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于我是一种拯救的力量

2020-08-13 06:48王清平傅小平
野草 2020年4期
关键词:清平官场秘书

王清平 傅小平

“我的官场小说从不把展示腐败作为重点。”

傅小平:你的从政经历堪称传奇,从一个旁观者带点猎奇心理的角度,最关注的还是你服务过的三位上级领导,一位副县长、一位副秘书长和一位副市长相继落马的事。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贪腐未曾成为社会的焦点,除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外,很多人恐怕和我一样只是耳闻,却不知详情。能否就此展开谈谈。

王清平:从一个干部成长过程来看,我的从政经历并不传奇。当然,以一个作家的眼光来看,我能在秘书岗位上一做十五年,其间所经受的紧张工作的考验,所承受的长期压抑的痛苦,所忍受的命运无常的折磨,特别是你提到的朝夕相处的领导落马可能给小心翼翼铺就的仕途埋下陷阱的惶恐,的确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甚至难以承受的,可能会有点传奇色彩。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人。因为我分析过,凭着我的身世背景和性格能力,我在仕途上走得不会太远。但我为什么始终坚守在官场,而且从事着令人痛苦的秘书职业,我只能说我别无选择。秘书历来是有才的不愿做,无才的做不来的工作。它给我带来的长期稳定和偶尔显示出的虚荣,又常常让我不愿离开。既然误入官场(何况从创作上看未必是坏事),那么就要在官场上不能比别人混得差。离开官场,可能还没有做秘书得心应手。回头看看我的经历,从教师到公务员,非常简单,不具多少传奇。但我是作家,却长期从事着与作家创作和个性非常矛盾的秘书工作,而且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现在想起来连我自己都吃惊了。

你让我谈谈服务过的三位上级领导落马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与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出事的,出事以后都牵扯出生活作风问题。出于对他们的尊重,也避免引起法律纠纷,很多详情真的不便多说。有些细节可以在《尊严之痛》中找到。当他们出事时,有的我已不再为他服务,有的是突然从我身边消失的,因此我经常感到恍惚,他们的腐败行为似乎与他们平时的工作和为人判若两人。

傅小平:如你在发我的简要材料中所言,每当你服务的上级领导出事,人们都为你捏一把汗,以为你会受到牵连,有人甚至等着看你的好戏。这种心理其实好理解,因为领导和秘书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你有否接受过调查?

王清平:官场充满风险。我从改行从政以来,尽管先后服务过的三位领导先后成为腐败分子,但是,我没有受到牵连,更没有接受过调查。坦率地说,官员成为腐败分子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往往时间已经很晚了。有的坊间早有传闻,我却总是感觉迟钝。因此,当我听到消息时总是非常惊讶,非常后怕。在他们被审查期间,我也担心会有人找我核实有关情况,我会在内心反复回忆与他们共事时的前前后后,检查有没有共同作案的嫌疑。但是,我的担心总是多余的。直到最后报上登出报道来说某某人已被判刑了,我才对那些报道上写的许多事情恍如隔世,根本不相信是他们所为。我唯一配合过调查的是纪委检察院的办案同志搜查某领导办公室时,我作为见证人在场看着。我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受到牵连,可能是我这人太老实,只知道工作,不知道搞关系。领导虽然在工作上信任我,但未必在其它事情上信任我。加上我本人一直不愿意过深地钻入领导的个人生活圈子,更不想从中渔利,领导当然也就不放心把有些事情交给我。

傅小平:我们知道,一旦领导出事,与之相关的人都急于划清界限。有些人因此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你的领导出事以后,和他们之间还有交往吗?其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王清平:我绝非绝情寡义之人。许多人都知道,我不与他们打牌喝酒是因为我要写小说。我服务过的领导出事以后,我跟他们都还有交往。按现行官场规则说,这里不应当透露这些东西。但是,人之常情,也不必回避。我曾专程去外地监狱看望服务过的领导,给他买了数百元钱食品,还当场签名送给他我的新书。当时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探监是对我的一次震撼,是对我的一次教育。他穿着囚服消失在高墙内的背影让我久久不忘。我还帮助过出狱的原领导解决一些困难。这些都是在不违反组织纪律和法律情况下力所能及的。但做起来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也不可能。总觉得上下级一场,即使是同事一场,尽管工作中难免有过不愉快,但毕竟抹不掉那层关系。同时,患难见真情。做人何必太绝。

傅小平:联想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可能是艺术和现实有距离的缘故吧,最近热播的《蜗居》,据说里面最受女性青睐的角色,恰恰是那个贪官宋思明。有的干脆说那些不喜欢这个角色的男性观众,并不是恨他的腐败和堕落,而是出于羡慕、嫉妒和仇视,因为宋思明享的福,他们享受不到,一种典型的酸葡萄心理。你怎么看?

