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剧中主人公父母职业角色与社会职业现状对比分析

武泽华

摘要：从2013年起，我国家庭教育剧的数量逐渐增多，观众也寄希望于在这类电视剧中寻找自己生活的映射。然而近年来，家庭教育剧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开始向某一特定人群集中，对于主人公父母职业角色的选择也十分有限。局限的刻画视角必将带来对社会现实的偏颇反映。文章选择了2019年播出的国产家庭教育剧，对其中父母职业角色与当前现实社会的职业角色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困境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家庭教育剧 职业角色 《小欢喜》《少年派》《带着爸爸去留学》

近几年来，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转变以及人们对青少年成长健康的愈发关注，一系列反映青少年教育的电视剧被搬上了电视机荧幕。纵观当前播出的国产家庭教育剧，大多数存在主人公父母职业的刻画方面局限及同质化的趋向。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其经济情况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职业选择的狭隘将会影响该类电视剧对社会职业现状的代表性与准确度。为证明观察结果，笔者选取了2019年播出的所有家庭教育剧，对其中主要角色父母的职业进行了统计，并与当前社会的职业现状做了对比。

家庭教育剧中主人公父母职业的分布统计

笔者查找了内地2019年新播出的所有电视剧资料，发现《少年派》《带着爸爸去留学》《小欢喜》这三部电视剧可以被纳入本文所討论的“家庭教育剧”这一范畴之中，因此笔者针对这三部剧中主人公父母的职业进行了查找并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以上三部剧十二名主人公所涉及到的二十四位父母中，除两位父母的职业角色未知之外，共计得到二十二位父母的职业信息。连带兼职、前后职业变动等情况来看，这二十二位父母共计涉及从事三十二项职业。笔者根据这些职业出现频率进行由高到低排序之后发现，自由职业出现次数最高，共计九次，占到出现频率的28.13%;老板、董事长这一职业角色紧随其后，共六次，占出现频率的18.75%;排在第三位的是学校工作人员和个体经营者，分别都是四次，各占到了12.5%。对比发现，被多次塑造的职业角色大多拥有良好的收入情况及社会声望，而大量社会地位较低、收入较为微薄但在当前社会数量众多的职业并没有得到多次呈现。一些职业与社会认知现状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大学图书管理员在当前被认为是优质的职业选择，而在《带着爸爸去留学》中却被视为“正宗的失败者”。

偏离社会职业现状的家庭教育剧角色设定

笔者将2019年所播出的家庭教育剧涉及到的主人公父母职业与社会职业现状进行了对比。

董事长、老板等形象基本算得上是我国的富裕人群，在2019年播出的三部家庭教育剧中总共被刻画六次，而这一人群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数量又有多少？根据《2018胡润财富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共有11.044万户，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的家庭共有160.545万户，而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则有387.21万户。如此不及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一的人群，却占到了2019年播出的家庭教育剧中主人公群体的18.75%。除了企业董事长这一群体之外，自由职业者、学校工作人员、个体经营者、私企其他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机关及事业单位负责人及普通职员也多次被刻画，可见富裕人群与中产阶级成为了2019年我国家庭教育剧的主要表现群体。根据《2018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的数据统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共计3321.4万户，折换成人口数不过一亿出头，中产阶级人口数量不及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此占比低的人口数量，却占据了2019家庭教育剧所展现的大多数。并非只有这十分之一的人群面对升学、家庭教育、青少年成长健康等问题，如此偏颇的呈现会带来社会问题解决的片面化与模式化。

家庭教育剧人物职业设定的困境与发展建议

家庭教育剧中人物职业角色的选择应该得到重视与调整，就上文所谈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改变“高资”“高权”人群的呈现方式。笔者谈到的所谓“高资”，即以董事长、企业老板等职业角色为代表的，拥有较高资产的人群。所谓“高权”，指的是在企业、机构、单位等组织中，拥有较多有价值资源及威信和声誉，能够控制和评价这一组织中大多数人的领导及负责人。本文所选取的三部家庭教育剧对于“高资”“高权”人群的展示大大超过了当前中国社会这一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现状。《少年派》中的钱三一与江天昊、《小欢喜》中的乔英子与季洋洋、《带着爸爸去留学》中的武丹丹和陈凯文。每部剧的四位主人公中，都有两位主人公的父母从事过“高资”或“高权”的工作，这与社会现状严重不符。

