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摘要：中苏作为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冻”时期与中国思想解放初期，是两个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历史阶段。在文化艺术领域，他们都走过了一段由极端意识形态控制向相对自由过渡的路程，加之战乱的伤痕，使两者都在艺术的电影表达上，倾向于战争题材，但由于民族文化、历史、经历等不同，两者在审美风格上又有着明显的异与同。

关键词：战争电影;审美对比;诗意;沉郁：壮烈

中图分类号：F551.9;D7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09-0055-02

前苏联和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二十世纪人类追求平等、社会进步的最大成果。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具有的特质，两者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艺术创作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相似和相同之处。缩小到文学艺术领域层面，特别是在前苏联的“解冻”时期与中国思想解放初期，两者由于分别经历了斯大林执政期和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进入相对宽松、趋于自由的环境，反映战争、描写战争的文学艺术成为了创作的主要“阵地”。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电影，在“解冻”时期的题材和内容上，前苏联摒弃斯大林时期的那种歌功颂德、政治色彩浓重、严肃刻板的风格，进而转向拍摄反应普通人生活，揭示社会现实的影片。特别是反映卫国战争的影片《第四十一》、《士兵之歌》、《伊万的童年》、《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等，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中国在思想解放初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观念更新与文艺探索的新时期，其中，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也从政治视角转向艺术视角，注重人的反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特别是《今夜星光灿烂》、《黄土地》、《晚钟》、《一个和八个》等，获得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前苏联的电影与他的文学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前苏联电影的发展必然不能忽略其深厚的文学基础所带来的影响。“前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①这一时期，一些电影艺术家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给前苏联文学艺术造成的影响，反对电影作为个人崇拜和政治宣传工具，主张不回避生活的消极面，以新的观念与视角去挖掘人、社会、历史、人性的关系，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是革故鼎新的新时期，创作的极大丰富，样式的多样化，艺术变化的出人意料，都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美学上，这一时期开始了电影与人的极大靠拢，生命意识的增强令人惊叹。”②

因此在审美层面前苏联‘解冻”时期的革命题材电影和中国思想解放初期的军事题材影片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包含一种文学的诗意美。

《伊凡的童年》是一部典型的“诗意电影”，而这部影片的导演塔可夫斯基被赞誉为“诗人导演”。他用极为独特的镜头语言为观者带来悠扬、迷离、虚幻、静谧，娓娓道来的艺术感觉。阳光、河流、自然之美与现实的血腥、残酷、昏暗形成鲜明对比。而《士兵之歌》的诗意感来自于它的情节和节奏。影片运用一种散文式的故事结构，像诗一样的抒怀，在点点滴滴中将前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切面真实的展现在观者眼前。当故事中，阿廖沙以为错过心仪的舒拉，却见到她跳下火车在天桥上等他时，两人的一段对话是这样说的：舒拉，你真聪明！我真傻，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好渴啊。”“你还没喝水吗？”“我怕错过你啊！”寥寥几句，言简意赅，貌似平静的对话中暗自奔腾着炙热的感情，十分具有诗的意味。正如《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作者符·维·阿格诺索夫所说：“20世纪的俄罗斯传承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应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們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前苏联文学在俄罗斯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浸透成熟之后，电影这一艺术门类也随之拥有了深厚的底蕴，开始用保留“传统感性”的“新型理性，，去思考道德、战争和生命的关系。

同样，在电影上，中国也与我们自己的文学相统一，思想解放时期的电影同“伤痕文学”一样，在试图摆脱“文革”的精神枷锁，开始对大环境下的悲欢离合、淋淋现实进行表达，形成一种反欢快的调子，引发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尊严、生命、价值的深刻探讨，这无疑相通于电影。

回归中国思想解放初期的作品《黄土地》，它是当时寻根文学在电影中的表现，陈凯歌用镜头和画面抒写意境，将陕北浓重的文化散文化。“它不排斥叙事，但情节的分量显著减轻;它也写人物，但并不专注于‘性格成长的历史。对于‘模仿来说，它更重在言志。”④“腰鼓方阵”和“祈雨仪式”的慷慨激昂、沉郁顿挫;“吆牛犁田”和“翠巧纳鞋”的温润悠扬、深邃旷远，充斥着诗的意境，从写意到传神。

在此之前的抗日题材电影，大部分以英雄人物为主，以人民群众一致与侵略者作斗争来表达守土保国的正义和决心，而电影《晚钟》则一改传统，将抗日战争人性化，散发出人道主义关怀，表达人的生存意识。在影片中，并没有出现爆裂残酷的大战争场面，却处处不忘埋下战争的痕迹，晚钟声起，五名战士包围山洞，然后徐徐而就、娓娓道来，完成了一种诗化氛围的渲染，用沉郁缓慢的节奏和几近晦涩的画面给艺术语言以灵性，显现出哲学意味。再比如郭小川同名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整部影片镜头滞缓而沉固，大块的灰色和黑色，给人以沉郁顿挫的诗一样的苍凉气势，意图将灰、黑表象下的现实与人物同明丽温暖的人性作对比，展现战争中人物生命感的复杂性和张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两国在两个类似的时期，他们在情感审美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1.前苏联：深重的沉郁苦痛

