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贾思京

摘 要：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关键词：田中智学;日莲主义;国体论

中图分类号：B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3-0062-08

DOI：10. 14156/j.cnki.rbwtyj.2020.03.008

日本国体论，是日本近代思想潮流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支流。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内忧外患”——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力量的统合与规训——都微缩在这一思想主题之中。从本质上讲，日本国体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体论，而是基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求，利用“传统”素材，塑造日本民族优越性，以求与西方文明进行抗衡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塑造意识形态的理论工具，日本国体论在核心理念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万世一系的天皇”“神国日本”是永恒不变的论证中心;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受容性与多样性，政府、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等各方势力都可以基于自身的认知对它进行解读、演绎。以水户学的“尊皇攘夷”论为发端，日本政府通过编纂《国体论史》、发布《国体本义》、开展“国体明征”运动来引导社会舆论;而各种非官方势力也“应声而起”，这其中既有支持社会主义的民主人士，也有奉行超国家主义的恐怖分子，本文的研究对象——田中智学（1861年—1939年）这样的宗教活动家也位列其中。在官方与非官方频繁互动、政界与宗教界彼此扶持的社会环境下，关于日本国体论的探讨从战前延续到战后。因此，对日本国体论的研究，是回溯、反思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思想逻辑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要真正掌握、深入剖析这一庞大、繁复的政治文化体系，离不开对典型人物的深入探讨。

在中国，对于日本近代国体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阐释《明治宪法》如何容纳国体论所强调的“传统性”[1]，分析国体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如何影响国家权威的建构[2]，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宗教层面对日本国体的先进性与反动性进行揭示[3];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围绕单个历史人物的国体论进行探讨，已有学者针对会泽正志斋、北一辉等人的思想进行剖析。而关于田中智学的研究，国内学者比较看重其与宫泽贤治、新佛教运动、创价学会等的区别、联系①，或将日莲主义视为“无知狂妄之极”[4]587的国家主义思想，批判其军国主义的附庸立场，揭示其信徒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或利用宗教活动进行对外侵略的历史事实[5]。总体来说，中国学界已经开始挖掘田中智学及其日莲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但仍然缺乏对其整体思想的把握，以及对日莲主义国体论的详细分析。

反观日本学界，田中智学及其日莲主义思想与日本近代政治环境的紧密结合吸引了一批研究者的目光。日莲主义的兴衰与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发展和毁灭“并肩同行”[6]，它在与民族主义国体论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批判国家的动机”，将社会危机“还原为国民的思想问题”，沦为了“补充、强化现实国家正当性”的精神教化工具[7]402-404。这种国家主义的宗教主张被不少学者批判为田中智学对日莲思想的歪曲相关成果包括：中濃教篤.近代日蓮教団の思想家[M].東京：国書刊行会， 1977;茂田井教亨.日蓮：その人と心[M].東京：春秋社，1984;渡边宝陽，北川前肇.日蓮のいいたかったこと[M].東京：講談社， 1985;家永三郎.中世仏教思想史研究[M].京都：法蔵館，1947.，认为田中智学是“世俗的国家主义者”[8]325。在近代化史观兴起之后，日本学界逐渐放松了对田中智学的批判，转而挖掘其思想中的近代化因素，认为田中智学“法国相关”的二元国体论打破了传统国体论中“闭锁的自我优越论”[9]122，其思想中的千年王国、终末预言特质包含着一种以日莲佛教为指导的人类救济理念，是在“适应现存政治体制的同时，尝试进行体制变革的思想”[10]179。这样研究的转向忽视了田中智学日莲主义国体论中国家主义、侵略主义的倾向，片面强调其“体制改革者”的身份。這种偏颇的出现，正反映出日本学界对战争反省意识的淡薄化倾向，这就迫切要求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国体论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还原一套真实、完整的日本近代思想图景。

田中智学是日莲主义国体论的创始人。所谓日莲主义国体论就是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对天皇神圣性和日本优越性进行阐释的宗教理论。这其中蕴含的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吸引了一大批社会人士：文学家宫泽贤治、高山樗牛都曾求教于田中智学;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的满洲建国理念及其《世界最终战争论》中可以看到日莲主义的影子;“血盟团”事件的主谋井上日召也曾加入田中智学所领导的国柱会。通过这些“知名人士”的宣传、活动，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扩大了其社会辐射力。日本学者田村芳朗就认为，“既然要知晓近代日本的步伐，日莲主义运动是不可或缺的资料。”[11]192

