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
——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

于少波

（玉林市博物馆，广西 玉林 537000）

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是指在玉林本地出生或祖、父在玉林出生的商人群体，其所属籍贯的地理范围并不囿于近代之玉林五属，即鬱林①本文中的“玉林”指的是现今之玉林市辖区范围，包括玉州区、福绵区、北流市、容县、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而“鬱林”则特指清代鬱林州州治所在地和民国鬱林县之辖区范围。、兴业、北流、陆川、博白五县，还包括今日归属于玉林管辖之容县。有关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研究，国内部分学者已有所关注，但未见以此为专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和研究的成果。具体来说：

其一，部分有关近代广西经济的研究著作文献中略有涉及。如钟文典主编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其中涉及玉林籍商人在玉林当地所占的比重，及在部分行业中玉林籍商人的一些情况［1］；唐凌的《广西商业会馆研究》以及侯宣杰的《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对玉林籍商人所建的商业会馆进行了统计，重点考察广东商人对玉林商人的影响［2］；石维有的《清代桂东南在两广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最后讨论了玉商文化，并指出玉商文化是在粤商文化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粤商文化印记［3］；等等。

其二，在部分桂商研究文章中，有关于玉林籍商人的一些资料收集和研究。如李华的《清代广西的地方商人》，对清代广西存在的粤商、赣商、闽商、湘商以及广西本土商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考察，其中在对广西本土商人的研究中，提到了清道光时期的容县桂油商人和鸦片战争前鬱林、陆川的鸦片商人［4］；黄滨的《近代广西城镇的商帮比较——粤港商经济对广西辐射研究之一》，对近代广西主要的商帮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将桂商单独列为一个章节，对桂商进行了重点论述，认为“在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取得广西商路中主位商帮的地位”，同时提到玉林五属商帮是近代广西本土商人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支［5］；等等。

其三，有关玉林籍商人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和研究论著。如《广西民族工商业开拓者——实业家马泗川》《实业家伍展明》《民国时的水岩坝矿业与伍展明》《梁权办实业二三事》《吴祖谋史略》《陈渭琮与鬱林工商业》《鬱林“广西盐王”唐幼卿》等等，这些对近代玉林著名商人的回忆和总结性文章，史料详实，内容丰富。

其四，有关广西、玉林华侨的研究论文、著作中，有关于玉林籍华侨商人的相关资料阐释。如郑一省的《广西容县侨汇庄的经营模式及网络初探》《“猪会（汇）”侨批网络初探——广西杨梅镇普济村为个案》，文章对近代容县侨汇业和侨汇商人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其中重点讨论了容县籍侨汇商人的经营模式和网络。［6］

其五，在以广西客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著作中，有关于玉林籍客家商人的材料引用。如段艳、陆吉康、王玉婕的《广西玉林客家商贸文化的形成与特点》主要考察了玉林客家商贸文化的形成和特点，其中涉及了近代玉林籍客家商人所从事的一些行业，如谷米、盐业、蓝靛等，同时还提到了一些客家商人和商人家族。［7］

其六，有关玉商文化建构的文章中有所论及。如张秉文的《玉商文化的历史考察及现实价值探讨》，旨在构建“玉商文化”这一概念，历史考察回溯至秦汉，但仅是概况性叙述，重点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玉林商人文化的形成，对于近代时期的玉林商业和商人仅见零星几笔［8］；蒋以超、谢伟、王明波的《玉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现代困境原因分析》，提到了近代玉林部分行业商帮的形成，但未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其着眼点依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玉林商人。［9］

因此，从上述成果来看，涉及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具体研究不多，而且较为零散，还未见专题、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成果，亟待加强。