而从这三部剧对于“高资”“高权”人群的刻画来看，其存在着符号化、刻板化的现状。如《少年派》中钱三一的父亲钱钰锟人如其名，虽出身自书香门第却胸无点墨，眼中只有如何赚钱盈利，并且对于如何处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擅长，对于儿子钱三一只懂得满足其物质需求。《小欢喜》中对于乔英子父亲乔卫东的塑造也缺乏说服力，作者只交代了乔卫东因为成功的投资而身家不菲，但是在全剧乔卫东的言谈举止之间，能够让观众相信其具备投资头脑的行为却微乎其微，人物职业角色与其性格表征之间产生了割裂。

把握“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与特征。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当下并没有出现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明确认知，但是结合不同学者的讨论，中产阶层大多在刨除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之后，尚存在一定的高消费以及投资理财的能力。在中国，大部分的人口并不能被纳入中产阶级这一阶层之中，但是当前的家庭教育剧却将其作为了重点表现对象。

笔者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中产阶级是广告商非常看重的对象，这一群体对于新鲜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对于生活品质与精神文化有着较高的诉求，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休闲享受”的理念。这样的消费观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了广告商着意争取的目标，电视剧创作者为了获得广告商的青睐，便也在这一人群的刻画方面加重了笔墨。在中国的电视体制下，不应该只考虑一部剧的经济利益以及广告商的喜好，而是应该侧重于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群众的引导、教育作用。其次，处于影视行业的编剧、导演等电视剧创作者大多也出身自中产阶级，表现中产阶级的生活在其个人熟悉的生命体验范畴之中。然而，单一地展现电视剧创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既不符合影视从业者的职业要求，也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电视剧的期待。在未来，电视剧创作者应该全面衡量中产阶级群体在中国电视观众心中的地位，控制这一群体在电视剧中的展现数量，更加深入地挖掘中产阶级群体特征，做到对中产阶级人群的全方位衡量与把控。

寻求“接地气”与“代表性”兼具的职业角色。如果说以上谈到的“高资”“高权”人群，以及中产阶级群体在未来的家庭教育剧之中应该被控制数量的话，还有一类职业的呈现也需要提高警惕，即游走在法律道德边缘，通过不正当渠道或不劳而获赚取金钱的人群。这一群体在当前社会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对他们的过度刻画并不能带给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以正确的引导。将该群体安放至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之中，可能带给观众“无所作为也可富裕至此”的想法。比如《少年派》中邓小琪的母亲邓心华，凭借美色她游走于各种有钱男人身边，以应酬女伴的身份来促成富商巨贾之间的生意。甚至连她的女儿——邓小琪的出身也来历不明，而她也因此获得了“邓半城”这个不雅的绰号。而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少年派》用了大量笔墨对其优渥的生活条件进行了展现，渲染了他们家的豪宅和邓小琪价值不菲的护肤品。这样的表现方式非常容易给青少年观众灌输“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此外，对于涉及出轨、投机主义、不劳而获的人物形象，也不能着力突出他们生活中阔绰的一面，以防给观众带来消极的价值观暗示。

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剧缺乏表现，但是又应该着重表现的，正是那些投身于劳动第一线、身处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这些职业在其他类型的电视剧中不乏存在，在早期的家庭教育剧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2013年上映的家庭教育剧《小爸爸》中，文章饰演的主人公于果是一名汽车修理工。这部剧较为真实地还原了该职业的生活现状，一些真实的段落也使得观众潸然泪下，达到了共情的效果。

结语

家庭教育剧由于聚焦时代热点，关注当前被广泛讨论的青少年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因此在未来还会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家庭教育剧的创作者，还是其他类型电视剧的创作者，都需要真正深入日常生活，了解各类职业的生活现状，对“高资”“高权”“中产阶级”群体的数量、特征、呈现方式再度思考，寻找“接地气”与能够代表更多人民群众真实生活形象的职业进行表现;拒绝令家庭教育剧成为电视剧制作人个人生命體验的展现，给予观众正能量的思想价值引导，发挥电视剧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精神境界的功能。希望未来的家庭教育剧能够对社会现实做更为深入的反映，看到更为多元的职业形象呈现，更接地气、更加懂得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让家庭教育剧这一时代的缩影真正展现我们这个时代。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