文章立足于田中智学的《日本国体研究》一书，在厘清日莲主义国体论形成背景的基础上，从天皇观、日本观两个方面剖析日莲主义国体论的思想逻辑，以求揭示其思想中反近代性以及侵略性的来龙去脉。

一、田中智学日莲主义国体论的形成

1861年11月13日，田中智学（幼名秀丸，后改为巴之助）出生于江户日本桥本石町钟庄新道。其父多田玄龙，是江户末期寿讲（日莲宗身延派的在家组织）主讲人骏河屋七兵卫的得意门生。田中智学受父亲影响，自小开始尊奉《法华经》，信奉日莲佛教。在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后，田中智学进入日莲宗妙觉寺修行，法名为“智学”。1871年春，田中智学进入饭高檀林学习;1875年，又转入日莲宗大教院。1877年，田中智学因质疑优陀那日辉所推行的“折退摄进”主义，以身患肺炎为由，返回一之江，开始了对日莲经典的“独学钻研”。1879年，田中智学以生病疗养为由还俗，开始了独立的在家佛教运动[12]311。1880年，田中智学在横滨成立莲华会，后改为立正安国会。1914年，又将立正安国会改为国柱会。1923年，田中智学组建了立宪养正会，以此为后盾参与众议院选举，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同年，出任天业青年会名誉总裁一职。1926年，田中智学领导教众发起了设立“明治节”的活动，其影响力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得到提升。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田中智学的思想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关于具体的分期标准，渡边宝阳以1902年的日莲圣人开宗六百五十年纪念大会为转折点;大谷荣一以1904年田中智学发表《世界统一的天业》为转折点;末木文美士以1911年田中智学第一次提出“日本国体学”这一名词为转折点。本文分期以渡边说为准。。前期是利用大众传道、以“探究、宣传作为近代社会精神的日莲佛教”[13]129为主题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期在继承前期日莲主义佛教思想的基础上，转向构建日莲主义国体论，通过“将国体意义与日莲主义的关系理论化”[13]152，以国家为媒介，在实践理论层面推动“日莲佛法走向世界”[9]123。在构建日莲主义佛教思想的时期，田中智学撰写了《佛教夫妻论》《宗门之维新》《本化摄折论》《本化妙宗式目》等著书，在迎合明治时期佛教界“护法即护国”的主流论调的同时，以“复活折伏主义”为基点“力图复兴纯粹宗学”[14]134-135。这种强烈的日莲信仰以及折伏主义强硬作风为田中智学创立日莲主义国体论奠定了基础。

田中智学后期的关注重心逐渐向国体论偏移，这与日本由明治向大正过渡期间产生的社会矛盾密不可分。《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塑造了天皇“肩负神圣权威与传统的最高主宰者、国民道德的中心”以及“现实政治上总揽统治权的最高意思决定者”的双重身份[15]165;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也促进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将天皇视为绝对权威几乎成为了明治时代“国民的第二天性”[16]131。然而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普及未能完全安抚弥漫在当时社会的不安与迷茫。战争带来的损耗导致了民众暴动的频发，“民本思想”以及护宪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天皇的绝对权威。“近代天皇制理想与现实的割裂”[17]21催生了国体论研究的热潮。各方社会人士都在试图解答“为何苦难会造访拥有优越国体的日本”[18]206这一问题。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也“应运而生”。

1903年11月，田中智学在神武天皇陵前发表《皇宗建国与本化大教》的演讲，首次将神武天皇“掩八紘而为宇”概括为“八纮一宇”，阐释了日本建国三纲与国体开显的理论。1904年4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世界统一的天业》一书，将建国三纲、三种神器与日莲佛教的三大秘法相对应，以此论证日本肩负统一世界的天业使命的合理性，并且将此书免费发放给参加日俄战争的士兵。1911年8月，田中智学在三保召开的本化佛教夏季讲习会上，首次提出了“日本国体学”这一概念。国柱会成立后，田中智学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本国体论”的演说、文章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2年出版的《日本国体研究》一书。