王清平:哦,对不起,我没看《蜗居》。我只是前两天在新加坡看到《联合早报》关于《蜗居》作者六六的长篇报道。至于说到酸葡萄心理,社会上包括官场中人对腐败分子的心态不排除有酸葡萄心理。有人在腐败分子在台上时摇尾乞怜,在腐败分子进去时幸灾乐祸。我以为这种人比酸葡萄心理更可怜。

傅小平:在读你作品的过程当中,有一点让我觉得意外。你的《干部家庭》《屏蔽夫人》等官场小说,可以说是以女性为主角,着重刻画的也是女性形象。这是出于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因为绝大多数官场小说,写的都是男性之间的“拼杀”,女性尽管起到一些作用,但通常只是配角,且是被同情的配角;或是代表了你对官场现象的另一种看法,对腐败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王清平:我早期写了大量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官场小说只是近几年才写的。我的官场小说的确反映出我对官场和腐败问题的一些思考和理解。身在官场,我并不是秃子护头瞎子护眼的,凭我多年从政经验,官场的确充满风险,但是,还沒有象许多作品中写的那样你死我活刀光剑影。绝大多数官场中人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个人升迁并不太在意。因为决定个人升迁的因素很多。许多有能力有水平的人难以升迁,但得以升迁的人绝不会是草包。

官场的确是男性的竞技场,但也不乏女性。我对官场中女性充满同情和敬意。她们经受的痛苦是我能感受到的。《干部家庭》和《屏蔽夫人》中的官场女性不一定是光鲜的,但都是值得同情的。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许是我对女性细腻的心理更善于把握,或者说以女性反衬官场的阴暗吧,反正我没有刻意去考虑写作上的策略。已经出版的另一部《秘书们》就以男性为主角了。当然,失去女性的官场肯定是乏味的官场,没有人性和情感描写的小说同样是乏味的小说,因此,官场小说中有男女情感纠葛非常正常。

有一点我提出来与你商讨,如何看待权色交易?官场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我是这样看的,权色交易的确存在。手握大权的官员们受到的诱惑太多,其中包括美女。不乏投怀送抱的女人腐蚀官员。但我想说的是,官员中家庭破裂夫妻感情不和等现象不能全归咎于官员本人。尽管我一直坚持认为官场没有爱情,但是我始终相信,官员也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只是他们身居官位,常常为人所用,特别是居心叵测的女人会以色相从官员那里换取经济利益。因此,官员们所追求的真正爱情往往也就变味了。我在《秘书们》这部小说里就写秘书们复杂的情感需求。这与腐败无关。不能一想到官场小说就肯定是写腐败。我一直回避反腐题材的官场小说创作。因为腐败尽管可以满足读者的偷窥欲,但是腐败仅是一种现象,是要用体制去解决的,而不是文学的功能。因此我的官场小说从不把展示腐败作为重点。我以女性为主人公也不是从腐败问题思考的。

傅小平:鉴于官场腐败问题的高度敏感,当下可谓谈贪官而色变。即使是曾经给人们留下过良好印象或做出过一些政绩的官员,一旦落马即被全盘否定。贪官固然可恨,但多少有给妖魔化和脸谱化之嫌。其实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有其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有其典型的个性特征。我挺想了解落马领导不为人知的背面。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悖谬的是,就性格的复杂性而言,有时可能平日里看着不以为意甚至可能被谬赞的个性特点,却可能成为他们走上贪腐之路的关键性因素。不妨谈谈给你深刻印象的细节或那么几件事。

