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熊淑娥

摘 要：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关键词：象征天皇制;明仁天皇;安倍政府;日本国体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3-0047-07

DOI：10. 14156/j.cnki.rbwtyj.2020.03.006

2019年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正式退位，翌日德仁皇太子即位成为第126代天皇，宣告令和时代开启。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和德仁皇太子即位的法律依据是2017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下称《皇室典范特例法》）[1]。《日本国宪法》规定“皇位世袭，根据国会决议的皇室典范规定继承之”①。战后日本天皇虽然没有国家统治权，但却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也是现代化日本国家的象征。象征天皇制是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代表着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精神，在战后日本政治体系中具有弥合社会分歧的特殊作用。本文以明仁天皇生前退位过程中，天皇、政府和国民关系为视角，分析安倍政府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的妥协过程，国民尊重天皇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的原因，以及明仁天皇在强调尊重宪法和皇室传统时又不断做出有违宪嫌疑言行的目的。本文认为，尽管各方都重视所谓的“民意”，但是如果回避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最终的历史结果仍将由全体日本国民来承担。

一、《皇室典范特例法》

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现行《皇室典范》第一条规定“皇位由皇统所屬的男系男子继承”，第四条规定“天皇驾崩时皇嗣即刻即位”[2]。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发表《关于象征履职的天皇陛下讲话》（下称“象征讲话”），表达了自身年事已高无法全身心履行公务且希望退位的意愿[3]。但是，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和《皇室典范》没有与退位相关的规定。因此，如何解决天皇生前退位及退位后的皇位继承合法性问题，是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最终，在征求朝野各党派意见后，日本国会通过了《皇室典范特例法》。作为《皇室典范》第四条的特例，该法规定了天皇退位、皇嗣即位以及天皇退位后的地位等事项。《皇室典范特例法》为明仁天皇退位和德仁皇太子即位提供了法律依据，皇位交替得以顺利进行。

明仁天皇希望退位的原因表面上与其年过八旬难以继续履行象征职能有关，实际上源于他对象征天皇制和皇位稳定继承的担忧。对于当今日本皇室而言，维持天皇家族的延续是最大的课题。根据“男系男子继承皇位”的规定，德仁皇太子即位后皇室成员中有皇位继承权的只有54岁的秋篠宫文仁亲王、13岁的悠仁亲王和84岁的常陆宫正仁亲王3人。考虑到正仁亲王的年龄，事实上已无继承可能。同时，根据《皇室典范》第十二条“皇族女子与天皇或皇族以外人士成婚后必须脱离皇籍”的规定，现在皇室6名未婚女性倘若未来全部成婚，皇室成员数量将大幅减少。皇位继承人和皇室成员的减少是关系到天皇制存续的最大危机。

深感危机的明仁天皇发表“象征讲话”，就是希望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引起日本政府和国民对象征天皇制和皇位继承问题的重视。不过，现实并没有如明仁天皇所愿。日本国会对于天皇退位问题的讨论久已有之，政府一直以强制退位和恣意退位将导致上皇和天皇同时存在，从而产生双重权威等问题为由持否定态度[4]。在明仁天皇发表“象征讲话”之前，2016年7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就已经报道了相关消息。对此，与政府关系良好的日本电视台翌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称，宪法规定“陛下不可能生前退位”，政府应该讨论的是减轻天皇公务活动负担[5]。安倍晋三首相在明仁天皇发表“象征讲话”后并未明确表态，只是称“将对此予以认真考虑”[6] 。

从法理上看，明仁天皇的“象征讲话”虽有违宪之嫌，但是并未在日本社会引发大的争论，反而获得多数国民的理解。NHK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91.3%的人支持天皇通过讲话表达退位想法，84.4%的人支持天皇生前退位，73.6%的人对皇室抱有好感，70.3%的人认为应该修改《皇室典范》确立退位制度[7]。因此，对民意非常敏感的日本政府转变了一贯的反对态度，开始着手进行退位相关安排。受自公联合政权控制的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在听取各党派意见后得出有必要制定相关法律的结论，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明仁天皇的讲话得到国民广泛理解”， 在尊重支持明仁天皇退位“国民民意”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皇室典范特例法》，为天皇生前退位创造合法性[8]。