《日本国体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田中智学“日本国体论”的成熟。这本书起初是在《天业民报》上连载，完结后由天业民报社集结成书出版，包括绪论、总论、道义建国、建国的八大主义、模范的国相和天业光发的国运六部分，具体又划分为二十五章。该书于田中智学逝世后的1942年、1981年先后再版，在内容上略有删减1942年版更名为《新修日本国体研究》，由总论、道义建国、建国的八大主义、模范的国相四部分组成，删掉了关于建国三纲与本门三妙相契应的说明部分，并将1922年版的天业发光的国运合并到模范的国相中。。在《日本国体研究》的开篇，田中智学就强调：“国体乃国之精神”[19]18，日本国体即为“‘日本创建之缘由‘日本存立之性命‘日本肩负之使命之总称”[19]22。其论述中既包含“五则”具体指：神、道、国、君、民。“君臣道”以及“忠孝”这些带有日本传统神道、儒教色彩的要素，又包含鲜明的法华信仰。然而其核心始终是尊皇主义和日本中心主义。在日莲主义国体论中，田中智学把日本国体视为联结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纽带，将日莲佛教思想化为己用，结合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从历史传说中汲取素材、在意识形态上塑造日本超越性和神圣性，并以此为依据引导现实和未来的国家政策和社會行动。

二、日莲主义天皇观

天皇的绝对权威是日莲主义国体论自洽性的根源。在日莲主义的宗教理想——“法国冥合”的实践过程中，天皇被视为国立戒坛的愿主，将以“转轮圣王之王统垂范日本”[20]12，以贤王之资折伏愚王、统御世界;在日莲主义社会体系中，天皇作为绝对统治者，是祖先神的后裔，是绝对真理“道”的执行者，是日本国土的所有者，也是日本国民的引导者、监督者。在确定了天皇作为宗教领袖、道德楷模的前提下，田中智学将日本国民“臣民化”，通过强调“报恩·服从”的理念将其纳入日莲主义所构建的社会体系中。日莲主义天皇观，不仅体现了田中智学对天皇权威的塑造，也包含着他对日本国民身份认知、社会行为的规训。

在田中智学的观念中，天皇是绝对君主，享有绝对统治权。“天祖授国”“地主献国”为其统治权赋予了先天的神圣性，而“道”的贯彻保证了皇室延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正是因为以天壤无穷的‘道为性命，‘道永久长存所以（日本帝室）天壤无穷”[19]137。而天皇的神圣尊贵也衍生到日本臣民身上，“日本人民是……尊贵的存在。但这份尊贵是与君保有一致而获得的尊贵……其根本组织必须是‘君主民从”[19]883。国民作为君主的附庸，同样肩负着践行“道”、传播“道”的任务。

日本人民，并非是作为自己的生存目的而存在的人民，而是为了引导世界人民入正道，实现最终平等安乐，结合先祖与国土的先天因缘，肩负达成目的使命的模范人民。根据这一事业、这一主义，这被称为“天业民族”，是一种独特的具有生存意义的国家的国民。[19]74

这种选民意识在赋予日本民族特殊性和优越感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天皇与国民的君臣关系。那么，作为一名臣下，如何履行辅佐之责、完成使命呢？田中智学提出了“君臣道”这一概念。所谓“君臣道”，就是依靠拥有强大约束力和制裁力的国家，在思想上树立绝对忠君意识，用以控制、规范整个社会群体运行的伦理道德规范。

田中智学认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难以坚持贯彻“道”的。人具有违反“道”的“私情”，这种“私情”会孕育“人恶”，“人恶”積聚又会产生“处恶”，“处恶”又会滋生“时恶”，逐渐叛离 “道”的精神。并且，如果“道”没有成为国家层面上的统一道德，那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道德，个体与国家之间的道德，就可能产生冲突，这时道德就会成为制造“乱世的工具”[19]154。因此，“君臣道”强调“国家即真我，否认自我作为个体的存在”[19]157。而“君”是国家的代表、国家的中心，与国家的一致就要求对君主的服从。绝对尊王自然而然成为了“君臣道”的核心，“日本国民对日本帝室的最大限度的服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理论和服从，成为人类思想道德中的至上观念。”[19]215