王清平:是的。人们会对腐败分子妖魔化和脸谱化。正如你所说,其实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我补充一点,他们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应当说都是人精。淘汰率很高的官场汇聚着大量人精。多少人匍匐在宝塔式的官阶下面努力爬上更高一层官阶。一个人不可能生下来就当官。一步一步能走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岗位的人,没有过人之处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曾经讨论过的能人腐败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撇开体制因素不谈。我以为,许多腐败分子都是因交友不慎而锒铛入狱的。他们信奉古人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想当一名八面玲珑、呼风唤雨的领导,不与三教九流人打交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恰恰危险就在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呼朋唤友之间。一个老板揭发我服务过的一位领导说,“送钱之前,他是人,我是狗;送完钱以后,我是人,他是狗。”这是多么叵测的心态!当我们在警示教育大会上听到这段话时,想起他们曾经在酒桌上的信誓旦旦,真的心寒。领导真的需要老板那点钱吗?根本不需要。收入和合理的公务消费完全可以养活全家并且保证一辈子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但是,少数领导偏偏犯法违纪了。从公正立场说,腐败是不可原谅的。我也并不是为腐败分子开脱。但是,因交友不慎而深陷囹圄的真不在少数。而我不是自我标榜,我因书生气足,不善交际,更不好交结俗人,因此除文友同事外,很少有世俗意义上可以相互利用的朋友。但我绝不标榜自己出污泥而不染。

我一直以为,官员腐败是体制问题,不全是官员的人品和素质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单纯说某某人腐败了,是因为此人道德败坏等等,那么,提拔他们时的德才兼备原则是怎么运用的呢?事实上,我以为他们在能力水平甚至道德操守上,未必就比没有成为腐败分子的某些领导干部差,但是他们出事了。即使不能用活该他们倒霉这样觉悟不高的话概括,也不能说他们就真的十恶不赦。这也许就是当下人们对腐败分子不再象过去那么恨之入骨的原因。因此,从事小说创作时,我没有简单地只用“好人”和“坏人”来衡量一个人。在我眼里,再大的官员,再贱的平民,都是平常人。我近年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样一些真实的平常人。当然,我工作中对领导的尊重另当别论。当我把在任领导和成为腐败分子的原领导都当作平常人看待时,我发现我与他们的距离更近了。

“作家在官场上的痛苦是思想与尊严之痛。”

傅小平:你当了十五年的秘书,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其间经历的种种,对你个人而言一定有着复杂的人生况味。我想知道最初走上秘书这个岗位时,你可曾预想过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风浪?终于离开这个职业时,又是怎么想的?现在回头看生命中的这十五年,是否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王清平:回答这个问题想说的太多了,十五年的人生况味陆续写进了我的小说。当我最初走上秘书岗位时,的确充满幻想,以为靠着笔杆子可以飞黄腾达。但我想得太简单了。不久就因为舞文弄墨惹事生非,差点被当时的领导赶回学校教书去。我当时居然死活不愿回到学校教书。原因是丢不起那个人。风风光光考出来当秘书,结果转一圈又回到学校,世俗的口水就会把我淹死。我好歹也要在秘书岗位上混下去。

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象一头斗牛似的遭人“刺杀”,原来因为我把作家的敏感和思想写进了材料,而那些东西是官场中人讳莫如深的。比如我在国地税分家时写过地方出现两局争税现象,结果引起高层重视,派人调查,给县里领导带来不少麻烦。再比如经过调查,我写出七篇企业改制调研报告,呈报上去,遭到领导全盘否定。尽管七篇论文连续在《经济日报》和《改革内参》上发表,我也被当时的地方报纸专题报道为“文学道路上走来的经济学子”,但是,那些带着我对国家利益和时事思考的东西于地方无用。

于是,我逐渐感受到,作家在官场上的痛苦不是来自于肉体的痛苦,而是一种思想与尊严之痛。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一个领导说过的话,文章的最高标准是领导满意。尽管我不屑于这种观点。但我不得不为获取领导满意炮制难以数计的材料。经过十几年的历练,我逐渐变得不说话了。在政府办我与另一个当秘书的同事被人家用三个字概括,他是“说不死”,我是“死不说”。说什么呢?在强权面前真理可以成为谬误,谬误可以成为真理。你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你就可能获罪。于是我就死不说,哪怕被领导骂为呆B也不說。我宁可不说,也不愿撒谎。因此,我常常一开口说话能满足领导口味的总是不多。我还是闭嘴的好。

但我心里有话呀,那我只可以写。于是我用小说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因此,创作小说就成为我宣泄的一个渠道。当我离开秘书岗位时,我发现那些材料全是垃圾。从此再也不去加班炮制那些垃圾了,我感到快意。然而最美好的光阴消磨在炮制垃圾材料上,我有点后悔。但回顾十五年的秘书工作,我也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没有像别的秘书那样苦熬得比我时间还长尚未得到提拔,我还有自己的十多部近二百万字的小说行世。我要感谢十五年的秘书工作,它让我失去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假如我还在学校里教书,我还能对官场有如此多的了解和感悟吗?肯定没有。我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想写就写自己的东西了,我将努力写出更好的小说。

傅小平:或许跟我不是很了解秘书工作有关。人们通常的观念里,秘书与领导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己服务的领导落马,也就意味着秘书生涯甚至是仕途的终结。然而你的情况很不同。我想,这是不是出于一种巧合,你当过这三位上级领导的秘书,但他们未必是在你当秘书期间落马的。如果他们是在你任职期间落马,又该怎么理解这种巧合?

