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绿色竞争力提升战略探析

2020-08-07 05:31周蓉
北方经贸 2020年7期
关键词:福州市绿色发展

周蓉

摘要:绿色发展是当前世界发展新模式,也是我国新发展理念重要一环,绿色竞争力也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为省会绿色已经成为福州发展最美的底色。本文从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对福州市绿色竞争力进行分析。首先总结福州市绿色发展在生态环境保持、经济转型和社会氛围上取得的成绩。其次针对绿色竞争力指标体系,基于36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找出了经济基础薄弱、环境压力大和绿色治理不足等制约福州市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因素。最后基于福州市实际情况提出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探索建立绿色发展评价考核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环境友好型产业建设;完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推进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拓宽投融资渠道,强化绿色金融支持;紧抓民生“关键小事”,促进绿色发展大事等发展建议。

关键词:绿色发展;福州市;绿色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7-0117-03

目前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内涵暂无明确的概念与定义,但普遍认同绿色发展应是强调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协同可持续的发展。[1]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在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分别收集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绿化覆盖率、城市污水处理率等相关数据分析,并从区域比较着手,尝试构建绿色竞争力指标体系(下表),以此分析福州市绿色发展情况与制约竞争力提升的因素,提出提升福州市绿色竞争力的对策措施。[2]

一、福州市绿色发展成就

福州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形成地和实践地,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高度重视福州生态建设。他曾强调“必须重视生态保护工作,注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平衡”。[3]二十多年来,福州市深入学习并贯彻落实相关精神,绿色发展取得突出的成绩。据《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报告2019》,福州市绿色竞争力综合指数在全国290个城市中列21位,省会城市中列11位。

(一)经济转型成效显著

福州市持续开展“退二进三”战略,产业结构不断提升。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至52.8%,对环境更为友好型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福州市推进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生产能耗不断下降。2010至2017年,福州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7.49%,单位生产总电能耗下降19.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61.93%。福州市积极培育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投入。福州市R&D 经费投入逐年增加,2017年福州市R&D 经费投入155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18%,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二)生态环境持续保持优良

作为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优等生”,福州市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环境空气质量连续五年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三名。近五年,福州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从2014年的4.11下降到2018年3.33。福州市作为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2018福州市森林覆盖率57.26%,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2位。同时,福州市大力推进城市绿地建设, 2018年福州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4.92%,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1.4%,均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福州市水资源较为丰富,福州市2017年人均水资源1 372立方米,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排名第8。对于水环境质量, 2018年福州市三条主要河流总体水质为优。同时,福州市近几年紧抓内河整治,消除44条黑臭水体,消除劣V类断面,内河化境有了明显改善。

(三)社会“绿色”氛围浓厚

社会方面,绿色已经成为福州发展最美的底色。乘着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东风,福州全市上下形成浓厚的绿色发展的文化氛围,相应的绿色、环保、生态、节能的教育体系在广大市民中频繁开展。在环境投资和治理方面,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其中,2017年福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7.36%,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2位。福州市排污权交易已覆盖所有工业排污单位,同时也加快绿色交通、古厝保护等相关建设。

二、制约福州市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因素分析

(一)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缺乏高新技术支撑

福州经济基础相对于生态优势来说是相对短板。2017年,福州人均GDP 10.24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34万,分别在32个省会城市中排在第14及15位,总体处在中游水平。同时,与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城市相比,福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产业链不够完整,缺少大规模的产业集群,经济基础制约了政府对城市污染治理的投入以及相應制度的完善。

福州第二产业占比较高,高新技术发展不足。2017年福州加工贸易占出口接近30%,高于福建省整体水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近三年逐年递减,不足10%。同时,福州市R&D经费投入占比还不及合肥、济南、成都、长沙、武汉这些内陆城市。另外,福州高校人才严重稀缺,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为452人,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位于28位,排名靠后。科技投入不足和人才缺乏,影响了福州市技术研发创新,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影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福州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县域资源未能有效开发。随着产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体现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福州2017年全市口径第三产业占比51%,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排名28位,排名靠后。同时,市辖区口径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1.92%,和全市口径相差超过10个百分点,两者差距较大。一方面与福州市加快中心城区的工业企业搬迁改造,产业重心不断外移,向“南北两翼”集聚发展有关。另外一方面说明福州县域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未能有效发挥县域生态资源。

(二)环境压力较大,环境效率较低

环境压力较大。2018年闽江、敖江、龙江三大Ⅰ类-Ⅲ类水质比例整体保持在90%,远低于福建省平均水平95.8%。2017年福州市人均工业污水排放量81吨/人,排放强度较大,防控力度不足。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628吨/万人,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526吨/万人;相较于厦门市,福州市人均排放量是厦门市的十倍以上。基于福州的城市容量,较大的污染物排放量会造成福州市的环境压力和治理成本持续加大。

环境效率较低。福州市在经济生产中也造成较大程度的污染排放。2017年福州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为49吨/万亿,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氮氧化物排放量354吨/万亿,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6.84吨/万亿,排放强度分别在36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8、第11以及第5。这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排污量均在全国排名靠前,排放强度较大,说明福州整体经济生产的环境效率较低。

高耗能产业占比较高。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作为福州三大主导产业,在福州制造业发展中起龙头带动作用。纺织化纤、轻工食品、冶金建材是福州传统优势产业,是福州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柱。这些产业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多以原材料初加工为主,对环境影响较大。同时,福州仍存在六大高耗能行业,且增加值占比较大且增长势头仍然迅猛,2018年六大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20%,同比增长达到12.6%。这些传统产业和高耗能产业都会带来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4]

