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视角下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研究

摘 要：文化资本具有丰富的社会救助内涵，是激发低保边缘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但低保边缘人口所积淀的文化资本相当贫瘠，导致低保边缘人口应对生存环境挑战能力较差，严重阻碍了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体化”文化资本滞后导致思想观念不协调;二是“客观化”文化资本匮乏导致心理隔离;三是“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低导致能力欠缺。可见，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资本是社会救助的关键所在。文章正是立足于此，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完善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对策。一是优化家风建设，重塑“身体化”文化资本;二是扩展公共文化供给，丰富“客体化”文化资本;三是促进教育获得，提升“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

关键词：文化资本;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3-0116-07

低保边缘人口因家庭人均纯收入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不能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当遭遇诸如突发大病、教育支出、火灾水患等困境时他们常常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也无力抵御风险。文化资本具有丰富的社会救助内涵，本文尝试立足于文化资本的视角，探索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对策。

一、文化资本视角下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内涵

文化资本理论最早是由法国著名现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提出。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的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而资本也同时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1]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的资产，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他还指出了文化资本的三种主要存在形态：“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教育资质当中观察到的那样），之所以要区别对待，是因为这种形式使得文化资本披上了一层完全原始性的财富面纱。”[2]从他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文化资本其实就是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修养的总和，它主要通过三种形态体现出来。其中，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是个人“生存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内在化之后最终转化为行动者内心相对稳定持久的性情倾向，包括个人的个性、气质、能力、素质、趣味等，通过个人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为个人所拥有且不可转让;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态”主要通过文化产品多样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纪念碑、书籍、图片、绘画、词典等文化商品和文化物品，是一种有形的“物化”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则是指通过制度确定或经官方正式确认（通常是通过考试）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而形成的资本，例如，个人所拥有的学术资格、文凭、职称等资格证书。

文化资本三种形态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意味着文化资本已经内化为个人的一种无意识或一种惯习，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态度。个人拥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越能最大程度地符合社会规则的需要，就越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越有可能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就会成为一种优势文化资本，继而成为个人在社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的依靠。但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形成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需要个人持续地投入相应的经济和时间深入地学习领悟和把握前人所积累各种认识成果的精髓。因此，身体化文化资本又被称为文化能力，包括文化习性和文化品味，是个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个人一生一起衰落和消亡。其次，客观化文化资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其衡量标准的定位上，并不在于客观化文化资本量的大小，即不是根据个人拥有数量越多的物（比如书籍、绘画、古董等收藏品）就判断个人客观化文化资本越多，而是根据它的质即商品或产品的文化价值来判断。具有不同文化能力的个人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文化能力的差异注定对文化产品的理解是不同的，所赋予文化商品的文化价值也不同。因而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高低是由个人的文化能力决定的。可见，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物化”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物化”。其次，制度化文化资本与前两种形态不同的是，判断它最终形成的标准在于文化体制对个人的文化能力进行了资格授权。可以说，个人通过社会赋予的方式来获得制度化文化资本，即制度化文化资本是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也是个人获得社会认可的良好途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颁发证书的方式大大超越了身体化文化资本固有的生物局限性，通过文凭、资格证书等形式认可个人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二是通过“社会公认”让所拥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合法化和正当化。三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积累必须通过教育投资来实现，投资越多越早，获得的学术资格或文凭越高，同样，学术资格越高所能转化的财富也越多，即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此可见，文化资本是一种包括持久隐性的个人素质与文化修养、外显化的文化商品以及体制化的资格认证在内的复杂体系。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财富分配的高低取决于文化资本的多寡。因为，文化资本事实上就是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获得和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源，意味着个人调整和改善自我社会位置的能力更强。因为文化资本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我增值性，这一点尤其是在以文字为媒介中心的当今时代非常明显，拥有越多文化资本的个人越能在社會中占据越高的位置。首先，个人可以通过身体化文化资本不断提高自我的综合素质，在这一提高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品性、文化修养、审美素质等会充分地反映在个人观察社会的能力和分析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上。其次，持有文化资本的个人可以通过自身所拥有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即文化产品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同时，还可以将承载于文化产品之中的精神渗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以此方式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资本，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有助于实现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前提下追求更好的发展。其次，个人依靠制度化文化资本获取权威性的身份，得到公众的仰慕和信赖，同时还可以依靠包括文凭、荣誉、学衔、大学的名望和职称等合法性的身份不断将文化资本转换成相应的经济资本，从而获得可观的物质价值。可见，文化资本具有的转换意义是很强大的，不仅可以兑换成经济资本也可以转换成社会资本，它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资本的来源和渠道。尤其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低保边缘人口的社会救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那就是要竭尽全力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资本存量和质量，通过加大对低保边缘人口文化资本的投资，以激发低保边缘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才能切实将其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最终实现社会救助的目的。对于低保边缘人口来说，其社会救助的瓶颈不仅在于经济资本的匮乏，更重要的在于其文化资本的缺失。所以，重视低保边缘人口文化资本的积累就是在为其积累经济资本;对于党和国家来说，加强对低保边缘人口文化资本的投资就是在为低保边缘人口造血。可见，文化资本为我们实施低保边缘人口的社会救助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制定一系列的社会救助方针、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二、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面临的文化资本困境及原因分析

