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审议性政纲的生态社会主义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

[摘 要]生态社会主义既不是一种综合、全面的理论，用以阐释、分析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动态演进，也不是一种单纯描述现实难题的理论，而是一种致力于经济社会变革的审议性政纲，努力将政策“倡议”和“斗争”实践结合起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政纲，建立于“各种斗争形式无法简约化”的基本认知基础之上，因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反父权制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反工业主义斗争，都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作为一种完整的行动战略，它还必须把“时机浪费”元素当作一个独立的维度来考虑。相应地，生态社会主义一般而言的“双重战略”就必须拓展成为一种独特构型的“三重战略”。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纲领;具体（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三重战略;环境政治

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进展，最明显的表现当属对“气候紧急状态”①（Climate Emergency）一词的广泛运用。如何避免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短期行为，并促成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过渡或转型，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中新的关注点。

与当下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既不是一种综合、全面的理论，用以阐释、分析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动态演进②，也不是一种单纯描述现实难题的理论，而是一种审议性的政治行动纲领，致力于将政策“倡议”和“斗争”实践结合起来。③因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任何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探讨都必须同试图将马克思政治生态学批判简化为政治生态学难题叙述①的做法划清界限。在不否认生态难题日趋严峻的前提下，我们要拒绝将生态社会主义简约化为生态难题本身的还原主义倾向。当代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过广泛斗争与妥协结合而形成的审议性纲领，一旦把近五十年来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同资本统治、父权制、全球性依附结构、种族主义等议题相联系，就能够在政治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科学研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审议性的政纲（正如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实践向我们不断展示的），以科学真理为基础，而这些真理基于客观事实。尽管如此，生态社会主义仍需为其他符合时代潮流的理论及其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比如，女性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激进生态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生态社会主义不可能把这些理论都取而代之。

在阐述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如下一个问题，即传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诸如“科学研究结果必须转化为实践”之类的观点深入人心，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对“实践”概念和“实践主导型”概念的误读上，还存在于现实生活（即真正的实践）中。

一、科学分析与理论构建、“历史”阐释与战略考量

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实践经验与理论构建之间，（或多或少“受控”的）科学实验和具体实践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并彼此产生影响。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也是如此。在整个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争议性话题，这些争论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人会对此感到惊讶，并丧失了继续从事研究的兴趣。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采用彻底批判的方式来确保其研究的科学性。与相反观点或不同立场的斗争，在过去往往被误解为“党派争斗”。相应地，论战双方往往把自己的观点归结到“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另一方面，从严格的认识论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理解，为什么在彰显社会关系重要性的再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对制度结构、社会静态与动态分析的科学认识，最终会导致政党的形成。实际上，这些科学认识也有可能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卫道士，充当起意识形态辩护者的角色。②

尽管人们难以否认，“实践是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进行的”③，但是，科学研究与理论构建视域下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也会因此变得异常复杂。那些在科学研究中属于自发性的日常经验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想见，这些日常经验会如何“自发”而来，它们会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又会如何将其自身渗透到意识形态之中）。只有那些经过严格控制和系统组织得来的科学经验（比如通过测量、实验、“作为参与者进行观察”和对文本进行批判性阅读等方式），才是科学研究允许使用和参考的资料。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人在理論研究中所取得的“认识论突破”，使得科学研究不再像先前那样被视为“党派原则”的结果，①而是成为研究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科学学科。于是，不论是对科研结果的解读与阐释，还是将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的行为，都无法再从科学研究本身找到答案，而是需要通过独立思考、彻底批判和严谨构思等诸多努力，获得既针对当下又关乎“未来”的知识，并将其重塑为切实的行动纲领和实践计划。②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具体（有限）的马克思主义”（der endliche Marxismus），那么它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生态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可以说，这三个组成部分均发轫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逐渐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理论领域。不过，虽然说上述三个理论分支都向当前的社会转型纲领提供了（并仍在不断提供着）奠基性的理论基石，但它们还无法为现实中的社会转型政治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仍需要在不断进行的战略讨论中被超越。

