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区防控人员的结构、知识、态度和工作特征研究

邱创良，王洪锐，赵雨馨，甘勇，卢祖洵*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一种防控难度极大的新发传染病，遏制其社区传播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区组织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强调防控力量要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1-2]。当前，我国疫情防反弹、防社区扩散的任务仍然艰巨[3]，研究社区防控人员结构、工作特征、对新冠肺炎知识掌握程度和评价态度，既有利于搞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亦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非医学专业的社区防控人员主要由公务员、社区干部等人员组成[4]，主要负责出入值守、体温测量、环境消杀等工作，其工作情况、对新冠肺炎知识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社区疫情的控制和整体防控水平。已有文献多是关于基层卫生机构疾控能力、人员配置的分析，强调要加强基层卫生机构的疾控能力和人员队伍建设[5]。目前仍缺乏从社区层面分析非医学专业防疫队伍及其工作情况的研究，这对推进新发传染病群防群控和提高社区防控人力资源配置是一个知识缺口。基于此，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组建课题组，就社区防控人员的结构、知识、态度和工作特征开展调查，以为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优化社区防疫队伍和夯实社区防控网底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因研究的客观时间和工作量限制，研究者针对目标群体，采取便利抽样法，利用横断面研究的样本量计算公式n=Zα/22×P（1-P）/δ2，可信度（α）取0.05，置信水平（Z0.05/2）=1.96[6]，容许误差（δ）=3%，根据中国成年人抑郁患病率为23%[7]，预估P=23%，n=756。调查了5个街道，分别为福永街道185例，福海街道247例，石岩街道94例，沙井街道86例，西乡街道144例。纳入标准：（1）参加新冠肺炎社区防控的工作人员；（2）18岁≤年龄≤65岁；（3）身心健康，能胜任社区防疫工作。排除标准：明确拒绝参与本研究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由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相关知识[8]设计问卷，问卷内容包括：（1）社区防控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和工作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参与的防控工作时间及性质等。（2）新冠肺炎相关认知情况，包括传染病类别、主要症状、潜伏期、传播途径、灭活新型冠状肺炎消毒液种类、解除隔离标准、出院后到医院随访和复诊时间、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辖区防控疫情采取的措施9项条目，Cronbach'sα系数为0.79，知晓率=该项全部答对人数/该项总作答人数×100%。（3）新冠肺炎态度情况：共15项条目，依次为对部分人员不配合防控人员工作的评价、对疫情危害性的认识、疫情影响工作的程度、疫情影响家庭生活的程度、参与防控工作的感受、参与防控工作感到恐慌的程度、感染新冠肺炎的担心程度、生活保障满意度、对防疫物资满意度、保障工作满意度、国内的流行状况、防控措施效果、预计疫情完全控制的时间、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对疫情控制的贡献、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Cronbach'sα系数为0.82，第8～10项和第14项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其余11项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根据选项得分，如选第4项得分为4分。总分为15项条目实际得分之和，区间为15～64分。为客观、真实反映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的态度情况，本研究对第2、5、8～14项的选项呈反向计分的赋分进行变量转换，如选择第一项“影响非常大”原来赋分为5分，通过变量转换后为1分，其他选项及条目的变量转换依此类推（将原来负向分布选项的计分转换为正向计分方式）。15项条目和总分得分越高表明态度越积极（本研究问卷的电子链接：https://fyyysgzx.wjx.cn/jq/63570322.aspx）。

1.2.2 资料收集 本研究已通过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将设计好的结构化问卷导入问卷星，由经过统一培训合格的深圳市宝安区调查员于2020-03-12至2020-03-21进行问卷星调查。对问卷进行作答限制：填写问卷必须登录微信（可获取IP地址）；限定每个微信仅能填写一次；若存在漏填项，则无法提交。社区防疫负责人先扫码填写问卷，成功提交后质控员可在问卷星后台即时查看调查问卷，然后生成二维码分别发给5个街道的社区防疫负责人，让其在社区防疫微信工作群扩散。开始调查后，由质控员在问卷星后台监测调查情况，问卷数量及来源IP（质控员可在后台直接删除非本地来源的问卷）达到目标样本量后，由质控员在问卷星后台进行停止收集操作，此时二维码失效，调查结束。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趋势χ2检验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社区防控人员结构 共756例社区防控人员填写了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5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6%。753例社区防控人员中，男552例（73.3%），女201例（26.7%），性别比为2.75；年龄18～35岁460例（61.1%），36～44岁 176例（23.4%），45～65岁117例（15.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53例（20.3%），高中或中专235例（31.2%），大专221例（29.4%），本科及以上144例（19.1%）；未婚320例（42.5%），已婚410例（54.5%），离异或丧偶23例（3.0%）；职业为社区工作站人员354例（47.0%），物业人员344例（45.7%），警务人员55例（7.3%）；家庭人均年收入＜5万元365例（48.5%），5～万元285例（37.8%），10～万元75例（10.0%），＞20万元28例（3.7%）；自评健康状况较好537例（71.3%），一般191例（25.4%），较差25例（3.3%）。