王清平:这是个奇妙的问题。你可能真的不太了解秘书工作。正常情况下,秘书集中在党委办和政府办俗称“两办”里,而“两办”是一个铁打的营盘,那些当领导的则象是流水的官,三天两头换的。一个秘书从一而终服务一个领导的很少,不是因为秘书不愿从一而终,而是因为领导更换频繁,秘书无法选择。我的秘书生涯中服务过多位领导,落马的三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为人不是狡猾,而是太老实,太单纯,甚至太简单。尽管跟班做秘书,但只在工作上尽心尽责做好服务,其它事情很少介入,因此得以保全。这里不全是巧合。

同时,领导落马并不是所有秘书跟着遭殃,更不代表秘书生涯的终结,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没有领导再使用那个贪官秘书,就像新的领导不用贪官办公室和车号一样。但时间一长,秘书、贪官的办公室、车号,还是有领导用的。毕竟都是公共资源。不用又怎么办呢?高层秘书更讲究政治,大多与服务的领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下层秘书也强调忠诚度,强调政治,但相比较还是一种职业,甚至说是一种工具。谁用为谁服务。秘书的提拔与服务过的领导有关,但也并不完全。没给领导当秘书的人提拔的多了。关键还看个人的表现。或许,你还有自己的疑问,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本人被提拔也就是这样。

傅小平:我想作为秘书,假如自己服务的领导“进去”,必然会相应地经历一段政治失意的时期。这在你的小说《尊严之痛》中也有所反映——小说里的刘更生,因为吴天良“进去”,就闹得妻离子散。特别想了解在这过程中,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王清平:我曾有过三段加起来几年的时间没有直接为领导服务过。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但都不是因为服务过的领导落马才坐冷板凳的。另有隐情。《尊严之痛》里闹得妻离子散不是因为刘更生卷入吴天良腐败案,而是因为秘书尊严的丧失和对家庭很少照顾。小说的主要情节和结局都是虚构的,只有细节和体验是真实的。秘书都有这样的心态,既然在官场中混,总想混出个人样来。谁都不想坐冷板凳,都想跟着领导当跟班秘书,渴望提拔得快一点。但政府办规矩很严。动辄获罪。秘书弄不好就会坐冷板凳。这方面体会我在《秘书们》这部书中写的比较多。

一旦坐上冷板凳,翻身的确很难。但是金子总会闪光。政府办不养老,更不养贪养奸养懒,只要勤奋,只要本分做人,只要有才华,终究会用起来的。不是因为某人特别赏识你,而是因为工作需要。提拔一批秘书走了,新的秘书不管用,如果你再顶不上去,那就是你个人的责任了。在政府办工作,开始有点急功近利,几经挫折坐冷板凳,也迷茫消极过,但随着经历得多了,心态渐渐平静下来了。最后居然有点宠辱不惊、一切随缘了。毕竟许多事情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唯一能自己把握的是自己的思想。我每坐一次冷板凳都会成为我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我会迅速调整好心态从容面对自己的处境,從不因为失意就失志。

傅小平: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不管是在《尊严之痛》中,还是在你发我的介绍性文字里,你都写到了从政与创作的两难。你提到当中最为典型的心理是,怕你把他们当成原型写进小说。很显然,一个领导找一个写作者当秘书,是一件要冒风险的事。照此说来,当秘书就意味着你首先得保证写作不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就我看,在一个机关部门里,很难对人保密自己的作家身份。离开现实参照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很难想象能写出优秀的官场小说,因此好的类似作品难免授人以影射的话柄。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关系?有因为写作遇到刁难,甚至是遭遇职业危机的时候吗?