“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我理论定位与认知，使得它不仅能够超越理论领域本身，将其理论观点在实践领域中转化为相应的政治纲领，而且还能做到吸收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成果，比如唯物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③、依附理论及其相关阐述④、历史学和生态学视域下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及其影响的研究⑤等。结果是，上述各种理论成果的有机结合为转型政治纲领的达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这种“交互间性”（Intersektionalitt）——显然具有历史的和地理上的易变性，关于当代社会的转型政治纲领围绕如下两个要点得以构建起来：其一，继续保留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不排除这两者存在的可能性;其二，在消除现存统治关系的消极影响后，仍保持实现解放的可能性。通过这一转型政治纲领，我们就可以理解从科学理论向政治实践转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依此而言，许多反抗社会统治的斗争虽然表面上似乎无关紧要，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如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所阐明的那样，我们所从事的社会研究只能分析它的一种“理想化的平均形态”，而根本无法知道在每个具体的、个性化的社会中，其统治形式是如何经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而形成的。①但借用列宁的经典表述来说，所有的政治实践都必须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②换言之，我们需要综合分析，不同的斗争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社会现实的。

二、解放斗争、国家政权与政治：全球视野下的具体政治实践

毫无疑问，“解放斗争”无论是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可应用于个体层面的概念（意指个人针对某种具体的统治关系而进行的抗争行为），都会带来一个难题：真实的斗争只能发生在越来越复杂的、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具体情势之中，这种具体情势远不是仅凭这些权力关系中的某一维度就能够独自决定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却把从社会结构上消灭权力关系（尤其是资本关系）的现实需要，消解于构建各种形式的话语体系之中。③这些尝试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新型话语体系的形式展现出来，并最终归于挫败：无论是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④，还是拉尔·耶吉（Rahel Jaeggi）或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都把现代社会权力关系中的物质性消解于话语体系之中，使得克服权力、超越权力的任务在话语讨论中消失殆尽。相比之下，克劳斯·多雷（Klaus Drre）信心十足地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战略难题⑤。尽管有多雷这样的旨在打破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大胆举动，但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性要素（以及权力关系的具体实质和矛盾性质）来说，仍然无法改变当前现实中千篇一律、模糊不清的局面。

这些完全借助于激进意向来构建某一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尝试，与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中深受技术专家治国论影响的官方论调相吻合，或许并非偶然。⑥因为在这些讨论中，致力于寻求技术解决方案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显然来自一种终于可以因此如释重负的感觉——不必再面对潜在的权力关系（尤其是资本关系）难题。

许多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所出现的重大危机相关的讨论，都诞生于社会基层抗议运动。所以，自里约大会以来各国政府所制定的技术治国政策，并不能完全打消人们对相关倡议和运动的期许。可以说，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非政府组织始终发挥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中（当然也包括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许多由政府提供资助的社会团体，它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小型项目，参与到地方和区域的气候政策实施过程。结果，与这些项目相关的重要研究活动①得以重启或延续，而从中产出的研究结果能够为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总之，虽然由于结构性危机所引发的社会转型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但这种紧迫性本身并不能使我们立刻制定出解决这个层面问题的政策。相较之下，经过四十年左右的讨论，与之相关的诊断分析和行动纲领在实践层面上已经具有可操作性。而由此切入所需的社会转型过程能够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也可以为转型过程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三、当代政治语境下的生态社会主义意涵

尽管在過去四十年间，我们已经做的（或原本能够做的）实在过于有限，也未能切实阻止“灾难性发展”的继续，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不能将灾难的破坏性威力视为解决危机的方案。理由很简单：灾难可以催生行动，但却不会催生相应的行动能力。有鉴于此，一种审议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纲将会大有裨益。

对此需要强调的是，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政纲，基于“各种斗争形式无法简约化”的基本认知：反资本主义斗争、反父权制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反工业化斗争，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些试图按照某种统一标准评判这些斗争形式重要性②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从行动细节上区分上述斗争形式的先后顺序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必须从具体实践的观点出发，依据各个项目或行动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依照某些普遍的标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划分或规定。因而，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只有作为上述各种斗争的一种整体性联合才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传统的密切联系③，绝不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优先于上述其他斗争的理由。