低保边缘人口真正的脱贫，在于他们自身劳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以提升以及向上发展的渠道得到拓宽，也就是在于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文化资本质量。但在现实当中，低保边缘人口所积淀的文化资本相当贫瘠，文化资本的弱势状态导致低保边缘人口应对生存环境挑战能力较差，实现自身转型较困难，严重阻碍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地，导致社会救助常常陷入困境之中，迫使低保边缘人口持续性地处于边缘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化”文化资本滞后导致思想观念不协调

低保边缘人口弱势的文化资本现状首先表现在他们的“身体化”文化资本滞后，即其所思所想常常与现代社会观念格格不入，在社会救助中“干部干、群众看”倾向比较突出，他们没有与党委、政府的干部想到一块，愿意观战而不愿参战。滞后的“身体化”文化资本犹如低保边缘人口的内部眼界，他们缺乏与脱贫要求相符合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在脱贫中比较被动，积极性和参与性不足，缺乏相应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他们会根据自身内化的“文化资本”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从而进一步修正、补充并生成、转化新的“文化资本”。在此意义上，低保边缘人口的贫困是“贫穷思维”的产物、认知的产物。贫困是相对于他们的需求而言的，他们的物质资源稀缺感特别强烈，而这种稀缺感会促使他们形成稀缺的心态，左右他们的知觉、注意、认知和决策。因为贫困对低保边缘人口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剥夺”，而且是对认知能力的制约，“贫困烙印”导致的“认知扭曲”迫使他们持续的贫困。首先，贫困会弱化其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稀缺的心态和需求的缺口会逐渐成为他们的“认知负担”，让他们变得更“短视”，只关注眼前的问题而对未来的需要冷漠忽略，无法明智地做出决策。更严重的是，贫困大大地降低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减少了他们追求成功的激情。大多数低保边缘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创新，甚至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其次，贫穷使得低保边缘人口在收入受到冲击的时候，通常只能求助于家庭成员、亲戚、邻居等，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吸收同样贫困状态的家庭成员、邻里街坊的贫困思维，这严重影响了他们脱贫致富的步伐。可见，贫困既是一种外显性贫困，又是一种内隐的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低保边缘人口不断内化贫困的社会世界，从而产生并形成与其经济水平相适合的概念、观念和行为，形成比较稳定的能够影响其认识和实践的态度、价值观以及固定化的处事思维方式，即他们特有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这一系列“身体化”文化资本是低保边缘人口对自己所处地位的认知和评估，是他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信念、理想、习惯、伦理、道德等，并通过鲜明的个性和气质表现出来，成为不同于其他个体的一种“垄断资本”，是他们行动的唯一不可剥夺的力量。这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低保边缘人口消极适应和自我维护资源比较匮乏的生活，维持内部较为脆弱的生存平衡系统。但同时，这些作为低保边缘人口下意识的思维、知觉和行动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也会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们排斥在外界的先进文化的改造之外，对尝试融入主流文化的低保边缘人口产生强劲的拉力，对社会救助产生反向的作用力。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往往习惯于等着国家“送馅饼”，消极参与产业的发展，甚至将国家用于培养他们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钱大量地花在建房和日常生活消费等方面。