一、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概况

近代玉林籍商人群体由玉林本地商人、国内其他地方的玉林籍商人、国外玉林籍华侨商人三部分构成，他们是近代广西本土商人中的佼佼者。近代广西的整体商业形势是“无东不成市”的局面，但是在其内部却存在着明显的个例——鬱林县。民国中期之后，在鬱林县的整个商业系统中，玉林本地商人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在1933年《广西年鉴》的统计中“鬱林（县）是广西少有的本地店东占主导的城镇，在448名鬱林店东当中，本县387人，外县13人（北流县10人，陆川县3人），外省36人，不详12人。”［10］鬱林县本籍商人占到鬱林县店东总数的86.3%，而玉林五属商人则占到了总数的89.28%。而在鬱林县当地的商业组织方面，民国时期鬱林县共建立了13个同业公会，其中记录有会长籍贯的有8个，不详的有5个。而在有籍贯记录的8个同业公会中，有6个同业公会的首任会长皆由玉林籍商人担任，占比达75%。从中亦可知玉林籍商人在鬱林县当地商业经营中的影响力和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国内其他地方的玉林籍商人，是广西本土商人中建立商业会馆数量最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商人群体。在唐凌所著《广西商业会馆研究》中，记载明清民国时期广西本土商人所建立的商业会馆仅有10座①还有1座由钦州商人建立的商业会馆，由于近代钦州属广东地区，故未将其列入。，其中为玉林籍商人所建的就有6座，其他则为灵川商人建立的3座和桂林商人所建的1座。［12］可见，近代域外玉林籍商人的强大实力。

而在海外华侨商人方面，玉林籍华侨商人的身影遍布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其人口和产业规模同样是广西本地其他商人所无法比拟的，民国年间，广西每年的侨汇收入可达每年法币1000万元以上，而其中仅容县每年的侨汇收入可以占到其中的60%，约每年600万法币左右。［13］同时，由于海外玉林籍华侨商人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少人也因此成为了当地广西华侨团体的创办者或执掌人，比较著名的有创办“三合会馆”的博白籍新加坡华侨商人庞敦武、创办森美兰州广西会馆的博白籍华侨商人陈德保等等。

除此之外，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在广西的许多行业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在盐业方面，鬱林籍商人唐幼卿有“广西盐王”的称誉；［14］在矿业方面，容县籍商人“伍展明”有“广西矿王”的说法；［15］而在纺织业方面，鬱林的土布业商人也是广西纺织商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等等。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规模和实力在广西本土商人中独树一帜，但如果将其与域外的著名商帮比较起来，两者之间的差距则还是十分明显的，如在最代表商帮实力的商业会馆建设方面，清代粤商在广西就已经建立了91座会馆，湘商也建立了39座，赣商32座，闽商也有8座，而玉林籍商人在整个近代却仅仅只建立了6座。［16］可见实力相差之悬殊。

表1 民国玉林县同业行会概况［11］

二、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形成原因

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不仅在本地商业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在外域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作为广西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商业群体之一，其生成原因除去商人群体本身的智慧和勤劳因素外，更多的则是受玉林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以及外商、时局等的影响。

（一）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达

玉林位于广西东南部，属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21℃左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1650毫米左右；光热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1795小时以上，无霜期长，年平均无霜天数为346天；全年降水天数在160天以上。”［17］境内多丘陵、台地，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49.4%，平原盆地占17.4%，［18］其中玉林和博白盆地是广西最大的盆地，面积达395平方公里。［19］充足的光照，丰沛的雨水，平坦肥沃的平原盆地，为玉林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合水稻、水果、木柴、香料、蓝靛、棉花等作物的生长，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粮米之乡”。

农作物产量的充裕，使得当地民众在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之外，尚有大量的盈余，可用于交换和贸易，而这不仅为早期玉林籍商人积累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始资本，同时由于大量经济作物的培植，也促使了当地如纺织业、蓝靛业、桂油制取、茶叶炒制等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在当地产生了一大批手工业商人。

（二）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1.玉林地区是近代广西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近代，玉林地区是广西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在1927年广西省政府所调查的92个县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是鬱林县，每平方公里182人，次为陆川县，每平方公里约142人，容县、北流的人口密度也在100人以上。而在广西人口密度最低的西林县，每平方公里仅5人，鬱林县的人口密度大约是西林县的36倍。民国22年(1933年)，在被调查的98个县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依然是鬱林县，每平方公里184人，次为陆川县、岑溪县，分别为146人、145人。容县、兴业、北流、陆川、博白的人口也都在100人以上，15个人口密度在100人以上的县中，有6个是今天玉林地区的所属县市。

同样，在民国34年（1945年）被调查的100个县市中，鬱林县的人口密度在诸县中依然最高，每平方公里达到了198人。而当时广西人口密度最低的西林县，每平方公里仅有11人。［20］