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文化色彩是惆怅沉郁的，对于电影来说，将深重的沉郁苦痛表现的淋漓尽致，是一种血脉和民族的传承。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让他的主人公索科洛夫经历了卫国战争所有的苦难历程，索科洛夫成为战俘：道路两旁是光秃秃的田野，歪斜的电线杆和残断错乱的电线，远处战火后的灰烬还冒着余烟，眼界之内除了低头蹒跚的战俘和耀武扬威的敌军再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在战俘营，偌大的采石场寸草不生，倍受折磨几近死亡的俘虏与坚硬、巨大的石块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机械式地拼尽全力运送石头，每走完一步都似乎是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即使是两个没有亲人的人成为彼此的亲人，导演也要在丝毫的温情之余让两人走在荒无人烟的田野中，枯草、树根、断垣、人，一切在流于在现世和未来的无限循环之中……

《雁南飞》同样是这样。虽然影片在开头部分描述鲍里斯和维罗尼卡的热恋时运用欢快的语调表现爱情，但那不过是为了反衬后续鲍里斯参战、爱人分别、维罗尼卡失身于鲍里斯表哥、维罗尼卡对爱人无望等待的悲剧感。影片本身就带有一种无名的沉重，炮火让维罗尼卡的家瞬时间被夷为平地;公寓大楼的环形楼梯与鲍里斯死亡之际层密的白桦林重合叠加;参军送别时长达两分钟的长镜头：吻别、哭泣、拥抱、密语，每一个场面都精心策划，缓缓的镜头让人们终于意识到，这是战争，这是永别。

总体说来，前苏联电影受到原本东正教文化传统影响，使得他们在影片中多数在表达苦难和牺牲的意义，注重在沉郁的气氛中，通过小人物的惨痛经历和牺牲以得到自我升华，完成“人的救赎”：《雁南飞》鲍里斯牺战死;《伊万的童年》伊万的死亡檔案最终被人发现;《士兵之歌》阿廖沙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一个人的遭遇》索科洛夫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这些主人公们往往都要用重大的牺牲从而升华自己。可以说，尤其是前苏联“解冻”时期电影中的悲剧和牺牲都会包围着深重的沉郁苦痛。

2、中国：明丽的壮烈挽歌

中国影片不同于前苏联的沉郁苦痛，而更多的是一种英雄的挽歌和上升为民族层面的悲壮。《一个和八个》中，影片沿用了原诗歌的基本框架和叙述，但影片把战争冲突和场面做了淡化的处理，整个影片把‘人”突出出来，从真正的“人”去直通人性领域追问其根源性。影片将人性抽象化、象征化，超越了“阶级精神”和“民族情感”成为其基础语调。影片中，王金作为重点刻画的“特殊人”存在，他从形象到行为都具有一种英雄的特质，在相对较少的人物对白中，导演突出画面叙事能力，极大颠覆了以往同类题材的高大全形象而塑造了个体最真实的性格，但却反而突出了个体对民族大义不自觉的领悟和解救人民的历史责任感，于是便有了民族主义的舍生取义的明丽的壮烈感。

历数这些悲壮的英雄主人公：《归心似箭》中的魏得胜超越金钱、生死、爱情的重重考验，一个意志坚定、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就此诞生;《今夜星光灿烂》中，玉香经历了身边战士的相继死亡，使自己的思想境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高度，一名勇敢坚毅的女战士顺势而生;《一个和八个》中王金感化八名罪犯，在战中突出重围;《黄土地》中翠巧向往光明、自由的生活，毅然逃婚，牺牲在追求文明的滔滔黄河之中……这些英雄们的成长和牺牲，哪一个不是虽身处死亡，却是明丽的，寓意着希望的，走在追求信仰的路上的，这又与前苏联“解冻”时期的战争题材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纵观前苏联与中国的历史，纵然两个国家有不少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两者所传承的文化积淀不同，其民族文化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也不尽相同。正如宋代卢梅坡笔下的“梅”和“雪”都具有早春的特质却又各有千秋一样，前苏联的“解冻”时期和我国思想解放初期，纵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突出艺术审美各有侧重，但却又不忘在诗意中透出对“人”的觉醒和关注。从这一点来说，这两个时期高水准的电影创作时刻提醒着我们：好的电影艺术，从审美出发就不能忘记，应该要创造真正关于“人”的，具有美学价值的多元化影片。

注释：

①③朱印海.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及对中国电影的影响[J].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05）.

②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9.

④彭加瑾，把握与超越——看影片<黄土地>、<一个和八个> [J].电影艺术，1985 （06）.

作者简介：常乐（1958-），上海人，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系北京盛世人和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