（二）“客观化”文化资本匮乏导致心理隔离

低保边缘人口文化资本弱势还突出表现在“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匮乏，即低保边缘人口对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使用和占有非常的有限，也就是文化消费数量有限和文化消费质量低下。文化消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包括高雅音乐、绘画和文学戏剧等在内的正统范围文化消费。二是包括爵士乐、电影、摄影等在内的准正统范围文化消费。三是包括时尚、食物、家具等在内的任意范围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消耗方式，与物质消费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化消费是无形非必需性的消费，而且消费结果和消费过程会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身心，消费者在获得相应文化知识的同时，思想观念、价值观、世界观也会在消费中逐渐改变，审美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然而，低收入高支出的生存压力使得低保边缘人口只有在基本的、必需的消费需求得到较好满足之后，才会显现他们的文化消费需要，而且，他们的文化消费投入是非常有限的，层次也是比较低下的，不论是文化消费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消费占比较低。低保边缘人口普遍关注物质的刚性的迫切的生命安全需求，压缩并不紧迫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消费边缘化，对文化服务热情不高，消费意愿较弱，因此，现实生活中低保边缘人口家庭藏书非常有限，甚至没有。二是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缺乏。低保边缘人口生活的社区或村庄很少同时拥有书屋、公共文化广场、体育设施、公共阅报栏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低保边缘人口开展文化活动的载体和平台非常有限。三是文化消费呈现低俗化的趨势。文化消费对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是有一定要求的，然而低保边缘人口较低的文化程度，注定了他们往往集中在看电视、打麻将或打牌、喝酒聊天等文化实践活动中，文化产品欣赏品味较低，倾向于追求感官刺激，偏好娱乐型、消遣型消费，忽略发展型、智力型消费。“低俗化”的文化消费价值取向严重制约了低保边缘人口文化消费质量的提升，导致他们养成不健康的文化消费习惯。“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匮乏现状成为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深层次障碍。因为，社会救助低保边缘人口的使命，包括减轻他们的贫困程度和不断促进其实现社会融合。但是，要实现社会融合必须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而文化消费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参与途径之一。通过文化消费可以获得一种归属感、价值感、存在感和意义感，即一种个体的自我认同，这是社会融合心理建构的起源。个体的自我认同决定着个体选择消费什么以及如何消费，也就是说自我认同决定着个体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认同包括“同一”和“差别”两个层面，融合意味着“同一”，而分离意味着“差别”。从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消费现状来看，低保边缘人口往往选择认同贫困群体，把自己看作为贫困群体中的一员，同时与非贫困群体分离开来，尤其是在心理上和非贫困群体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可以说，低保边缘人口对贫困群体的认同结果必然会面临社会融合的问题，他们面临着自我与社会链接的断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文化认同和媒体支持等正常的社会连接纽带来帮助低保边缘人口的顺利过渡。

（三）“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低导致能力欠缺

低保边缘人口文化资本弱势还突出表现在“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低，即“资本化”文化“含金量”低。我们都知道，个体可以依靠包括学术资格、文凭和证书等在内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获得一种经久不变同时有合法保障的价值，通过这种价值使得文化资本在形式上独立于承担资本的个人，这种价值的大小决定了其拥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尤其在现代社会，个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于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即所拥有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个人职业社会地位的高低。学术资格、文凭和证书本质上是一种“地位性货币”，是购买通往某个职业岗位的通道。可以说，一个人越是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越有可能从较低的职业地位攀升到较高的职业地位，或者较好的初始职业[3]。在现实当中低保边缘人口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多数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受教育层次较低，也没有参加其他什么职业培训，这一现状导致低保边缘人口视野不广、素质不高、能力不强、判断不准等。“贫穷的脑袋”注定了“贫穷的口袋”，低保边缘人口脱贫基础非常薄弱，职业技能欠缺，抗风险能力低，自我发展能力差。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学术资格、文凭和证书在内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含金量”低反映着低保边缘人口对自己角色认同是模糊不清的，反映着他们对所获取知识、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对他们以后实现自我理想化角色重要性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教育培训方面投资消费的重视程度非常低。因而，文化资本较少的累积现状意味着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知识断裂，从而导致他们较低的职业竞争力和较低的适应力，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人员的要求，他们只能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低地位、低收入的工作。有限的教育决定了低保边缘人口无法通过教育增强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者，无法靠知识、凭技能摆脱贫困，无法通过自己能力的提高去创造财富，无法从根本上为其摆脱贫困创造条件，解决自身的贫困问题，他们内部“造血”功能严重缺失，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因此，“含金量”低的文化资本现状注定了低保边缘人口能力的欠缺，而能力的欠缺正是贫困的核心所在。我们都知道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教育没有对低保边缘人口起到应有的精神启蒙、思想启迪、习惯养成和智力发育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因此，救助低保边缘人口要紧紧扭住教育，这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要改变过去仅从经济这一向度认识贫困和救助贫困，要重视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意识和行为来认识贫困和救助贫困。救助低保边缘人口的目标设定要更加注重他们的观念解放和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既要保障他们的生活需要，也要保障他们的发展需要;既要进行资金、物质等维持性救助，也要进行发展性救助。尽最大可能地扫除制度化文化资本“含金量”低这个巨大障碍。