(三)绿色治理仍需进一步提升

福州市一些污染治理的指标靠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82.74%,在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28,排名相对靠后。2017年福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未达到100%,同年已有17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100%达标。同时,对于企业排污、生态环境监管还需提升,特别是基层环境监管能力不足和处罚力度不够,造成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尴尬局面。[5]另外,社会公众未能形成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缺乏普遍的、自发的绿色生活及消费方式。政府对消费者绿色需求缺乏引导,未能加大绿色产品的需求刺激,更未能激发形成规模化的绿色产业。

三、福州市提升绿色竞争力的策略选择

(一)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探索建立绿色发展评价考核体系

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福州市应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探索建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突出经济发展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培育、绿色制度等方面内容,明确各部门职责,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作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根据区县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基础发展的不同基础,实施差异化考核,每一项指标考核赋予不同的考核难度系数。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机制,按照绿色发展考核结果,实行资金、项目、土地等政策要素差异化分配。针对福建省推出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福州要争当狠抓落实的排头兵。对于福建调整34个县市GDP考核办法,福州要发挥好闽清、永泰区域特色,做好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对于福建领导干部要审“生态帐”,福州要切实加强自然资源的检测、调查和统计,结合福州区域特点和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优势积极探索海洋资源审计。

(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环境友好型产业建设

将数字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加快工业升级改造。紧抓5G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发展机遇,强化传统实体行业和数字技术融合,对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加快“机器换工”。福州可以发挥新大陆、国脉科技等物联网企业的创新技术,进行自动化排污和日常监管相关技术开发。

借助新一轮自贸区改革,争取更大改革自主权,加大服务业开放。立足福州产业特色和基础,抢先争取国家将要重点放开的服务业先行先试。例如福州的消费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又是全国物流和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城市,可以争取快递业的开放试点,抓住这个平台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关键产业的发展机遇。

借助对台优势,加深榕闽绿色生态农业合作。福州市县域第三产业落后,同时农业也发展不足,但台湾的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居世界前列。应借助频繁的农产品的闽台贸易,引进高度发达的台湾生态休闲农业。利用“一村一品”,找准区域特色,将生态资源转变为农业、文化业、教育业、旅游业、环保业等一二三产业的多业态集合体。

(三)完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推进排污权市场化交易

推进资源确权工作,完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根据区域特征、生态效益,逐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并对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补偿倾斜政策,生态补偿标准要向浙江等省份靠近。制定产能置换方案时,要统筹考虑地区资源优势、环境容量等因素,实行区别对待。对环境敏感区域,须实施减量置换。如罗源湾北岸冶金建材工业基地,应充分考虑罗源湾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测算环境容量及相应生态影响程度,严格按照本区域环境承载力进行产能置换。

发挥福建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相对活跃的优势,建议适当延长排污权有限期限和增加排污权质押贷款的案例,强化排污权的物权属性,促进企业积极交易。同时建议排污权征收实施差异化,对同行业中单位产能排污量小的企业,减少其排污权持有成本。

(四)拓宽投融资渠道,强化绿色金融支持

2019年3月6日,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首次从产业的角度全面的界定了全产业链的绿色标准与范围。结合目录和福州实际,为绿色金融支持提供了依据,例如可积极培育发展汽车尾气净化装置产业,扶持福建朝日环保发展,打造全国汽车尾气净化器龙头企业。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绿色评级,建立绿色担保公司为绿色金融产品增信。同时可学习泉州对高污染企业增添环保信息记录,以此作为当地各商业银行信贷审核必考之项目。

利用福州民间资金充裕的情况,探索以民营企业为主要股东组建类似于绿色银行的专门机构或绿色发展基金,给与特殊政策支持,例如免税、再贷款、财政贴息、担保等。同时,福州市要充分发挥PPP产业基金在“生态福州”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要让PPP产业基金广泛运用到节能减排、绿色科技发展和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中去。

(五)紧抓民生“关键小事”,促进绿色发展大事

绿色发展需要全民参与,要找到能让群众参与和自觉践行的切入点。垃圾分类就是促进全民参与的一个着力点,福州垃圾分类基础较弱,起步相对较晚,可以多借鉴先进经验,从资源回收角度强化公众回收意愿。学习杭州利用信息化手段——“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创新回收模式,孵化出再生资源回收龙头骨干企业,实现智能化垃圾回收覆盖更多的居民家庭,提升资源利用率。

福州市的内河治理可以学习苏州市全面推进社会公众参与,针对福州内河整治后黑臭问题仍反复出现的情况,形成“河长履职、委员互补、代表监督、民众参与”的内河保护局面。其中对于民众参与,与快递公司合作,快递员投递途中,通过问题反馈督促河湖严管精护;并組织河长制进校园,鼓励学生参与内河保护,发挥青少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6]

参考文献:

[1] 杨雪星.中国绿色经济竞争力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6.

[2] 关成华,韩 晶.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报告2019[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9.

[3] 刘 萍,黄世宏.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4] 周 蓉.绿色经济视阈下福州市产业转型的思考[J].福州党校学报,2019(4).

[5] 黄聪英,林宸彧.福建工业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6] 中共中央组织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生态文明建设[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7]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谭志远]

收稿日期: 2020-05-06

作者简介: 周 蓉(1988- ),女,湖北襄阳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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