王清平:官场中人对创作小说可以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在我每提拔一次时,都会有领导善意提醒我,不要再写小说了。我也思考过,我创作小说招谁惹谁了?难道不比那些打牌喝酒找情人更高雅吗?但是,正像你分析的那样,有人担心我会把他们写进小说。我的早期创作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当然也是考虑到与身边的人和事距离远点。但我隐瞒不住自己作家的身份的。在许多公开场合,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接待客人,客人会对我递上的名片感到惊讶。我的名片上两个头衔,经贸委副主任在前,作协主席在后。这两个头衔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不了解我的人惊讶非常正常。

一种是熟悉的人在一起,免不了会把我和我的小说作为话题。十有八九会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有人还会提醒我,“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小说啊!”我只能调侃回答,“放心,写进去也是流芳百世的正面人物。”调侃归调侃,我知道有人是把我当另类看的,似乎我不合群。我更知道,小说哪里会写什么正面人物?但是,我只能这么在官场上混着。一般情况下,我从来不会主动谈论小说之类的文学话题,免得别人敏感。随着我近两年创作官场小说的出版,我感受到周围人对我的异样目光。有些人开始疏远我了。我的确感受到的职业危机。但是,丝毫阻止不住我继续创作的脚步。

傅小平:在我感觉里,《尊严之痛》这个题目本身,就击中了秘书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要害。这当中有些人最终麻木了,丧失了尊严,可能因此反倒如鱼得水;而有些人却始终为保持自己的尊严,而经历内心的痛苦挣扎。我想具体到日常生活,关乎尊严,无非是被迫去干自己不情愿干的事,或是出于良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小说里,你提及不少这样的事。想听你说说让你自己印象深刻,或者是让你有内心醒悟的经历?

王清平:如果说秘书是当今世人升官发财的捷径,那么也是平民子弟梦想耀祖光宗的无奈选择。我研究过秘书这个特殊群体发现,从事秘书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平民子弟。没有哪个有背景的干部子女愿意在秘书岗位上苦熬的。为什么?因为表面上风光的秘书内心有倒不完的苦水。苦在内心的挣扎,苦在尊严的丧失。一旦成为秘书,很难象正常公务员那样工作和生活。加班熬夜绞尽脑汁炮制垃圾材料,痛苦。稍不留神就会被训得狗血喷头甚至遭到人格污辱而无地自容,痛苦。偶有失误便马上靠边坐冷板凳,痛苦。

当我经历了《尊严之痛》中的许多事情之后,比如领导那些令我匪夷所思的行为和态度,我在想,对秘书尊严的奴役不是少数领导的个性,而是权力淫威的释放。你不知道哪句话说出来就会触及到他敏感的神经而大发雷霆,因此闭口不说,默默忍受是最好的办法。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会奴役秘书。绝大多数领导会体量体贴秘书的甘苦的。但总体来看,权力盛宴旁的秘书永远都是一个没有尊严没有话语权的角色。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我提拔了,我不会对下属那么大发淫威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作为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还是必要的。官场毕竟应当有规矩,不能从作家的善良美好愿意出发做事。

傅小平:你的经历,会让人想到同是从秘书艰难“蝶变”为作家的王晓方。与你不同的是,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尽管有一定的文学储备,但谈不上从事创作。而你可以说创作始终和从政相伴随的;另一点不同,他在曾经的上级领导马向东落马后即全身而退,经历过一番失败的商场搏击,最后来了个华丽转身从事创作。而你至今依然活跃在官场上。所以,你现在可以说是身在官场写官场,这对你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清平:影响是有的。我可以保证我创作的官场小说鲜活而真实,但在创作过程中难免会顾及到自己身在官场,担心周围人对号入座。我在几本书里的后记中都写到切勿对号入座的话。随着境遇改变,我的创作禁忌越来越少。但我还不能象王晓方那样大胆放开去写。另外,因为我从事经济工作,与文学相去甚远,尽管比别的作家了解熟悉更多的领域工作生活,但也夺去我许多宝贵的创作时间,因此影响还不小。

傅小平:从你的年纪推算,你该是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前后,成长于激情燃烧的文革岁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则经历了“理想照不进现实”的改革开放时期。说说你在成为秘书之前,或者更早成为教师之前的经历。