各种具体的反对现代统治的斗争形式之间的关系，正在随着行动主体及其活动网络的变化而改变。尽管对不同统治结构及其动力机制的科学分析依然很重要，但是，这种科学研究视域下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作为行动起点的“大致思路”，还需要我们将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生态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的主要结果，构成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定理论意涵。这三个领域都发轫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且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理论独立性。而即便上述三个领域的理论容量很大，但也无法证明这三者相对于“女性主义的性别统治批判”和“国际主义的全球帝国主义批判”应该在整体理论上居于统治地位。同样，也不能说在这三者内部另外两个领域的理论地位高于政治生态学，后者于20世纪在“生态系统”（das kologische System）、“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t）和“生物圈”（Biosphre）等概念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因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对多种特定难题（比如资本统治及其反生态性、现代主权国家中市民社会的内生性而难以真正独立的问题）的理性思考，正在通过社会转型的各种倡议、战略成为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着眼于整体性的“超越”、而不是局部性的“控制”的角度来讨论社会转型问题的。此外，“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将性别关系再生产视为个体再生产劳动的一个侧面，①并依此来探讨和重构个体再生产的过程。但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够也不应仅凭自己的理论话语或逻辑来确定，以何种方式（或应当以何种方式）将女性主义、国际主义或激进生态主义的研究成果转换为整个运动战略或策略的理论基础。鉴于20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历史，我们需要改变对“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及其代表人物的看法。

相形之下，“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将如下概念或问题引入到了关于激进转型战略的讨论：用一种涵盖社会形态各方面的制度管理方式，来协调那些本质上不依赖市场调节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关系，并恢复各个国家机构的独立运行，从而破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此外，还应包括关于“地球”可以无限制再生产的假设，“地球”在这里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生态条件的统称。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一个新元素出现在了所有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关的严肃讨论之中：“时机浪费”及其影响。它无可争辩地要求我们必须珍视人类生态系统正在迅速失去的“机会窗口”。在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歌曲中曾有着这样的经典表述：“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更好地战斗！”尽管这句歌词对于解放斗争的其他方面来说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但却同反对超越生态极限的迫切斗争背道而驰：正在发生的生态灾难已无法逆转（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②因此，即便是最激进的生态保护政策，也无法让人们抱有如下这样一种预期：我们将肯定会找到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态灾难的方法——除非是从人类灭亡本身无关紧要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人类灭亡意味着会自然消除其他所有的人为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要争取（即便是最小可能意义上的）改革与进步的原因：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或许可以在时间或空间上避免灾难的最终发生。

四、结论：面向未来的新的“三重战略”

如上所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需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将它的反资本主义视角同女性主义视角、反帝国主义视角和激进生态学视角等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二重战略”：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政治需要提供明确的理论支撑，以消弥结构性权力统治所带来的不利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寻求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替代方案，致力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以超越现存的政治权力关系。

由于在主要的工業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跨国的依附关系、剥削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并塑造了一种统治（权力）复合体，因而反对这种复合体的斗争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即便这并未能够使得反对生态破坏的斗争和反对父权制压迫的斗争晚些产生，或者将后两者置于一种次要地位：为了动员所有的反对性力量来冲破现存统治关系，这些多种形式的抗争从战略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就当下而言，若想制定一个完整充分的战略，就必须把“时机浪费”这一元素考虑其中。相应地，一般意义上的“双重战略”就必须拓展成为一种特殊构型的“三重战略”。应该说，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主要社会行为体（包括政府）在近半个世纪中的行动和表现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还必须明确地添加第三个维度：除了当下对危机的现实抗争外，还需要建立越来越多的生态庇护所和收容所。例如，随着海平面的持续上升，目前的很多岛屿将会被淹没，我们要为那些居住在岛屿上的居民建设相应的庇护所。此外，除了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将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外，我们还必须创造出某些“集体退出”的机会，即便我们的社会结构转型失败了，至少还有人能够在某些地区挽救人类与人类文明。

自从人们通过不断革新生产和再生产方式而跨入所谓的“人类世”①以来，各种类型危机频现。笔者所提出的“三重战略”为人类解决当下复杂构型的危机现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尽管仍会有一些失败无法避免，仍会有一部分损失无法挽回。“人类最终无法解决这些危机，这些危机也并非人类创造而来”——这种危险的谬论，既是掩目捕雀般的自我遮蔽，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