2.2 社区防控人员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认知情况 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知晓率排在前3位的是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73.3%（552/753）〕、潜伏期〔44.6%（336/753）〕和解除隔离的标准〔39.0%（294/753）〕，后3位分别为出院后到医院随访和复诊时间〔2.9%（22/753）〕、灭活新型冠状病毒消毒液种类〔3.7%（28/753）〕和传播途径〔8.4%（63/753），见表1〕。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防控人员新冠肺炎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男性社区防控人员主要症状知晓率高于女性，传染病类别、灭活新型冠状病毒消毒液种类、出院后到医院随访和复诊时间及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知晓率低于女性（P＜0.05）；年龄越低，对传染病类别和潜伏期的知晓率越低，对主要症状的知晓率越高（P＜0.05）；除传播途径不随文化程度变化外，其余各条目知晓率均随文化程度升高而升高或降低（P＜0.05）；不同职业社区防控人员传染病类别和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对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的知晓率越高（P＜0.05）；自评健康越差，对潜伏期的知晓率越低，对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的知晓率越高（P＜0.05，见表2）。

2.4 社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的态度 调查对象的态度总分为（46.07±5.77）分，得分最高的是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对疫情控制的贡献，为（4.22±1.06）分，得分最低的是疫情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为（1.77±0.81）分（见表3）。

2.5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防控人员工作特征 753例社区防控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为（42.77±14.87）d，每日工作时长＜4 h者15例（2.0%），4～＜8 h者289例（38.4%），8～12 h者388例（51.5%），＞12 h者61例（8.1%）。498例（66.1%）参与社区“三位一体”排查，275例（36.5%）参与居家隔离上门随访，173例（23.0%）参与防疫科普，92例（12.2%）参与企业防疫指导，55例（7.3%）参与高速路口排查，43例（5.7%）参与医学隔离点驻点，39例（5.2%）参与核酸检验采样，30例（4.0%）参与预检分诊，23例（3.1%）参与慢性病患者送药。363例（48.2%）只参与1项防疫工作，150例（19.9%）参与2项工作，240例（31.9%）参与≥3项工作。防控工作性质构成：158例（21.0%）近距离接触防控对象，229例（30.4%）非近距离接触防控对象，366例（48.6%）两者都有。

表1 社区防控人员新冠肺炎防控知识认知情况〔n（%）〕Table 1 Awareness of COVID-19-related knowledge in community COVID-19 containment workers

3 讨论

3.1 防控人员结构不合理 （1）男性防控人员比例过高，男性防控人员为552例，女性为201例，性别比为2.75，明显高于鲜敏等[9]研究的深圳市宝安区疾控人员1.15的性别比，提示社区防控队伍要平衡性别比。（2）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防控人员构成较少，仅有144例（19.1%）。高素质人员是社区防控的重要保证，防控人员学历越低，其对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越差，难以满足居民对防控知识的需求，不利于有效开展社区防控。（3）无志愿者参与，未充分发动群众。当地把社区工作者和物业人员就地转化为防控队伍，体现了防疫工作安排的灵活性，但忽视了志愿者的作用。（4）低收入的社区防控人数过多（48.5%），参与防控工作没有其他收入，给防控队伍的稳定带来一定的隐患。

3.2 新冠肺炎知识知晓率较低 本研究发现，社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各项防控知识的知晓率偏低，可能是由于新冠肺炎为新发传染病，对疾病有一个不断深化认知的过程[10]。同时，由于社区防控人力资源有限，多数人员仅经过短暂的防控培训，甚至没有培训就承担防控任务。另外，从本研究的人口学特征得出，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学历防控人员的构成比较大，较低的文化程度影响其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出院后到医院随访和复诊时间的认知偏低，知晓率仅为2.9%，可能是因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康复趋于保守，认为患者应尽早复诊，防止病毒“复阳”。灭活新型冠状病毒消毒液种类知晓率仅有3.7%，传播途径知晓率仅为8.4%，分析原因可能为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相关知识仍在不断更新完善，但部分人群未及时关注。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主要症状知晓率为28.7%，低于陈燕等[11]调查安徽省居民对新冠肺炎的知晓率（96.6%），也低于齐晔等[12]研究公众对新冠肺炎的知晓率（77.4%），可能与调查地和调查对象不同有关。