然而，对日本政府而言，民意可以被尊重，也可以被忽略。针对上述调查中多数人认为应该修改《皇室典范》确立退位制度的意见，政府视而不见，制定的只是适用于明仁天皇个人退位的《皇室典范特例法》。而且，为避免引发对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的彻底讨论，政府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退位问题上[9]。如果尊重大多数民意修改《皇室典范》确立退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退位及其后的皇位继承问题，则将违背安倍政府支持天皇终身在位制的立场，所以《皇室典范特例法》是政府在尊重天皇和民意而又不违背自身立场情况下进行政治妥协的产物。

另外，安倍政府不愿意修改皇室典范还与其当时的政治日程有关。如前所述，修改皇室典范需要经过国会审议，光是讨论过程本身可能就需要数年时间。皇室是国民高度关注的话题，一旦进入国会辩论程序意味着需要大量政治资源来平衡各方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现任安倍政府来说，政治日程上的重点议题是修宪而非皇室。就在明仁天皇发表电视讲话前一个月，2016年7月10日日本国会参议院第24届选举结果出炉，自民党得到121席，公民党得到25席日本総務省.第24回参議院議員通常選挙結果調.[EB/OL].[2019-8-24].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40535.pdf.另外，神奈川选举区的中西健治以无党派身份当选后加入自民党，因此自民党在此次选举中共获得56席。日本参議院.議員情報[EB/OL].[2019-8-24].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giin/profile/7010037.htm.。加上支持修宪的大阪维新会等，修宪势力已经超过了修宪动议所需的2/3以上席位，修宪的制度环境初步成熟。不过政府一边控制天皇退位进程，一边推进修宪议题，推出具有妥协意味的《皇室典范特例法》也有为自民党向国会提出修宪案争取空间的考虑。

二、象征天皇制是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

日本政府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与支持安倍政府的保守势力有密切关系。对于战后保守势力来说，长期以来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战后民主改革成果和社会主义，其中，象征天皇制是战后民主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立缓和后，保守势力将批判目标集中在战后改革成果上，第一届安倍内阁期间修订教育基本法，并且为推动修宪制定了《国民投票法》，回归战前的倾向逐渐明显。

保守势力中与安倍立场较为接近的是神道政治联盟和日本会议两个组织。神道政治联盟，简称“神政联”，是宗教法人神社本厅在1969年成立的活动团体。“神政联”以“神道精神为国政基础”，主要开展拥护皇室、制定新宪法等活动。1970年“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成立，现在有安倍晋三首相、麻生太郎副首相和大岛理森众议长等211名众议院议员和83名参议院议员[10]。

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前身是1974年由保守文化界人士、原军官成立的右派宗教团体“守护日本会”和1981年成立的神道系宗教团体“守护日本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主要活动包括拥戴皇室、制定新宪法和编撰历史教科书等。同年该组织还成立了超党派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截止2015年9月15日，该恳谈会拥有281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对政治具有很大影响力[11]。

对于明仁天皇的“象征讲话”，日本会议副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堀桂一郎表示，“如今若敢允许出现天皇生前退位先例，事实上将面临破坏国体的严重危机。”[12]小堀桂一郎所说的破坏国体指的就是修改《皇室典范》，在保守势力看来现行《皇室典范》中保留着天皇及皇室传统这个“万世一系之国体”。国体具有国家的体面、国威、特殊制度和传统国家体制等内涵，天皇与国体的结合使其具备超越政治和宗教纷争的决定性权威。对于保守势力而言，天皇制是日本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是日本优越性的根据。

