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陈羽 许海平

[提要] 随着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居民不断涉足金融市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得极为必要。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其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财政支出的老龄化背景下地区收入差距效应”（批准号：71563009）;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指导老师：许海平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5月17日

一、引言

近些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根据2018年《全球幸福报告》，在2015～2017年间，中国内地居民幸福感在调查的156个国家中排列第86位。经济状况和居民幸福感未同步发展的状况，被学术界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在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背景下，农村家庭的幸福感状况更加值得关注。

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繁荣，金融产业同样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下，农村金融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农村居民所能接触到的金融产品种类也在逐渐增多。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使得农村居民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在家庭不断参与金融市场的背景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农村居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探讨其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幸福感相关研究从经济学的诞生之初就开始了，亚当·斯密认为提升社会和谐、改进人类福祉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核心价值追求。Easterlin（1974）分析了美国的收入和幸福感的数据，正式提出了“幸福悖论”。即收入的提升并没有使得幸福感水平得到相应的增加。后来Blanchflower（2004）和Easterlin（2010）等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收入和幸福感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了“幸福悖论”是普遍存在的。此后，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收入方面。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有着决定作用，收入增长可以带来幸福感的显著提高。Bose（2010）进一步发现收入变动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叶静怡等（2017）也通过调研发现，虽然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在不断增多，但是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对其的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依然显著。官皓（2010）运用prolobit的方法，对北京、上海等地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绝对收入已经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反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显著，也就是指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这个结论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同时适用。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影响，收入差距的缩小对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十分有利。胡春萍和吴建南（2015）采用世界价值观中关于中国近3年的调查数据，认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尤亮等（2018）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对陕西两个村庄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和农村居民间绝对收入的社会比较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居民的社会比较方式具有上行比较特征，并导致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同化效应。

二是与政府相关的因素。Kotakorpi和Laamanen（2007）发现芬兰政府的健康支出对幸福感有很大的正向影响。Wassmer等（2009）对跨国数据研究后表明，公共安全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Ed Diener（2009）等从理论上论述了政府只有在了解地方居民偏好的情况下，增加公共支出才可以增加居民幸福感。Zohal Hessami（2010）通过对欧洲国家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且两者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正向的影响。崔东艳（2011）提出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很大。胡洪曙、鲁元平（2012）通过分析CGSS数据，得出提高公共支出水平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但是其他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不同，相比于高收入农村居民幸福感，对低收入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三是自身状况和所处环境的有关因素。罗楚亮（2006）从城乡二元的角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大于城市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赵泰军（2016）发现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變动会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到其幸福感，但是“农村居民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这一传统观点也并不足信。陈前恒、林海（2014）发现村庄民主对不同种类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一样，民主发育程度对农村非贫困户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农村贫困户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壮、张士云（2014）通过运用排序选择模型，以所搜集的安徽省399份问卷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相当多，诸如农民身体健康水平、文化程度、性别、养老问题、住房条件、村庄环境、邻里关系等。一般说来农村居民住房条件好、良好的健康状况、美丽的村庄环境和和谐邻里关系，文化程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水平就越高。

（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关研究。学者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研究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金融认知水平。金融认知水平是一个家庭是否进行金融投资和选择怎样投资方式的重要基础性指标，在微观金融决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学者针对这一理论和含义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表明金融认知水平提高会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特别是股票的概率。金融产品相比较于其他类型产品具有不可感知的特性，进入金融市场一般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个体认知能力提高一般可以获得较高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Bznks等（2010）通过运用有限计算能力探讨了金融认知水平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Christelis等（2010）发现金融认知是家庭在金融市场上获取财富的关键性因素，不论是否进入金融市场还是金融资产配置效率高低，都与认知能力有极大的相关性。

二是风险偏好对资产配置影响。Markowitz（1952）提出资产组合理论就是指每个理性投资者根据风险偏好选择一定比例无风险资产和一定比例的风险资产共同组成的投资组合。Tobin（1958）正式提出基金分离定律，也就是说投资者最终持有的资产配置组合，都会具有市场风险水平，不过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存在差异，所配置的风险资产种类和比例也不同。简而言之，风险偏好者将会倾向于配置更多的风险资产。风险偏好的差异，将会影响到他们配置不同的金融资产的可能。Mitchell和Moore（1998）发现投资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风险资产的比例也就越大。

（三）金融资产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早期国外学者关于金融资产的研究主要是把金融资产当作随机方程约束条件来研究。后来国内学者们对家庭资产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李江一等（2015）研究了家庭资产和负债对幸福感的影响。喻平、严卉靓（2015）则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发现金融发展是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格兰杰原因。胡晨沛（2017）认为家庭资产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低。此外，胡珺等（2019）也发现金融资产对居民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股票和基金的投资均会降低居民幸福感水平。

纵观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幸福感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相关领域都做了很多研究，但对于家庭金融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少有学者涉及到。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去。金融资产配置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村居民教育水平低，金融资产的配置收益也不太乐观。这是因为教育在家庭的收入、投资中都起到很大作用。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缺乏容易在金融市场上做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家庭投资行为的盲目性、资产种类单一性，增加在金融市场上资产损失的概率。最终使得家庭在金融市场上未能获得所期望的收益。所以，通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三、关于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建议

家庭是经济体系中很重要的一环，家庭不但可以通过金融资产配置来获得一定的收入，提高家庭生活品质，进而对幸福感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有著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避免盲目的金融市场行为给农村居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以及减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农村居民幸福感负向作用，本文从农村居民角度，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多听一些关于金融知识的宣讲，不断地提高金融知识水平。二是要理性投资。在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时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对金融行业进行了解，在充分评估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之上合理地进行金融资产的配置组合，减少由于盲目性等带来的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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