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防控人员新冠肺炎知识知晓情况比较结果显示，男性社区防控人员主要症状知晓率高于女性，传染病类别、灭活新型冠状病毒消毒液种类、出院后到医院随访和复诊时间及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知晓率低于女性，与陈燕等[11]和孔浩南等[13]研究的居民新冠肺炎知识知晓率结果一致，提示应加强男性防控人员新冠肺炎知识的培训，提高男性对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能力。年龄越低，对传染病类别和潜伏期的知晓率越低，主要与其对公共卫生知识掌握水平和自身判断能力较低有关[14]，提示应加强较低年龄组防控人员的知识培训。本研究也发现，低年龄组对新冠肺炎主要症状的知晓率高于其他年龄组，但可能是因为低年龄组患者将新冠肺炎主要症状与感冒症状混淆。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对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的知晓率越高，提示收入水平较高的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更精准。自评健康越差，对潜伏期和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的知晓率越低，提示要加强此类人群的健康素养，特别是关于新冠肺炎潜伏期和健康监测时间的相关知识。警务人员对传染病类别的知晓率最低，提示应加强警务人员的新冠知识的培训。社区工作者人员对患者出院后继续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天数知晓率最低，可能与其工作繁忙，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不清有关。

表2 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防控人员新冠肺炎知识知晓情况比较〔n（%）〕Table 2 Awareness of COVID-19-related knowledge in community COVID-19 containment worker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3 社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态度的评分（±s，分）Table 3 Community COVID-19 containment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 COVID-19

表3 社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态度的评分（±s，分）Table 3 Community COVID-19 containment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 COVID-19

项目 分值1.对部分人员不配合防控人员工作的评价 3.62±0.69 2.对疫情危害性的认识 2.89±0.83 3.疫情影响工作的程度 1.90±0.90 4.疫情影响家庭生活的程度 1.78±0.83 5.参与防控工作的感受 3.37±0.64 6.参与防控工作感到恐慌的程度 2.93±0.88 7.感染新冠肺炎的担心程度 2.49±1.00 8.生活保障满意度 3.54±1.02 9.对防疫物资满意度 3.56±0.99 10.保障工作满意度 3.84±0.90 11.国内的流行状况 3.78±0.73 12.防控措施效果 3.74±0.50 13.预计疫情完全控制的时间 2.63±0.88 14.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对疫情控制的贡献 4.22±1.06 15.疫情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 1.77±0.81

3.3 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态度消极 本研究结果显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态度得分为（46.07±5.77）分，提示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态度消极，主要是由于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恐惧感较强，加上媒体对疫情宣传报道深入，使防控人员对新冠肺炎的影响呈消极态度。得分最高的是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对疫情控制的贡献，为（4.22±1.06）分，认为对疫情控制很大作用，其原因为防控人员浏览了推送的一些科研论文的信息，认为发表国际期刊有助于控制疫情。得分最低的是疫情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为（1.77±0.81）分，受疫情影响，社会面实行较长时间的封控管理，对旅游、餐饮、酒店和航空等行业冲击较大，同时居家隔离使许多居民没有收入来源。因此，防控人员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本研究显示，防疫人员对自身感染的恐慌程度和担心程度得分较高，与蔡欢乐等[15]研究公众对新冠肺炎恐慌、焦虑情况结果一致。表明仅了解疫情的有关知识，并不能缓解防疫人员的心理恐慌，更关键的是要让社区防疫人员掌握防控措施。

3.4 防控人员的工作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防控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为（42.77±14.87）d，51.5%的防控人员每日工作时长为8～12 h。广东省应急响应转为二级后，深圳市社区防控措施依旧没有放松，社区防控人员工作时间较长，其身心健康也承受较大压力。48.6%的防控人员采取近距离和非近距离相结合的方式接触防控对象，不仅增加了自身可能感染的风险，也凸显了防疫工作的危险和艰巨性。社区防控人员采取社区“三位一体”排查、高速路口排查等9项工作措施，最大限度压缩疫情向社区扩散的空间。240例（31.9%）社区防控人员参与3项及以上工作，劳动强度较大，体现了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

3.5 本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时间等限制因素，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是一个基于微信网络问卷，以便利抽样为基础的横断面设计，这可能会导致参与者存在选择偏倚，无法完全代表现实中深圳市新冠肺炎社区防控人员的完整情况。鉴于此，后续研究将优化样本选择方面的设计，并建立大样本的动态队列，完善抽样和资料收集方法，为社区疫情常态化防控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防控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对新冠肺炎知晓率较低，态度消极，调查对象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较大，社区防控工作呈现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征。应着力调整优化现行防控人员结构和工作情况，加强对防控人员的知识培训。同时，要加强社区防控人员结构、新冠肺炎知识、态度和工作特征动态持续监测，为健全常态化的社区防控体系提供依据。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