“君臣道”继承了《教育敕语》所昭示的君臣理念，强调臣民对天皇的“忠孝”。“‘皇祖皇宗肇国宏远即是其永久经营之恩功，‘树德深厚即是其永久慈念爱护之深厚恩德，此溶于感恩之性情，无知无觉化为习性，民族的德性气习，皆发于此恩义感佩之情，遂成‘吾臣民克忠克孝之说。”[19]54-55田中智学认为，日本臣民的忠孝是出于对“皇祖皇宗（既是神又是君）”“恩功恩德”的感谢之情。恩的无限性，自然要求“谢”的无限性，而“谢”的表现即为忠孝，无限之忠孝是为“克忠克孝”。

田中智学为了阐释“克忠克孝”的合理性，又进一步引入了“报恩·服从”的佛教伦理。《法华经》本门戒坛论主张本佛对凡夫有主的统制恩、师的教养恩、亲的生育恩。而凡夫感念本佛“三恩”的存在，产生感谢之情，这种感恩之情进而催生出“高贵的服从心”[19]462。而日本天皇与臣民“在事业上是主从，在种族上是亲属，在文化上是师徒”[19]120。因此，天皇对臣民有“主师亲”三恩，臣民也应感念皇恩，服从天皇。并且，佛教的“报本反始”主义也强调报恩意识，并引申出以理御情的处事原则。这就要求日本国民既要继承祖先传道使命，又要将这一使命延至后世。这种继承与延续的使命要求人们做好情理的调和，以真理来限制、规范原始的感情。田中智学认为人的原始感情不通过道义来加以控制的话，就会成为社会动乱的隐患，而道义的实质就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他以日本的家庭制度为例来验证这一理论。

日本的家庭制度，完全是依据道义发展而来的……比如说，即使是一室之家想要娶妻，要说到第一条件是什么，必然是为了齐家、安养父母、维系家族。为了满足当事人的爱情生活这种理由，无论何人都不会承认的。总而言之，在万事符合道义的原则下，我国（日本）的家族制度得以成立。[19]769

田中智学将这种通过家族利益驯化“原始爱情”的家庭组建方式视为日本“国力膨胀的天赋”[19]770。以此为对照，嘲讽西方国家以爱情为原则组建家庭，放任个人感情宣泄，导致人口减少、国立衰弱的现状。从天皇的恩德所衍生出来的感恩·服从，由此深入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之中，也束缚住了个人的自我价值判断，并且被打造成了一面日本的精神旗帜，以此与西方自由精神相抗衡。

在日莲主义天皇观中，田中智学塑造了神圣天皇的绝对权威，并且制定了一套以天皇为中心的报恩·服从的社会秩序。不难看出，这套体系虽然脱胎于日莲佛教，但也深受国家神道、儒家思想以及日本家族观念的影响。国家神道所宣扬的“万世一系皇室传统”确立了田中智学天皇观的出发点，佛教的“恩·谢”理念划定了其思维的角度和方式，而儒家思想的道义观，特别是《教育敕语》所强调的“克忠克孝”充实了“恩·谢”理念的现世涵义，日本传统的家族意识也将这一套形而上的宗教思想嵌入到了日本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天皇观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推行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成功。即使田中智学本人视日莲佛教为唯一正法，并且尊奉折伏主义，但在国家政策的无形渗透下，早已不自觉地被神道观念、儒家文化所影响，由此形成了这种包含多元文化碎片的日莲主义天皇观。

三、日莲主义日本观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民族主义逐渐迈入高潮。日本自觉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是“与‘野蛮的亚洲相对的日本‘文明的胜利”[21]181，而日俄战争的取胜，更加强化了“日本作为‘世界一等国”[6]15的社会认知。那么，强调国家独特性、神圣性的日本中心主义腔调的泛滥就成为了对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当然回应。作为日本传统意识的“神国观念”也褪去了中世佛教世界观中“边土栗散”的色彩，以天神钦定神国的名义被赋予了民族优越论的崭新内涵。在日莲主义国体论中，田中智学反其道而行，以《法华经》和日莲佛教为工具，夯实了日本近代神国观的基础，并扩展出日本作为“法华经”国的新形象，给予日本统一世界的先天优势。

在构建日莲主义式日本观的过程中，田中智学一方面引入了佛教理念为日本祖先神赋予优越性。他认为，日本国体中的神并非先天性的，而是依靠后天的“智德行功”封神，即“有觉神”根据田中智学的理论，将神分为四类：法性神、有觉神、邪诳神、实迷神。法性神是指纯灵纯理的神明，是先天神、空想神，无因无果，如基督教的神;有觉神是指圣人通过积累功德开觉神化而成的神明，符合佛教“行因得果”的理论;邪诳神与法性神相对，是由无明缘起的灵动所化，也是先天神;实迷神与有觉神相对，是由恶念怨灵灵化所成。。