2.近代玉林地区是广西人均耕地最少的地区之一

民国时期“以各有关年度全省共有耕地数计，1933年广西全省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32亩，其中水田1.49亩；1945年，平均每人占有耕地2.01亩，其中水田1.07亩；1949年末，广西共有耕地3665.22万亩，户均耕地8.75亩，人均2.00亩。”［21］民国时期，广西人均耕地面积在2亩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8亩。而在玉林，以容县和陆川为例，“1933年容县人均耕地仅有1.29亩，其中水田1.13亩。而到了1949年，全县人均耕地降至1.09 亩，其中水田为1.02亩”。［22］陆川县，1949年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仅为1.33亩，水田1.25亩。［23］民国时期玉林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广西全省的一半左右，而土地储备量却早在1933就已经几乎用尽了。在1933年的《广西省经济概况》言“（鬱林）本县以人口稠密之故，近村率少荒山荒地，故不能随意放牧。”［24］

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人地矛盾突出是近代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重要推力。无法在传统农业中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从而解决生存问题，迫使部分民众只能转而从事商业或其他谋生活动当中去，如当土匪、远走南洋等等。黄绍竑在其回忆录中就曾提到“因地少人多（据最近清丈，全县耕地仅二十四万亩，人口则有三十二万，）谋生不易，不能不向外以求发展。”［25］

（三）独特的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

北流江、南流江分别发源于云开大山和大容山，两条河流的流向分别为向北和向南，因此得名。北流江，全长247公里，流经北流、容县、藤县，汇入浔江；南流江，全长287公里，向西南流经玉州、福绵、博白、浦北、合浦等县区，最后汇入北部湾，是广西独流入海的最大河流。

秦汉以降，北流江和南流江以其独特的流向和区位、交通条件，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十分重要的出海通道。其繁忙的水上交通运输，不仅带动了玉林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近代玉林籍商人的形成。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准朝廷正式划南流江为广西食盐进口的航道后，玉林的盐业贸易更加兴盛起来。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封锁了“自天津达雷州半岛的沿海走廊，而北部湾合浦东西沿海成为当时的被日寇封锁的西南各省物资进出口的唯一空档，南流江又一度成为了广西乃至云贵诸省所需食盐海货北运的最重要通道”。［26］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流江依然为桂粤湘盐运要津，在鬱林南流江边有许多盐运码头，盐庄多达26家，注册资本达900万元（法币）。盐市的兴盛，更进一步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条长约四百米的商铺街，以致各地商贾争相来此经营贸易，竟然“只识船埠街，不识鬱林街”。船埠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而在北流河方面，不仅是近代玉林蓝靛业主要的出土通道，同时亦是近代北流瓷器的重要运输通道。近代玉林生产的蓝靛主要通过北流河出西江进而销往梧州、广州等地，因此人们又将玉林的蓝靛统称为“北流靛”。而在瓷器生产方面，北流是广西第二大瓷器生产基地，所生产的瓷器除销往玉林周边各地之外，亦通过北流河销往域外诸地。

可以说，南流江和北流江优越的水运条件，造就了玉林自汉代以来的快速发展，同时亦因为两条河流的交通因素，带动了玉林商业的兴盛以及玉林商人的兴起。特别是在近代，由于作为盐业通道、战略后方孔道的优势，更是让近代的玉林商人拥有了十分难得的发展条件。

（四）外来商人的影响

1.商人移民的影响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早在先秦时期，玉林地区就已经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南北融合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宋代，由于受到战乱和宋王朝南迁的影响，玉林的移民潮也开始大规模到来。而到了明清时期，来自江西、福建、广东的移民大量到来，则形成了今天玉林主体居民的构成。在这些移民潮中，其中就有不少商人的身影，如在鬱林，“张姓始祖张敏聪，本广东南海县人，清康熙九年因经商迁居鬱林州西门外南街居住，又后迁州珮；清代早中期，广东高明县谭氏兄弟挑着木工工具来到鬱林州城，成为今天吴屋寨的来祖”。［27］

商人移民的到来，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推了当地商人群体的兴起。如北流周氏于康熙年间入籍北流，依靠自身的先进技术在岭垌开办瓷厂，进行瓷业生产，并一直持续了十一代之久，不仅带动了北流的瓷业生产，同时亦在北流形成了一个专业从事瓷业生产的商人家族，对北流其他瓷业商人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2.外来商人的影响

外来商人对于近代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大量外地商人依靠新技术、新商机带动了大量本地商人的兴起。民国初期，粤东商人是玉林商人的主体。而玉林籍商人则是在粤东商人的带动下，效仿粤商独自或与粤商合股经营相关产业，后逐渐发展起来的。［28］对此，民间流传着“是粤商教会了玉林人做生意”的说法。