王清平:是的,我出生于1959年12月,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据说,全村当年出生有十几个孩子,但仅存活了三个同龄人,其他人饿死了。我实在是很幸运。由于生长在偏僻的农村,对激情燃烧的文革岁月几乎没有多少感同身受。但是,我梦想成为作家的理想却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的。那时乡村里识字人不多,能看到的书更少。我借到一本陶承《我的一家》就全书抄了下来。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离家一百多里的乡镇中学教书,发表了处女作。在那所中学工作了两年。校长是个平反的中右,对师生相当苛刻。我多次因维护师生利益与他大吵。结果有一天他找我到他办公室兼宿舍里谈到深夜,说我很像他年轻时的样子,提醒我不要意气用事,防止栽跟头。我因小便憋不住逃出他的办公室就再也没回去听他的现身说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两年后却主动跑教育局帮我调到离家近点的一所中学。

在那所职业中学里我又教了四年书。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当然也是只顾教书写作,从不参与校内政治。结果校长尽管是我曾经的老师,但对我也不是太满意。后来发现我并不热衷于团团伙伙,反而对我特别器重。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在县二中教书的同学在寒假前调往省城与妻儿团聚,校长不放。校长开出的条件是,找一个能顶替你教高中的老师来。那个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全县近万名教师,每年想调进县城的不下八千,但能调进县城的只有八、九个。我连做梦想都不敢想,哪還有不愿意的。我放下电话就骑车赶到六十里远的县城。当时下了雨,我穿着泥头泥脑的雨靴出现在雨后阳光明媚的校长办公室里,尴尬死了。但校长在问了我一些情况后严肃告诉我,你回家把你发表的文章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又骑车回家去把剪报送给校长看。校长说明天来上班吧。我就这么简单地调进了县城。

傅小平:人们通常关注围绕秘书这一特殊职业生发出的种种隐秘故事,却很少去聚焦一个人怎样成为秘书?你后来走上秘书生涯看似一种偶然,我想追根究底应该有某种深层的动因,是否走仕途也是你小时候的梦想?

王清平:我三十二岁的时候,还在家乡县城的那所中学里当教师,同时差不多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然而,天上掉下馅饼,我得到一次进入县直机关当秘书的机会。那是一次破例允许教师参加的考试。大家知道,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因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教师不得改行。后来听说那次考试完全是因为机关的文秘人员青黄不接甚至严重匮乏,县委县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顶住来自省市教育部门的压力,执意面向全县包括老师在内的所有人招录三十名文秘人员。

在近千人的角逐中,经历严格的程序,包括看上去比高考更严的文化考试,用车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调研后限时撰写领导讲话,严密的组织考核和面试等等,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各种传闻伴着组织程序搅得人心烦意乱,但无论怎么折腾,我仍以前三名的身份有幸忝列三十名。

我知道自己对从政一窍不通,或说几乎从来就没有兴趣。硬要追溯起改行从政的潜在动因,那大概是对强权的一种反抗,同时也许是对强权的一种渴望吧。九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孤门独姓地在一个异姓大族的乡村里度日,童年所受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从少就对异姓大族的统治表现出不满。以致于在我考上大学临走的夜晚异姓突然逼婚时愤然拒绝。至今哥嫂提起那件事情还会说我太犟,不然他们在家乡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些。要不是这种隐秘复杂的心理,我不会忍气吞声熬过十五年的秘书岁月去换取如今些许的荣光。

另一方面,我向来把教师当作终身职业,也没想过要改变它。这绝不是矫情。出生于农村,能考上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真的已经祖坟冒烟,心满意足了。即使不甘人师,又能奈何?而且,我的年龄虽然不是从政的警戒线,但三十二岁再从头做起,无疑已经失去升官的优势了。谁都知道,官场上年龄是个宝,即使二十五岁出道,摸爬滚打到四十岁,就该有戏就有戏,没戏早就心灰意冷了,况且三十二岁还徘徊在官场门外,甚至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还没入党?更何况没有任何背景,我此时踏进入官场,还能指望在官场上走多远呢。

但是,当我作为一个较大年龄考生参加机关公务员考试顺利获得通过,并且因我一向舞文弄墨常有小说发表被破格录用到县政府办当秘书时,我便把不谙政治的自知之明抛到脑后,开始跃跃欲试,蠢蠢欲动,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了。我把自己的这种认识上的跨越解释为,政治是每一个人的潜在需求。谁也不是生来就能当官的。既然别人可以后天成才为官,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比任何人笨。

该出手时就出手,尽管我不可能选择历史,但我为什么要拒绝历史的选择?既然天降大任于我,那么我理应责无旁贷理直气壮勇挑重担。于是,我在三十二岁这年开始了为期十五年的秘书生涯。