其实，直到江户中期“万世一系”的神圣天皇观、侍奉神圣天皇的皇道、研究神圣天皇传统的皇学等国体观念才逐渐形成[13] 。19世纪，日本不断遭遇欧美列强要求开放国门的外部危机，在此背景下，后期水户学大力提倡强调日本历史独特性的皇道论并和尊皇相结合，成为尊皇攘夷派的思想源泉。日本国家体制基础内原本并不存在“神”，明治维新政府需要借助天皇权威确立正当性，所以借助古代神话将天皇上升为国家神道中的“神”。明治时代建构国家神道，将“国体论”载入帝国宪法[14]。从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到1937年文部省编撰《国体之本义》期间，近代日本天皇作为“万世一系的现人神”不断被神化，天皇制作为日本国体特征的传统不断被强调，天皇和天皇制成为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思想纽带。

由此，每当日本遭遇危机时，天皇的权威作用就显现出来。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加上滨口雄幸内阁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影响，日本也出现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受此影响，日本在政治上出现了天皇亲政论，思想文化上出现了和辻哲郎的尊王论、拥戴皇室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和宣扬回归日本古典的昭和浪漫派文学等动向。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天皇论同日本文化传统论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天皇是日本的国体象征、天皇是日本文化传统象征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二战后，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开始主导民主化改革，打破了天皇是“现人神”的神话。战后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保留了天皇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舍弃了“天皇万世一系”的表述。对于国体是否因此发生变化，时任国务相金森德次郎表示，“如果仅从统治权来看国体无疑发生了变化，但是从精神道德层面而言，天皇依然是国民理想的中心，与国民心心相印，国体未曾改变。”[15]在宪法颁布前的舆论调查中，支持“象征天皇制”的人占85%，反对的人占13%[16]。究其原因，既在于战后宪法大大削弱了天皇的政治权力，降低了朝野上下对于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要求，也在于对于刚刚经历战败的日本人来说，象征天皇制是日本国体的延续，具有超越性的意义。

三、天皇、政府和国民关系的困境

象征天皇制确立70多年来，特别是1989年明仁天皇即位后，天皇和政府、国民的关系一直面临多重困境。它与日本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社会氛围、国民心理和国际地位变化有关，也与世界局势变动有关。

昭和时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大幅提升国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泡沫，日本人在泡沫繁荣中迎来了平成时代。以股市为例，1989年1月4日，日经指数开盘值为30 243点，同年12月29日达到38 915点的历史最高值，2019年4月26日平成时代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仅为22 258点[17]。平成时代的日本如同日经指数走势一样，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带给国民巨大的心理落差。随着平成时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综合国力相对下滑，国民变得不如从前自信。加上“日本社会久治不愈的痼疾”——少子老龄化问题严重[18]、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社会整体氛围转向保守。

日本国民对平成时代的期待是“内成外平”，现实却是“内灾外乱”，“在摆脱昭和攀登新高时却迎来了跌落的30年”[19]。经济的跌落使得政治家、官僚和产业界合作的“铁三角”逐渐瓦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选举资金和选票号召力上不如从前，加上与之抗衡的日本社会党势力衰退，无党派选民增多[20]。经济和政治变化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促使政府推行选举制度、行政、金融、地方分权等一系列改革。在此过程中，日本国民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弱。尽管如此，日本社会并未出现大的动荡，这是因为当政治权力在维持社会表面秩序失效时，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天皇权威发挥了弥合社会裂痕的作用。