神，从无法追溯的久远时代开始，就通过长久的劳作，经营这个国家，传播人类救济的“道”。这份“功”不但宏大而且长远，这份“德”不但深大而且深厚。总之，（神）先于凡人作为道理的奉行者存立（于世），不但是拥有深厚的恩功慈悲的先觉者，而且在作为国土的经营者的同时，也是国土的所有者。[19]41

也就是说，日本的祖先神原本是作为“道”的先觉者存在的，通过长久地经营国家、奉道传道、救济人类，积累功德，获得了国土的统治权。田中智学将此概括为“乃神乃圣”[19]33，而由圣封神的天神最为尊崇。并且，“神之心”[19]45即为“道法” 田中智学写作“道”，但为了与前文作为真理的“道”相区别，此章中出现的“道”皆用道法表示。，而日本所行道法是与真理完全契合、重视实践的“治道”田中智学认为，在道法中，说明和实践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道法的说明即是“觉道”，也被称作“声教”，是为了论证真理，达到去疑的效果。道法的实践则是“治道”，也叫“形教”，是真理的具体实践方式。单纯的“觉道”会导致学派纷争，无法形成统一的信，而“治道”强调“实行本位”，优于“觉道”。之法。日本国土也具备了实践道法的先天条件。日本的主食“米”是上等食物，具有净化身心的作用，而以牛肉猪肉为主食则会滋生贪婪、残暴，培育出下等的禽兽文化[19]62;日本气候寒暖中和、四面环海、交通便利，日本的国土面积也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完成天赋使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国土环境孕育出了“忠诚·勇武”[19]68的日本国民性。日本的神国地位便以“有觉神”为媒介，从道法、风土人情的优位中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田中智学将佛教的末法思想吸纳进来。在五浊旺盛、佛法流失的末法时代，“非圆顿主义的法华经，不能救此惡世。”[19]344而日本国体与《法华经》先天契合，只有通过《法华经》开显过的日本国体才能拯救世界。具体操作就是实现建国三纲田中智学将《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的建国宣言概括为“三纲”：养正、重晖、积庆。和《法华经》本门三妙本门三妙为本门本尊、本门戒坛、本门题目。的契合，在实现日本日莲主义化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四悉檀之一，佛度众生的方法。佛先顺凡情用人我等假名随顺众生所乐而说世界之法，令闻者欢喜适悦。，达成“将世界日本国化”[19]302的最终目标。

那么，田中智学是如何对应养正、重晖、积庆与本门本尊、本门戒坛和本门题目呢？日莲佛教的思想就是田中智学联结日本国体与《法华经》的法宝。田中智学认为：日莲所言“一阎浮提第一本尊应在此国建立”，即预示着本门本尊必将在“道之国”日本建立[19]343。本门本尊代表世间运行的准则、正义，而日本的养正国体恰恰表明了日本建国的目的即是护持正义，日本就是为了建立本门本尊而存在的。在确定了日本国体契应本门本尊的先天条件后，田中智学以积庆国体与本门戒坛的契应来推行日本的日莲主义化。田中智学再次借用日莲在《三大秘法抄》中的论断“敕宣并御教书宣示，应在灵山净土最胜之地建立此戒坛”[22]403，将“最胜之地”解读为日本三保，并于1914年在此建成最胜阁作为活动基地。他又进一步提出建立国立戒坛的计划，由国会通过“国立戒坛案”，天皇颁布戒坛建立大诏，将日莲主义“由‘寺之佛法变为‘国之佛法”[19]495，最终完成日本的日莲主义化。而日莲主义化的关键在于重晖国体和本门题目共同强调的“报恩”意识。本门题目即“妙法莲华经”五字。这五个字涵盖了本佛的真智与慈悲，即：

佛在慈中融入了智，传授给众生，也就是说在慈中包含着智这味药。与此相应，众生感念佛的慈，通过与慈交换，产生了信。当这一交换发生的刹那，佛的慈和众生的信，融为一体。[19]593-594