从县政府办到市政府办,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几乎都消耗在秘书工作上。特别是在我三十九岁那年,我在县政府办从秘书干到科长依然是股级干部,即将有望提拔出去当个副科级领导干部时,又赶上区划调整调往地级市政府办,继续从事秘书工作。是留?是去?留,即将提拔,结束痛苦的秘书生涯。去,意味着还要挣扎在秘书的苦海里。去,当时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是要付出更加惨痛代价的。如果说三十二岁从政已经极不明智的话,那么,三十九岁又选择调到市政府办继续当秘书,就实在是糊涂了。因为我在年龄上不仅没有丝毫的优势,而且简直可以说有点不知好歹了。我的上司普遍都比我年轻。但是,为下岗妻子能重新获得一份工作,为我对官场朴素的理解——即使在县里提拔顶多只能做个科级干部,到市里熬到最后任人赏赐也不会低于科级干部(这正是平民子弟的可怜心态),于是,我还是没听当时县领导的劝阻,毅然决然地选择到了市政府办工作,直到四十六岁离开。

“没有智慧和思想的小说是没有意义的。”

傅小平:可以说,你是一个非常勤奋、踏实,也很有成绩的作家。出于种种原因,尽管你创作颇丰,但还不是很受关注。网上能查到的资料非常少。比如你最初怎样开始写作的?什么时候开始步入文坛,图书销售和受关注情况怎样等等,就得有赖于你自己“现身说法”了。

王清平:我开始写作很早,1985年就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我一直坚持创作,没有刻意进入文坛。可以说我一直徘徊在文坛之外。我虽兼职作协主席,日常事务都主要靠秘书长去做。我对文坛保持一种敬畏心理。我一直主张:热爱文学,远离文坛。因为文坛不比官场更清净。我从事官场小说创作只是近几年的事。2001年出版了第一部官场小说《官场玩偶》,虽然稚嫩了点,但那种幽默调侃的文笔和啼笑皆非的人物形象现在却很难找回来了。

《骗商》最早发表于2004年《江南》第一期上,后来书商看中运作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仅拿到不到两万块钱的版税。近年发现网上有多个版本的《骗商》,今年初我向中国作家协会维权办申请,获赔六千元,停止盗版。《尊严之痛》发表于2007年《钟山》增刊。今年上半年出版的《干部家庭》被誉为“当代不可不看的十大官场小说”,在新浪、搜狐、凤凰、当当等网站推出后,点击连续排名前三。马上在全国书市推出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秘书们》即将与读者见面。反响如何,有待读者评说。现在还有三部长篇小说在出版社待出。至于图书销量多少,我掌握不到。我至今没能象王晓方那样蹿红,可能与个人性格和处境有关。我为人低调,一切随缘,只要尽心尽力就于心无愧了。

傅小平:官场小说写作者,给人的普遍印象是生活阅历丰富、扎实,反映到写作中,即为生动、鲜活的官场经验和感悟。官场中人能从里面读出个中三味,而出身官场之外的人,读着觉得新鲜,且能满足某种窥视欲。因此,深受一般读者的欢迎。不过,遗憾的是,官场小说通常都被归入通俗作品的行列,文学水准普遍不高,极少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我以为这跟写作者缺少相应的文学积累,缺乏创作后发力有关。不妨谈谈你的阅读经验。很显然,一个人的文学储备,还有禀赋最终将决定他在写作道路上能走多远。

王清平: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系。那时恢复高考不久。我不敢说早就树立起当作家的理想,但我真的是从很早就萌生创作小说的冲动,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坦率地说,即使不是从政影响了我的作家身份,那也是我这人很笨。很多与我同时起步的作家早就名满天下了,而我还在蜗牛似地爬着。但我这人又很耐得住寂寞。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坚持读书写作就行。

我一直喜欢阅读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有的作品反复读过多遍,如《红与黑》等。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中国呼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以为中国当今的社会现状和社会心理都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时相差无几,而且中国作家一直在接受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我们不能拒绝这种代表人类文学最高成就的继承和发扬。我还坚持订阅数种国内纯文学杂志和《世界文学》,了解文学动态和最新成果。刚才说我很笨。我写小说就是很笨的路子。从微型小说写到短篇小说,再到中篇小说,直到近几年连续写长篇小说。这种创作训练也许比較扎实,但也错过了许多冒尖的机会。