天皇的权威和国民对天皇的爱戴，对以安倍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而言是一个两难困境。象征天皇制剥夺了天皇的政治实权，但是天皇在日本社会的权威却得以保留。拥戴天皇的国民固然是安倍政府争取支持修宪的对象，但倘若完全顺应民意则等于承认天皇拥有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生前退位，而现行《皇室典范》中并无天皇生前退位相关规定，因此面临着必须修改《皇室典范》的问题，这同其本身坚决维护天皇权威并试图将天皇元首化的目标是矛盾的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确立以后，自民党政府与昭和天皇都重视“国际亲善”。在天皇的对外地位上，无论是在赴国外访问受到的礼遇方面，还是在接见访日的外国元首和政要的规格方面，实际上都是按日本的“元首”来操作的。此外，2012年4月27日自民党通过了《日本国宪法修正草案》，其第一章第一条为“天皇是日本国的元首，是日本国及日本国统合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而且，将天皇地位从“象征”变为“元首”容易令人想起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国民尊重天皇权威，但也对回归战前体制抱有一定的警惕[21]。在保守势力看来，国民对象征天皇制和明仁天皇的支持，是對其主张回归战前天皇制的反对[22]。在此情况下，政府倘若坚决不认同国民对年迈天皇的同情和对天皇的普遍好感，则犯了不尊重天皇又不尊重民意的忌讳。因此，日本政府面临着如何尊重和利用二者的困境。

同样，国民的广泛支持对天皇而言亦是两难困境，长期以来，明仁天皇通过皇室外交、慰问灾民和海外慰灵等活动营造出一个亲近民众、热爱和平和反省战争的天皇形象。明仁天皇的“象征讲话”体现出其希望与民众对视和对话的姿态，问题是民众是否愿意和天皇对视和对话，换言之，民众是否真正愿意思考象征天皇制的未来。答案恐怕并不那么乐观。对于经历泡沫经济崩溃、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阪神大地震和“3·11”大地震的日本人来说，平成时代是一个色调暗淡的时代。如果说“御宅族”形象地描绘了日本国民的个人生存状态，“无缘社会”则形象地描绘了整个社会形态，大多数人选择专注于个人生活，对政治选举和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尽管舆论调查显示大部分国民对天皇抱有好感，但这只是一种敬而远之的好感。天皇和皇室的作用只有在社会遭遇危机或重大事件时才得以显现，并不在日本国民日常关心的范围之内。反过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制的高度支持说明大部分国民并未意识到天皇制度真正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明仁天皇与裕仁天皇在对待战争责任问题、历史问题的态度上有较大差别，但是因为象征天皇制自确立以来始终存在着作为和平国家清算军国主义历史的象征和维系日本国体象征的内在矛盾。事实上，裕仁天皇作为近代绝对天皇制中的“神”和战后象征天皇制中的“人”，其所具有的连续性并不随着他的去世而断裂，从皇室祭祀的传统和国民对天皇的感情等方面来看，这种连续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明仁天皇的言行之中。

四、明仁天皇对象征天皇

制的思考与实践  明仁天皇在“象征讲话”中指出，自己在战后宪法规定下履行象征职责，因为坚持与国民同在、体念国民和为国民祈祷，获得国民广泛的信赖和敬爱[3]。值得注意的是，“与国民同在”和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23]中的“常与尔臣民共在”相似，“信赖和敬爱”同裕仁天皇在1946年元旦发布的《人间宣言》[24]中的“然朕与尔等国民共在，欲常同厉害分休戚。朕乃尔等国民间纽带，始终依赖相互信赖敬爱，而非单纯依赖神话传说”相同。

对于自己和裕仁天皇的承继关系，明仁天皇表示，“我几乎继承了昭和天皇传承的所有东西并坚持至今，其中既有新尝祭这种古老的传统祭祀，也有始自昭和天皇的插秧仪式。将新尝祭这种古老的传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非常重要，同时像插秧这种新的仪式，我希望人们重视的是其意义而非形式。”[25]事实上，明仁天皇对象征天皇制有自己的理解并为此付诸实践。例如，在国事行为之外，他非常重视与象征相关的公务行为。

