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概念与冷战史研究范式

张小明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在冷战史研究中，有两个概念应该是研究者们使用最多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冷战”（Cold War），另外一个是“遏制”（con-tain，containment）。但是，对于“冷战”和“遏制”这两个概念的含义，研究者们的界定往往却是很不一致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东西方冷战的不同诠释。本文着重讨论冷战史研究中的遏制概念，特别是乔治·凯南所提出和阐述的遏制概念。

我们今天所熟悉和使用的中文词汇“遏制”来自英文单词“contain”（动词）和“containment”（名词）。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出版物里，“contain”和“containment”通常被翻译为“围堵”。在我看来，“围堵”一词虽然很形象、很具体，但是也容易导致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理解，特别是易于被人理解为军事包围。而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中，“contain”和“containment”一直被翻译为“遏制”。我认为“遏制”一词虽然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不太具体，但是它有更大的解释空间，不易被简单化地界定，或许更适合于在学术研究中加以使用。当然，一个外来词汇很难有一个能够完全表达其原意的、与之对应的中文词汇，其翻译往往也是约定俗成的。

众所周知，最早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角度来使用“遏制”一词的人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首先提出“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并在冷战初期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享有“遏制之父”的称号。但是，凯南最初提出和阐述遏制概念的“x文章”却是一篇容易被人误解的文章，后来他本人一直在纠正此种误解。与此同时，凯南本人的遏制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考察凯南一生的言论來理解他所说的“遏制”的含义，以及他有关遏制苏联思想的变与不变。凯南出版过数量众多的著作，美国国务院定期出版的解密文件集《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收录过凯南撰写的电报、备忘录，凯南的个人回忆录（两卷）、日记以及他在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国防大学的前身）的讲课稿。他在1947-1949年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的政策报告（大多出自凯南本人之手）都已经出版，存放在凯南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塞利·马德图书馆的凯南个人档案也可供研究者查阅。这使得凯南思想（包括其遏制思想）研究有了丰富的素材。

凯南最早在1946年2月22日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长电文”中系统地表达了美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思想，但是他此时还没有使用“遏制”概念。次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凯南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当时为季刊，也称《外交》季刊）发表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明确提出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此后“遏制”概念开始被广为所知和使用。因此，我们讨论凯南的遏制概念，自然要从这两个文本人手。由于1946年的“长电文”是给政府官员看的内部文件，而“x”文章则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公开文章（尽管该文最早是凯南写给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看的文章），因此两者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与此同时，“长电文”和“x”文章都有观点不甚明确、容易导致不同理解的地方。尤其是“x”文章使用了很多夸张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更是一篇极易让读者误解的文章。所以，我们在理解凯南遏制概念的时候，除了要仔细研读“长电文”和“x”文章之外，还要考察他在其他场合所发表的相关言论。下面主要从遏制的对象、遏制的手段以及遏制的范围来诠释凯南的遏制概念。

首先，遏制的对象。凯南所提出的美国要遏制的对象当然是苏联。这是因为在凯南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他认为，苏联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它试图破坏西方社会的和谐与生活方式，并采取一切官方与非官方手段，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并削弱西方的实力地位，包括利用其他国家共产党人、西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等等，从而扩张自己的影响。但是，对于苏联行为的动机或根源，凯南在“长电文”和“x”文章中的表述却有所不同。

凯南在“长电文”中指出，在苏联媒体公开报道的苏联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他认为，这并非基于苏联对境外客观事实的判断，而是由于一直以来就存在的、苏联内部的基本需求。他进一步解释说，苏联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源于俄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的、传统的不安全感：“克里姆林宫有关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并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更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和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恐惧。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统治者;因为俄国统治者总是认为，自己的统治在形式上是相对陈旧的，在心理基础上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经不起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接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害怕外来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担心一旦俄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真相或者外国人知晓俄国内部的真相，便会导致某种后果。”凯南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为苏联的不安全感提供合法依据而已，是苏联所披上的一层外衣以及所使用的扩张势力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长电文”说得很清楚，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是传统的不安全感，而不是意识形态。

但是，凯南在“x”文章中，却花了很长篇幅来讨论苏联的意识形态，似乎把意识形态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正如“x”文章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当今苏联领导人从那个为其自身政治源头的运动中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已经掌权近三十年的环境”。但是，读者细心阅读这篇文章后也会发现，凯南在该文中其实也提到了苏联的不安全感，认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从孕育他们的俄罗斯一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竞争力量长久地和平共处高度怀疑的心理”。凯南还声称，意识形态为这种不安全感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得到俄国历史和传统的支撑，即“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外部世界是敌视苏联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俄国的历史与传统的强大之手支持了他们的这种感知”。与此同时，和“长电文”一样，x文章也指出，苏联领导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观点，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根本的对抗矛盾，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因为“莫斯科强调面临着外部世界对苏联社会的威胁，并不是因为真有来自国外的敌视的现实，而是为了给维持国内独裁制度制造借口”。也就是说，在认为意识形态是为不安全感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点上，“x”文章和“长电文”的思想又是相当一致的。但是，“x”文章所使用的夸张性语言和表达方式，的确会让读者得出凯南把意识形态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的结论。这也是后来凯南极力纠正“x”文章引起误解的部分原因。其实，纵观凯南一生的言论，尽管他本人思想是反共的，但他始终是把不安全感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

