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灵王与赵国灭亡的必然联系

杨齐国

摘要：武灵王是赵国乃至中国古代的一位重要人物，公论极高。但是创造一时辉煌的同时，其性格方面的弱点，变法改革的不彻底以及君位立储上的犹豫等方面所产生出来的弊端也使赵国的国力并未得到根本程度的提升，反而对当时及随后赵国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危害性的影响，由此他的即位与赵国逐渐走向衰亡形成了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赵武灵王;赵国;胡服骑射;沙丘之变 ;衰亡

一、武灵王生平经历及性格弱点对赵国的影响

（一）武灵王时期战国的格局

赵武灵王在位的时候，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周边各国也处于多事之秋，我们依赵国“胡服骑射”改革作为轴线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的战国格局。改革前，这一历史阶段内，魏国因“马陵之战”为齐所败，由强盛刚转入衰落，齐国俨然成为西方霸主，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且国家整体实力已经达到了可吞并其他国家的水平，再加上苏秦、张仪的纵横发展策略在各个列国的推行，社会整体发展局面出现个各方势力均跃跃欲试的局面。总体来看，这时正是齐、秦两强东西对峙时期，而赵国实力还尚弱，不仅连败秦、魏等国，还时常收到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腹地更是受到中山国的威胁，大将被擒，城邑被占，大有被别国兼并的趋势。改革后的格局则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成是赵、齐、秦三大国鼎力的局面，这时的齐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而秦国正在南下蚕食楚国，赵国则是因军事变革在短短十几年里，一跃成为头等强国，在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2]秦国因奉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而拉拢齐国，而赵国则是它重点想要削弱的国家。而武灵王作为赵国的统治者、变法的发起者，赵国强国地位的塑造者，他的行为举止以及措施法令将直接影响着赵国的存亡。

（二）武灵王成长经历

赵武灵王（公元前340---前295年），名雍，战国时赵肃侯之子，赵国的第六代国君。他少年即位，挫败了四国图赵的阴谋，成年时灭亡中山国，赶走了林胡，而且发动了赵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改革“胡服骑射”，但晚年由于在处理继承人的问题上出现了错误，最后死于非命。他的一生可以说和列国间的战争分不开，和儿女情长的感情分不开，也和赵国的命运分不开。而他传奇的经历为他培养非凡阅历的同时也埋藏了致命的性格弱点，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赵国的发展，使最终走向了衰亡的道路。

据记载“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轶。”[1]这里可以看到，肥义作为托孤大臣，权力很大，武灵王对其也很倚重，甚至存在着些许依赖。在“胡服骑射”时也是首先征求了他的意见，并且让他辅佐后来的赵何。“二十七年，肥义为相国，并傅王。”[1]肥义是个忠厚能干的人，但是比较缺乏远见。载“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主父。”[1]武灵王壮年让位于幼年的赵何，此举很不明智，容易引发国家动荡，但是肥义并没有反对，说明其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未达到谋臣的眼光，这从他后来辅佐赵惠文王赵何时重用公子成一事也可以看出来，而对于李兑这样一个阴谋家他也未有察觉，还在说着“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1]这样愚忠的话，最后被其所害。而武灵王的一生，过于倚重肥义，包括公子成，李兑等人，在各国纷纷加强君权的时代背景下，也为以后赵国的叛乱发生埋下了祸根。

（三）武灵王好战尚武对赵国影响

文言《吴子》中记载：“赵国士兵因其‘性合而将士以死报国的发展趋向;以此同时，‘胡服射骑的列国改革，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赵国将士沙场报国的精神动力，因而，赵国多慷慨勇士。”《史记 货殖列传》也有载：“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羯羠不均，晋国主要以彪悍的勇士培养为主，而武灵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这一言论更是证明了“尚武”在赵国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其形态愈演愈烈，为了争夺更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政治经济利益，赵武灵王也不断的主动对外作战。据记载：“二十年 略中山地 略胡地 林胡献马 二十一年 攻中山 赵袑为右军 许钧为左军 公子章为中军 王并将之 牛翦将车骑 赵希并将胡、代 中山献四邑以求和 二十三年 攻中山 二十六年 复攻中山 攘地北至燕 代 西至云中 九原 惠文王三年，灭中山。”短短几年里就有大小战争5次，[1]在胡服骑射前期，赵国主动与邻国发生战争的次数总和也就20余次。武灵王好战的性格特点正是拔苗助长了赵国尚武的社会风气，使其更加不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严重的畸形。古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对中山国的战争是接连取胜直至最终将其覆灭。与此同时，大规模、长期性的对外抗敌状态，导致百姓无法将日常生活生产工作放置在正常种植、贸易等活动上，进而也就出现了赵国出现了明显的国力耗竭的问题。此外，国家连年征战活动的实施，导致国家现有存储粮食的比重逐步减少，无法立即补给，国家实力逐步弱化。

二、武灵王推行政令的弊端对赵国的影响

（一）胡服骑射的弊端对赵国的影响

1.改革未涉及农业内容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同时也制约着综合国力。冷兵器战争背景之下，国家的粮食和士兵数量的多少，是决定战争输赢的重要性条件。虽然当前赵国内拥有较多的人口，但长期的战争已经导致国内粮食补充出现了严重的不适状态，而赵武灵王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更是没有提及到任何关于农业的信息，进而导致赵国本身经营与发展期间，不能实现武力与农田种植相互适应的局面。