而众生成佛的路径就在于知恩，然后念慈生信，实现“慈信一如”。如前文所述，重晖国体所象征的“君臣道”也建立在日本国民对君主三恩的感念之情上，与本门题目讲求的“知恩”彼此照应。另外，本门题目中佛的真智乃“平等大慧”，即一切众生皆含佛性，皆可成佛。那么，感应佛智等同于回复本性。田中智学认为，本化折伏是本性回复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

第一，为了光显真理、回复本性，破除、消灭所有邪见邪想。（以此实现“本性开显”）

第二，通过处理一切邪法，高扬根本一法。（以此实现“万法统一”）[19]636-637

这种强烈排斥异见的折伏主义思想，极容易衍生出唯我独尊的傲慢情绪以及侵略他者的攻击行为。田中智学在完成日本国体的《法华经》开显后，自然而然地将日本置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上，鼓吹以日本国体为范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改正”[19]255。在《日本国体研究》的开篇，他就写道：

上天降下未曾有之战祸，兴人类彻底之觉醒，以空前惨祸发出和平之呼声，此乃世界徐徐认可日本国体之声……世界文运进步，必在日本国体之觉醒，以此为标准改造世界，人类文化方能大成。[19]1-2

这场在日本国体引导下的世界革命，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抗争、清算。在田中智学眼中，美国象征着空有物质财富、缺乏精神内涵的“霸者世界”，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平等·博爱仅仅是“平民的自由，白人的平等，社交式的博爱”[19]904;而日本代表着崇尚“君臣道”，孕育着佛法大善的“王者国家”[19]891。两者的对立必会在将来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终结。日本必将在转轮圣王的垂统——日本帝室的领导下，实现“八纮一宇”“六合一都”，通过日本国体的显扬完成“道义上的世界统一”[19]664。

田中智学日莲主义国体论中的日本观完美地融合了时代共性与个人特色。神国观念作为近代日本的思想主流之一，始终是田中智学日莲主义式日本观的精神基调;而他对《法华经》以及日莲的尊崇，促使他创造了“法华经国”日本这一独具特色的宗教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在为中世日莲佛教思想注入活力的同时，也试图对当代的文明冲突、社会动荡做一个宗教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蕴含的日本优越论、折伏主义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勾画的“日本统一世界”的未来蓝图，与日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策略不谋而合。可以说，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理论在鼓吹众生成佛、满足日本民族需求的过程中，又将对外侵略扩张、轻视他国民众的思想注入到了信徒脑海之中。

结 语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近代日本思想从民族主义演进为侵略主义的一个鲜明注脚。“天皇神圣”“日本优越”作为近代民族国家日本形成时采用的统御口号，被田中智学加以扩展，利用日莲佛教和《法华经》，建立了一套以尊皇主义和日本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宗教体系。

田中智学以天皇的神圣性、至高无上性为信仰基点，辅之以佛教的报恩意识，设计出秉持绝对服从意识的君臣社会;同时又利用佛教的末法理念，对日本以及世界的未来做了一个千禧年式的终极语言：日本国体与《法华经》先天契合，必将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统一世界。这种宗教式的社会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人膨胀的民族情绪，安抚了社会动荡带来的不安、迷茫，为当时的日本勾画出了一幅海市蜃楼般的美景。日莲主义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日莲主义国体论将国民“臣民化”，把一切社会关系都收拢于君臣关系之下，在剥夺国民个人价值的同时，也破坏了《明治宪法》中对天皇绝对权威的制约机制;而天皇作为转轮圣王、贤王、“道”之持有者的形象塑造，以及日本是先天“法华经国”的论证，都不过是掩盖侵略战争罪恶本质的托词。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虽立足于民族主义情怀，但在尊皇主义和日本中心主义的裹挟下，逐渐质变成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思想的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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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early Taisho Period， Tanaka Chigakus theory of Nichirenshugi Kokutai combined the myth of the founding of Japan with the Lotus Sutra by Nichirens Buddhist idea， which advocated emperor worship and Japan centralism. Focusing on Tenno and Japan， the theory of Nichirenshugi Kokutai formed a kind of logic supporting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Tenno and beautifying the war of foreign aggression. While satisfying the expanding nationalism of modern Japan， the theory of Nichirenshugi Kokutai was utilized by ultra-nationalism and fascism in the Showa period， which 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hought of foreign aggression.

Key words： Tanaka Chigaku; Nichirenism; the theory of Kokut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