三、文化资本视角下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见，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资本是社会救助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内的教育投资方式相互配合，不断提升他们的文化资本存量和质量。

（一）优化家风建设，重塑“身体化”文化资本

低保边缘人口的贫困是由“根”决定的，这个“根”就是他们滞后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即在他们头脑中形成的贫困思维，制约禁锢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的“敌人”。这个贫根导致他们脱贫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没有与帮扶干部同频共振。应该肯定的是，干部在思想发动方面是很充分的，大家都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对当前承担的扶贫脱贫任务认识高度统一，士气高涨，行动迅速。但低保边缘人口该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他们自己并不完全清楚而且认识没有高度统一。低保边缘人口的社会救助犹如一辆行进中的两轮战车，其中各级党委政府是推车的人，而各级干部和低保边缘人口则分别是这辆战车的两个“轮胎”，这两个“轮胎”气压不相同，干部这个“轮胎”气压很充足，但是低保边缘人口这个“轮胎”气压严重不足，这种状况必然影响战车的行进速度。所以，当前低保边缘人口的社会救助迫切需要“换根”和“壮根”，要帮助他们拔出“穷根”，把这些负面的东西从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删除，同时把新的、正面的、具有激励性的“富根”植入低保边缘人口的意识之中，取代“穷根”，让“富根”在低保边缘人口的思维中不断地强大，并且帮助他们养成用“富根”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重塑“身体化”文化资本即改变贫困思维是增强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实效性的前提，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从政策主导层面的推进，还必须自下而上地从家庭内部、个人的内心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思维革命”。否则只有外部的扶贫救助力量“剃头挑子一头热”，而没有来自低保边缘人口自身的“内生动力”，社会救助的难度和成本都将大大增加。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个体成长的根基、修身成人的学校。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要重视家庭建设尤其是要注重家风建设。因此，要真正摆脱贫困思维就需要点燃家庭内部“自我革新”的星星之火，尤其是要优化家风建设。因为家风是家庭精神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价值观、精神世界、行事作风和为人之道。优化家风建设，重塑低保边缘人口“身体化”文化资本，建议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家风建设在脱贫致富当中的重要性。家风建设是“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培育低保边缘人口积极生活态度、积极精神状态的重要途径。领导和扶贫干部要在思想上树立和加强家风建设的意识，在舆论宣传工作中，加入良好家风的内容和树立良好家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让低保边缘人口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学习，随时随地能真实地感受。二是挖掘优秀传统家风文化资源，为优化家风建设提供资源涵养。三是注重榜样的作用，组织人员调研了解家风建设情况，寻找“最美家庭”典型，对家风建设好的家庭给予表扬嘉奖，发挥他们的典型示范作用，要及时鼓励、引导正在建设优良家风的家庭。四是建立家风宣传和培育机制，通过机制推动家风建设的常态化，避免家风宣传因一次报道的结束而结束，同时拓展家风传播和宣传的路径和理论研究，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强制等长效机制巩固家风建设的效果。五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借助家庭成员日常生活活动这个平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实现“知”“行”合一。通过家风的优化，让低保边缘人口为自身和社会的进步进行自我革新，重塑“身体化”文化资本。

（二）扩展公共文化供给，丰富“客体化”文化资本

改善低保边缘人口匮乏的“客体化”文化资本现状，需要通过扩展公共文化供给，切实增加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参与机会，确保低保边缘人口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教育作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其文化消费品味和水准，满足其精神需求，提升文化素养，丰富“客体化”文化资本，阻断文化断层。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有效覆盖低保边缘人口，减少公共文化供给盲区。文化消费主要包括个人文化消费和公共文化消费，这是满足低保边缘人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因此，一方面要尽快合理调整收入分配，通过提高其实际购买力来促进发展个人文化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出台针对低保边缘人口的专项制度，减少公共文化供给盲区，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改善他们处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外沿的弱势状态，降低低保边缘人口的被排斥感。二是聚焦低保边缘人口文化需求的变化，增加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是提高公共文化供给有效性的前提。政府应建立专门的调研通道和需求表达机制，进行广泛性、多层次性的调查，在把握低保边缘人口整体特点的基础上，聚焦于他们最迫切的公共文化需求，建构让他们顺利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途径，避免他们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三是发挥价值导向作用，提升文化素养。包括个人的价值追求和情趣爱好等在内的文化消费心理，影响着低保边缘人口个人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比如，文化消费类型、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等。而公共文化供给是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的“外部收益性”，即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和生活品质，从而对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意义和外部正效应。公共文化不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低保边缘人口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能形塑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此，扩展公共文化供给，有效覆盖低保边缘人口，让他们在消费中不断潜移默化地提升道德水平和思想觉悟，养成健康文明的文化消费风气，提升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欣赏水平等综合素质，促使文化消费结构迈向更高的阶段和目标。四是建构多元化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提升服务效能。通过致力于营造多元投入、多方供给、多维发展和有序竞争的良好格局，有效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三）促进教育获得，提升“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