战后宪法将天皇行为分为国事行为、公务行为和私人行为三种。天皇的“国事行为”需要获得内阁的建议和承认，包括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最高法院法官，公布修改宪法、法律政令及条约，召集国会，解散众议院等。“私人行为”是指与神道相关的宫中祭祀。需要指出的是，裕仁天皇的“御大丧”和明仁天皇即位后的“大尝祭”这两种典型的神道仪式，在平成时代变成了使用国费的国家仪式，都有违背宪法政教分离规定之嫌。天皇的“公务行为”在日本现行法令中并无任何具体规定，现实中包括出席节日庆典、正式的外国访问、地方视察、慰问灾区和海外慰灵等特别是慰问灾区和海外慰灵，尽管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事行为，但由于明仁天皇将其理解为“象征行为”，因而被归为“公务行为”。最新相关研究可见，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M].東京：岩波新書，2020：229.。明仁天皇正是通过一系列“公务行为”，特别是1991年7月赴长崎县慰问受云仙普贤岳火山喷发影响的灾民时，与美智子皇后双膝就地同每一个人对视交谈的行为，改变了天皇和皇室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逐渐赢得国民爱戴。

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在《退位礼正殿之仪天皇陛下讲话》开头说道：“今天我结束了作为天皇的职责。”[26]此句中的“结束”使用的是表示主语主动行为的“他动词”日语中，“他动词”与“自动词”对应，指需要有一个宾语才能完整地表现主语的动作或作用的动词。，表明退位是他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尽管在法理上天皇不应该发表政治性言论，政府也不应该在承认天皇个人人权前提下讨论皇室相关事项，但是明仁天皇通过发表“象征讲话”获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促使安倍政府改变反对态度并启动退位程序，最终顺利实现生前退位已是事实。

结 语

伴随着明仁天皇退位和德仁皇太子即位，日本已经进入令和时代。出生于战后的德仁天皇是否将继承上一代天皇的精神，值得期待和关注。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国民支持的是作为个人的天皇还是宪政体制中天皇制的象征意义。近代日本为避免天皇干预政治，不断强调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性，反过来神圣天皇又被当作政治工具利用，最终使整个国家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诚如丸山真男所言，近代日本政治体制是一种“无责任体系”[2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7月21日日本令和时代的首场国政选举——日本国会参议院第25届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得到57席，与非改选的56席共计113席;公民党得到14席，与非改选的14席共计28席[28]。从2016年7月10日的第24届参议院选举到2019年7月21日的第25届参议院选举，3年多时间内日本经历了明仁天皇的“象征讲话”、《皇室典范特例法》的出台、令和年号制定和公布[29]、明仁天皇退位和德仁天皇即位，自公两党加上支持修宪的大阪维新会和无所属的席位，修宪势力失去了发动修宪动议必需的2/3以上席位优势。尽管如此，修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仍然是本届安倍政府执政期内最大的政治目标。

对照近代日本的教训，思考战后日本的象征天皇制，特别是天皇、政府和国民在退位问题上的态度和关系时，“民意”成為关键词。民意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有选择地利用。因为，日本天皇、政府和民众三方关系互动的结果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和日本的未来，而且也关系到亚洲和世界的未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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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馮晶.日本新年号“令和”及其政治考量[J].日本问题研究，2019（4）：45-51.

[责任编辑 孙 丽]

Abstract： Emperor Akihitos abdication in 2019，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he Heisei era， has been a complicated issue for Emperor Akihito himself， the Abe administration and Japanese people. In appearance， the government prioritizes the Emperors wish and public opinion but had to make a concession and mediate between the Empero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the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s are in favor of the Emperor， but tend to avoid an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 Emperor Akihito， who respected the postwar constitution and royal tradition， is suspected of breach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royal tradition. While much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public opinion”by all sides，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due attention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 Is the public supportive of the Emperor himself， or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Public opinions should be respected， but not to be used selectively. As the continuation of prewar Japans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 matters not only to the past but to the future of Japan， and therefore is a problem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properly by the Emperor，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Key words： t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 Emperor Akihito; the Abe administration; Japans national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