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模式或许会发生变化

贺宛男

这次全国战“疫”中，“散装江苏”和“苏大强”，引发了我的好奇。截至3月11 日，江苏累计确诊 631 例，治愈 627例，累计死亡 0 例。除西藏、宁夏等少数边缘省区之外，江苏是迄今零死亡唯一的一个省。江苏还是援鄂医疗队派驻人数最多的一个省，全省共有 3100人支援湖北，并独立“承包”累计确诊病例过千、疫情一度相当严重的黄石市。

而今，江苏又是复工最早、复工率最高的省份之一。截至3月11日，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99% ，在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 100%的 5 个城市（苏州、成都、南京、无锡、佛山）中，江苏占了3个。

原来“苏大强”者，除了战“役”硬核，江苏2019年GDP达9.96万亿元，总量仅次于广东，排名第二;人均 GDP（除北京、上海外）全国第一;全省13个地级市全部进入 100 强。“散装江苏”者，尽管苏南与苏北存在较大差异，但经济发展颇为均衡，南京虽为省会，苏州的经济规模却大于南京，这就使得江苏的经济更有韧性。

反之，再来看看这次疫情的爆发地武汉。这个 15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区人口约869万，在北上广深渝之后排名第六。武汉以占湖北 19%的常住人口，占据全省 GDP 的 38%。武汉人均GDP 高达 13 万多元，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荆州市才3万多元，仅为武汉的四分之一，更别说黄冈、孝感、恩施等地市。百度迁徙数据显示，武汉人口流入的前10名，均来自于省内各地市，这既说明湖北其他地市对武汉的依赖，也是这次武汉暴发疫情、整个湖北成了重点地区的主要原因。

由此说到经济韧性。都说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连上投摩根这样的大投行都称“未来的机会在中国”。在笔者看来，最大的潜力和韧性就来自发展不平衡。这些年来，我们一讲城市化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每年人口都往一个方向流动，连湖北这样“湖广熟天下足”的地区，都成了人口流出地。

城市的发展无比迅速，但在这次疫情之下，我们又重新审视了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种种弊端——住宅拥挤、交通拥堵、房价物价过高等大城市病，更别说流行病的快速传播风险……

相信疫情过后，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或许会发生变化：从一两个“集装”走向“散装”模式，从一两個中心城市走向“多中心”“共繁荣”，从人口单向流动往“多向”“多路径”流动，直至家业相对稳定。实际上，疫情暴发以来，至少已有40～50 个城市放松房地产调控，稍作梳理，放松的都是三四线城市。如果说放松房地产调控只是短期措施的话，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则需要长期有效的政策配套，包括法律制度、财政税收、人力资源等等，给予欠发达地区全方位的支持。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相当一部分地区赛过欧美，相当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是还有很多地区和人民还刚刚达到、甚至尚未达到小康。这次防控疫情的经验、教训，也要求我们去着力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26523元。按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7380 元，中间偏下 15777元，中间收入25035元，中间偏上39230元，高收入76401元。我们的“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相差整整10倍！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定义，美国中产的年收入大约在3.9万美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至11.8万美元（约合75万元人民币）之间。就算我国的“高收入”阶层也还只是人家的三分之一，差距很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差距也是“未来的机会在中国”的最过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