教育是撬动贫困的重要支点。救助低保边缘人口要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充分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这就要求通过促进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获得，来提升“制度化”文化资本质量，帮助他们养成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加强抗逆力。教育获得是一个人所获得或达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程度。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获得：

1. 要坚持教育的公共性，确保低保边缘人口获得教育的非经济福利。这需要重视回归教育自身的价值和理想追求。教育制度设计的定位需要实现从人发展的工具性维度转向人发展的价值维度，坚持教育的本质即公共性，让低保边缘人口获得教育的经济福利如体面的工作、理想的报酬等，还能获得教育的非经济福利。其中，非经济福利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个人经过努力之后成为了自我和社会认可的人，另一个层面则是他的心灵感受，包括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因此，教育作为重要的国家公共产品，在进行设计时既要考虑经济福利也要考虑非经济福利，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教育所能带来的非经济福利。做到像庇古指出的那样：“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总福利的晴雨表或指数[4]。因此，通过教育帮助低保边缘人口提升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同时，也要重视帮助他们获得经济能力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完善的个性人格、深刻的思考能力、精致的感受能力等。

2. 要完善教育结构体系，增强低保边缘人口的职业融入能力。只有同时实现教育的外在和内在的公平，低保边缘人口才能做到在教育中虽然身处劣势却还能继续学业。教育的外在平等需要通过增强低保边缘人口的社会支持系统来加大对其读书求学的资助力度等来实现，教育的内在平等即教育过程的平等则需要通过政府采取措施消除包括教育价值、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不公平现象来达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即“人力资本”，因而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唯一要素。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两套关系密切却截然不同的专业技能，即最高层人力和中低层人力。其中，最高层人力是接受过有关创造性技术训练的人员，致力于创造新知识。而中低层次人力则是受过教育能够运用新知识的人员。然而，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受教育结构体系的完善程度所影响。不同种类的学校教育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声望”，获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也不同。在经过教育的多次分流之后，大多数低保边缘人口学业终结于非学院式的技能教育，无法上大学，在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和进入名牌大学、科研院所深造的优势群体相比处于劣势。不同的受教育程度获得不同的职业能力凭证即文凭，决定了低保边缘人口的社会地位变迁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他们被隔离在了高收入的职业之外。而且，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缺少相应的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和兴趣教育，教育产品供给种类不均衡。因此，要促进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获得，需要完善教育结构体系，在注重提高教育机会总量的同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尤其是要通过扩大职业教育机会而非盲目地扩大学历教育特别是大专和本科较低层次教育的数量机会，改变学术型人才过剩而技术型人才稀缺的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使得低保边缘人口得以在第二、三产业实现就业，增强低保边缘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

3. 是要提升教育期望，夯实教育获得的微观机制。促进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获得不仅要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而且也要重视教育获得“链条”中的微观因素即教育期望的重要性，它是不可被忽视的“另类的教育资源”。这里所提及的“教育期望”是个人的家庭或个人对自己未来所能达到的最终教育水平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是对继续接受教育、获取教育机会的动机的体现，反映着对自我当前学业能力的认同和对未来学业表现的预测，它是影响个人或家庭教育决策的关键微观因素。而大多数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期望都较低，这对于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获得是非常不利的。恰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帕斯隆所强调的“对那些处于贫困阶段的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5]因此，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期望，夯实教育获得的微观机制是促进低保边缘人口教育获得的重要途径。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提升低保边缘人口的教育“初始预期”。低保边缘人口对教育收益大小的总体估计就是所谓的“初始预期”。“初始预期”越强烈，投资于教育的初始推动作用就越大，教育放弃的几率就会极大地减少。政府有必要对低保边缘人口在相关政策调整上做出适当的倾斜和照顾，着重解决低保边缘人口的就业问题，让低保边缘人口不再担心找不到好工作;发挥成功榜样的引领作用，加大宣传成功教育家庭的力度。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软环境”，促进低保边缘人口获得家庭支持继续学业。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0.

[2]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3]李培林.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1-162.

[4]庇古.福利经济学[M].朱映，张胜纪，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

[5]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

责任编辑 莫仲宁

收稿日期：2020-04-21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广西低保边缘人口社会救助研究”（13FSH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卢倩云，女，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哲学社会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心理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