傅小平:写作毕竟不是照搬现实生活。所以,纵使有再丰富的从政经历,落实到笔墨,就有一个文学的考量。作为依照经历写作型的作家,从亲身经历或体验到文学创作,你一般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王清平:我喜欢写当下生活的小说。我感觉那样更鲜活,更有现实意义。不错,我的小说许多都与经历有关,但肯定不完全是个人的经历。创作完全依靠经历早晚有一天会枯竭的。我一直以为创作是一种智慧劳动,也是一种能力水平。胆识才力,必须都有。否则,没有勇气去面对世俗挑战,没有超越世俗的思想,没有虚构能力去挑战读者智慧,没有强健身体应付强脑力劳动,怎么可能创作长篇小说呢?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看小说,是因为小说蕴藏着作家的智慧和思想。没有智慧和思想的小说是没有意义的。我没有刻意把自己的某一段经历写成小说。我只选择那些有意思的题材进行创作,其中会用到我的经历和体验。

傅小平:你曾经说过,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在这些年中失去了许多吃喝玩乐机会,却得到了十几本书和自己的清名。我想不妨这样理解,文学在你看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拯救的力量。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你的热情和执着让人感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不是夸大了文学的力量?实际上,你与世故刻意保持距离的清醒和超脱,更多是一种人格或者精神的力量在起作用?

王清平:你的理解非常精辟。爱好文学让我喜欢阅读,爱好文学让我喜欢思考,爱好文学让我致力于创作。我认为,尽管文学边缘化了,但是,文学的力量仍然不可低估。因为文学不是象数学物理那样靠后天学习来的,文学是和人与生俱来的,甚至可以说文学是洒在人灵魂里的一束阳光,挥之不去。文学让我纯净,文学让我敏思,文学让我追求高尚。创作的小说也许是世俗生活,然而驾驭世俗题材的思想却肯定是超越世俗的。决定作家和作品能走多远的就是作家的精神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拯救了我,可能也不过分。我从目不识丁的农家走出来,不是灵魂那束文学的阳光照耀,我的人生之路不知道走向何方。

傅小平:从我国历史与人文传统来看,为官与为文可说是一体的,我们能想到的一些大作家,大体上都曾混迹官场,即使作文招来祸端以致仕途失意退居江湖,也不觉为文是一种羞耻。当下的情形似有很大不同,遍布官场的多是技术性官员、专业性官员,文人官员的身份则比较尴尬,就像你写到的,官员如果同时是一个作家,会被视为另类,而且可能影响仕途的正常发展。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清平:有时想起作家从政就感觉有点哭笑不得。作家也是人,怎么一进入官场就会被视为另类了呢?我常常被人提醒,“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啊!”要么就要求我,“写进去也一定要是正面的。”这是对小说的误解。这也许是一种社会心态和现象。有许多文友从政后放弃了创作,就是屈服了这种心态的压力。后来我从米兰·昆德拉那里找到答案,他说:“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那么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言人官员们提防作家甚至仇恨作家也就非常正常了。其实社会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普遍怀有莫名的恐惧。现在流行的“防火、防盗、防记者”说法就说明这一点。我对这种现象感到无奈。

傅小平:小说《秘书们》的后记里,你对秘书这一特殊身份的剖析可谓精到,但我以为这更多是经验之谈。总体上看,你的小说止于经验层面的表达,没有跳出官场小说的界限。换言之,即没上升到带有普世意义的人生、哲理的高度。你以为呢?

王清平:不错。我的小说有官场经验层面的东西,但要说我的小说完全没有上升到关照人生的高度,我还不敢苟同。小说不是职场教科书,不可能不涉及世态人情。我也注意到自己小说中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人性的进一步挖掘。创作非常残酷。作家不可能重复自己。不作更深一步的思考和努力,肯定不行。我正在創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无论题材还是手法都将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责任编辑黄利萍】

作者简介:

傅小平,1978年生,祖籍浙江磐安,现居上海。著有对话集《四分之三的沉默》《时代的低语》,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文论集《角度与风景》。曾获新闻类、文学类奖项若干。

王清平,祖籍山东高唐,1959年生于江苏泗洪。1982年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1990年考录为国家公务员,先后在泗洪县政府办和宿迁市政府办从事秘书工作15年。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干部家庭》《官场玩偶》《尊严之痛》《秘书天下》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守望官阶》《举目苍生》等四部。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江苏省宿迁市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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