首先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汉书 地理志》介绍赵国地理环境为丘陵为主，且腹地环境内山垣交错，谷地和平原之间的相互交叉，已经导致了当地的农业种植发展水平处于非优势状态之中，冀州是该国家农业收益、种植的主要领域。在战国《禹贡》一书中，作者将其种植农田的区域称之为“中中地区”。所谓“中中地区”，就是指土地种植区域土壤中营养成分相对较低，种植难度性较大的区域。从这一视角而言，赵国在农业发展中自然也是出于“天時不足”而在“人和”武灵王改革中既然也未尝触及。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赵国境内大型的水利工程不是很多，其中引漳灌是最为著名的水利渠道。虽建造的时间很久，但是对赵国农业经济仍然在发挥作用。相反在武灵王执政期间既然没有建造任何大型的水利设施，土壤的贫瘠，加上水利工程的欠缺，的确也可以预示着农业无法扩大发展。

我们看到，赵国农业固有的薄弱性突出明显，而在改革方面对于农业的忽视也是显而易见的。纵观赵国的发展历史，我们也几乎无法找到与农耕种植推行相互对应的实践措施。其中《韩非子》中记载：“晋之重列”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4]当国家管理者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较低时，百姓自然也会随风而定，国内百姓对于农业种植的参与比例越来越少，对于武力参军的支持呼声却越来越高，此种失衡状态下的农业发展态势，也会直接导致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弱化的问题产生。《盐铁论 通有》说：“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5]《史记》中对于赵国居民该种生活趋向概括为“不事农商、仰机利而食”的趋向。秦国与赵国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商鞅变法的核心为“重农抑商、奖励军功”。也就是说，秦国在加强自身兵力强度的同时，更重视对本国粮食的存储，以确保粮草与战马同趋势的增长。此种变法方式，不仅大大提升了秦国内部群体的农业发展、开发的积极性，更是进一步吸引了赵国农业种植中不受重视的群体。进而为秦国的贸易交流带来了更加坚实的依据。也就是说，赵国之所以改革会出现与秦国截然相反的局面，与赵王自身进行的系列互动之间关系密切。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赵国衰亡，武灵王难辞其咎。

2.改革缺少了法律支持

强有力的变革必须与制度法律相辅相成，我们在赵雍所建立的霸王之业中，却更多是由他个人的能力建立起来的，而相对的法律条文却没有形成。反之，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富国强兵的同时，推行出一整套的制度法律，政治领域里的改革户籍，推行县治等等，可以说为变法提供了保证。后来秦惠文王即位，车裂商鞅，但是明确的法律纲常却已深入人心，对秦国影响深远。相反武灵王因沙丘之变意外身死，他的思想以及变法内容因没有制度条文的规范，以致逐渐被废除。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变法命运，也从侧面预示了秦赵最终命运的归属。而且“胡服骑射”式的改革只是引进外来的先进文化，从表面看，武灵王引进的只是域外的服饰与兵制，但却涉及了华夏先民的生活方式与作战制度。这样的改革，阻力之大，是可以预料的。

《礼记 王制》记载，反对者认为“衣服有常， 礼之侧也”，“胡服不顾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反对变法者由服上升到礼， 从而反对变法。“ 革制度衣服者为畔， 畔者， 君讨。”《史记 赵世家》上武灵王教训反对者说：“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和商软驳斥变法的反对派所说： “ 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 循礼者未足多。”  等许多言论如出一辙， 甚至是借用。[6]由此看来，似可见其思想是师承于商鞅。但是，商鞅对抵制者辄施以威慑和刑罪， 这种方法的打击力度和影响力可以说是极其深远的。而赵武灵王对抵制者始终坚持说服教育为主，国家的运行只能靠道德力量来维系。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道德如同风雨中的浮萍。他的大部分措施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其身死沙丘后大也遭到了公子成，李兑等人的废除，赵国也逐渐走向衰亡。其实，内外分治的政治设计若要有效施行，必需一系列法律制度来加以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权力的分配与制衡问题。在专制社会中，王权恰恰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赵武灵王能以胡服骑射改变时人的生活方式，但他却没有对王权本身作出任何条文规范。这种致命的错误也阻碍了赵国的进一步发展。

3.改革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原各国的军事作战方式，从此被骑兵所取代。一直以来，“胡服骑射”被中国人认为是善于学习和借鉴外来先进文化、思想、技术的“典范”，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其实脱离了农耕文明的基础。我们知道，

游牧民族的特点就是整个部落机动性较大，活动的范围较广，对于粮食也往往是以捕猎和采摘为主，所以相应的经济生产力也很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效仿这样的民族，可以说困难很大，赵国当时居民还是以定居为主，农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小农经济，显然，胡服骑射这种举国农耕文明的游牧化没有和当时国家的实际联系在一起，改革也只是徒有其表。

我们华夏文明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农民一直是国家人口的主体，赵武灵王舍弃了本民族非常善长的“车战”这种战争形态，反而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射”。这不是“取其之长补已之短”，而是所谓的“取己之短，攻其之长”，“车战”才是一个“农业民族”最善长的战争形态，因为非常明显，“车战”比“骑射”所用的马匹要少的多，而且“车战”这种形式更加适宜“定居民族”平时的生活形态，因为一般来说“定居民族”比“游牧民族“更加容易管理，约束和组织起来也更加方便。据记载：“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货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1]这段话非常好的说明了一个“定居民族”比“游牧民族”的优越之处在哪里。“定居民族”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更好的发展出一种需要足够多智力，人力，物力的一种文明形态。”，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明显脱离了本民族的文明传统，举国胡服的措施可以说大有偏激，走上了“为了变法而变法”的道路，幻想着把赵人变成正统的“游牧民族”，也注定了其失败的结果。

（二）其他政令措施的弊端对赵国影响

上文提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弊端，而其制定的謀秦策略也有诸多弱点，它们也直接影响着赵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