）作《壬子孟夏月之上澣隆兴寺五叠旧作韵》，亦分别刻于转轮藏阁后御碑的两个侧面。

乾隆对隆兴寺大修工程十分重视，作为钦工修寺自赎的周元理更是处处小心谨慎，事事及时具报，不敢稍有草率。周元理这样做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考虑，当初乾隆对周元理从宽处罚，令其在隆兴寺督工，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如果自知感激愧勉，惟当于庙工实力董办，以期妥速完工。庶可为桑榆之补。”[6]周元理重修隆兴寺的表现果然令乾隆皇帝满意，乾隆四十五年（1780）其被授左都都御史，仍署直隶总督，后迁兵部左侍郎，再擢工部尚书。对此，周元理在他《重修隆兴寺碑记》中自记：“兹在工所复叠邀高厚，一岁三迁进秩，冬卿扪心夙夜，真无可以报称。倘在工旷日縻费，臣心更何以安？幸今未两载而蒇事。”

为将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御碑立于寺院显要位置，周元理将立在大悲阁前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两通御碑一碑阳、二碑阴进行了改动。此举也改变了《敕建隆兴寺志》所记一碑二主的局面，使其各自独立，各具其主，后人在观赏时对各碑所属也愈加清晰明了。

[1]王发枝.敕建隆兴寺志：卷一：殿宇[M]//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8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2]王发枝.敕建隆兴寺志：卷二：碑文[M]//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8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3]王发枝.敕建隆兴寺志：卷一：恩护：果亲王行次正定隆兴寺作[M]//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8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4]高峨.奏为密陈正定府属隆兴寺并行宫年久失修请敕内务府派员监修事[A].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5]庆桂，董诰.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1079卷：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癸卯[M]//清实录：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刘浩，周元理.奏为遵旨办理正定县隆兴寺工程事[A].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7]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比多吉传[M].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