其次，遏制的手段。面对苏联的威胁，凯南主张美国使用“力量”或“反击力量”加以遏制。凯南在“长电文”中指出：“苏联政权同希特勒德国不同，既没有规划，也不会冒险。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行事的，也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force）的逻辑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force）和表明准备使用它，那么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那么就不必进行涉及威望的摊牌。”凯南在“x”文章中也认为“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壓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不断变动的地理和政治点上，针对俄国政策和手法的变化，灵活、警惕地使用反击力量（counterforce）而得以遏制”。

问题在于，凯南在“长电文”和“x”文章中分别提到的遏制手段，即使用“力量”（force）和“反击力量”（counterforce），到底指的是军事力量，还是非军事力量？凯南在这两个文本中都没有明确加以说明。美国著名记者华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认为，凯南在“x”文章中提出的“遏制”，就是以军事手段（如在苏联及其盟国附近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同盟）阻止苏联力量的扩张。但是，通过仔细阅读这两个文本，并且结合凯南一生的相关言论，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凯南所主张的遏制手段既包括军事手段，也包括非军事手段，但主要是非军事性手段。这是因为凯南认为，苏联的威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攻击。他在“长电文”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此外，凯南坚信苏联内部的弱点最后会导致苏联的行为发生改变。他在“长电文”以及“x”文章中都明确指出，苏联社会内部有很多弱点，存在着自我衰败或自我毁灭的种子，相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苏联是一支较为弱小的力量，西方应对苏联威胁的政策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社会能否保持健康与活力。这也就是后来凯南一直强调的，遏制的手段主要是政治性的，特别是要让西方社会肌体保持健康并充当榜样的作用。在他看来，假如西方世界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进行遏制，那么将“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要比近年所为更加温和与明智，从而最后导致俄国政权的垮台或逐渐软化”。其实，早在1931年6月，凯南在自己的日记中就已经表达了此种看法。当然，凯南本人的遏制思想前后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他后来越来越强调政治遏制的重要性，即主张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应对苏联的威胁。凯南在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甚至说，他在“x”文章中所说的遏制，“不是以军事手段遏制军事威胁，而是以政治手段遏制政治威胁”。

最后，遏制的范围，即遏制是否不分重点？在这个问题上，“长电文”和“x”文章都具有误导性。如前所述，“长电文”声称，苏联“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x”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即“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不断变动的地理和政治点上，针对俄国政策和手法的变化，灵活、警惕地使用反击力量而得以遏制”;“美国要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正是因为如此，1947年“x”文章发表之后，李普曼批评凯南的遏制主张是不分重点地使用美国的力量，这会滥用美国的资源，因而也是危险的、行不通的。但是，凯南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声称李普曼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和李普曼一样也主张美国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个关键的地区。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使用凯南的私人文件以及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努力证明“x”文章没有完整地表达凯南的思想，凯南所说的遏制是有重点的，而且凯南的思想是前后一致的。另外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马克（Edward Mark）同样引用凯南的私人文件和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却证明凯南所说的遏制基本上是不分重点的。

毫无疑问，凯南在“长电文”以及“x”文章中的确没有说清楚遏制是否分重点，这两个文本都极易给人以遏制不分重点的解读。但是，从凯南一生的言论来看，特别是从1947年“x”文章发表以后凯南的言论和政策主张看，他确实是主张遏制要有重点。比如，凯南在1948年9月告诉国家战争学院的学员，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世界上只有五个工业一军事中心对美国很重要，即美国、英国、德国及中欧、苏联、日本，其中只有一个处于敌对力量（苏联）手中，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使另外四个中心不落人苏联的控制。此后，凯南一再重申，他所说的遏制主要就是使欧洲和日本不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中。

如上所述，“遏制”是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针对美国对苏政策而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是，从凯南阐述其遏制思想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凯南在遏制对象（苏联）的行为根源、遏制的手段以及遏制的范围等方面的表述上，其实都有不甚明确的地方并引起不同理解（甚至误解），导致遏制概念被加以多种解释。当然，凯南的遏制思想本身前后也有一些变化，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苏南冲突、斯大林去世、中苏分裂使得遏制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此外，我们在讨论冷战史研究中的遏制概念的时候，自然回避不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遏制政策与凯南遏制概念的关联性。笔者曾经在自己的著述中讨论过这个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在此简单地谈一下看法。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把从杜鲁门到里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所执行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大战略都称为“遏制战略”。虽然遏制苏联的思想最早是由凯南提出和阐述的，凯南本人也在1947-1949年间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参与美国一系列重要对外政策（包括杜鲁门演说、马歇尔计划、从中国脱身以及对日政策等等）的制定，但是凯南的遏制思想显然不等于、也不可能等于美国政府的遏制政策。不仅如此，从哈里·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美国历届政府所执行的遏制政策也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凯南其实主要是充当美国政府遏制政策的批评者，尤其批评美国政府所推行的遏制政策过于简单化和军事化。凯南甚至在1989年7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对布什总统说，“我知道我的观点跟哈里·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合拍”。回顾东西方冷战史，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无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苏联政策提供一个理论依据或者分析框架，尽管不同的决策者对于遏制概念有自己的不同理解，这是凯南所能起到的主要作用。但是，凯南只是一个有思想的外交家、决策参与者、智囊和历史学家，不是主要决策者或政治家。他本人虽然一度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也试图在政府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两次出任大使（苏联和南斯拉夫），但是他不可能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向。从学理上说，遏制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应该具有逻辑性和前后一致性，但是在现实中，遏制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却是多种多样的，通常以“遏制政策”冠名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也总是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

总而言之，遏制概念可以有多种理解，这个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不仅和认识有关，也和政治有关。我认为这是冷战史研究者需要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