在容县，当地商人的桂油产业就受到了平南粤东商人的影响。《容县志》载“桂油水里出，先是道光间东商在平南以蒸薄荷油法制为桂油，贩卖得值。邑绅韦焕先往师之，尽得其传。其法实桂叶于釜上，覆以甑，甑穿小孔，以筒接之，通于旁甕，燃薪釜底，叶气上蒸，油附于甑，由筒而注之于甕，大率桂叶一百斤仅可得油半斤。近乡人争效之，业此数十家，鬻于市，贩运出洋，颇获厚利。”［29］粤东商人的桂油提取技术是容县桂油商人兴起的基础和推动力。

而同样在容县，在火纸、茶珠等方面，当地商人受到的影响亦十分突出。《容县志》载“火纸，一波顺里出，旧志，康熙间有闽人来容，教作福纸，创纸蓬于山间。春初采扶竹、各种筍之未成竹者，渍以石灰，沤于山池，越月碾漉成絮，濯以清流，又匝月，下槽遂捞遂焙，因而成纸，每槽司役五六人，岁可获百余金。至乾隆间多至三百余槽，如遇荒年，藉力役以全活者甚重。”［30］闽商对于竹纸的制造，为当地商人提供了新的商机，后者纷纷仿效，从而形成了容县本地生产竹纸商人群体。而在茶叶生产方面，粤东商人改变了本地商人原始的制作工艺，带动了当地的茶叶生产和茶商的改变。《容县志》载“茶珠，旧以容山产者佳。今则顺水、招波等里多有。春末，山人摘其芽鬻于市，东商复拣而研之，焙炒成珠，转运出洋，业此者数家。”［31］

在博白，闽商对于当地蔗糖生产和制糖商人的影响亦十分重要，《博白县志》载“竹蔗，闽人种，仲春播种，孟冬造糖”。［32］在闽商之后，博白当地的榨糖业也逐步起航，在民国时期本地的制糖业和制糖商人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五）时局和政治的影响

1.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外国列强的铁蹄不断地践踏着我国的领土，残害着我国的传统经济，造成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大规模解体，大量农民失地破产，转而从事其他产业，这也是玉林籍商人兴起的一个原因。

而之后，国内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的爆发，对玉林地区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当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还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出。黄绍竑在其回忆录中就写道“当光绪中叶时候，有许多穷困的人，因迫于生计，流为盗匪，地方发生纷乱。清廷派酷吏鲍某茹某，前后来宰是邑，皆以嗜杀著名。因而稍涉嫌疑之贫穷丁壮，则流走南洋，以谋生路。……”［33］太平天国的战士周勉等人，就是这一批下南洋的玉林籍人士，他们开启了玉林人下南洋的先河。而之后，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亦有大量的玉林人加入到了下南洋的行列，大量人口因鸦片战争后国内局势的动荡而走出国门，外出谋生，这也是玉林籍海外华侨商人形成的一个推动因素。

2.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他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控制，我国的民族经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期。而在战争结束后不久，1919年5月4日国内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其中的“抵制日货”“支持国货”等运动，有效地阻碍了外国经济势力对我国经济的侵略，为民族经济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机。

这一时期玉林的蓝靛业、土布业等传统行业，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土布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产业规模逐步增大，销售区域扩展明显，商人群体大量兴起，成为了玉林地区传统手工业中发展最快的一个。而同时，在新兴工业方面，“实业救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北流籍商人为兴利权，建立了北流历史上第一家电力公司——晋光电力公司，该公司以“振兴实业利便民用，收回地方利权为宗旨”，集股4000，“并规定股票可以抵押移转，但不得抵押移转于外国人”。［34］而在民办鬱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其股份说明里，同样标注了不得转让给外国人的条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1938年广州被日军占领之后，我国东部沿海大部地区都受到了日军的占领和封锁，仅剩下北海、湛江两个港口，依然畅通，保持着对外贸易。而玉林在抗战时期始终未被日军占领，虽然位于内陆，但恰好与北海有水路相通，与湛江又有陆路相通，因此在一段时期内，玉林成为了我国西南战时交通运输线上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了战时物资和民用商品运输的重要中转站。

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当时玉林籍商人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和机遇。其时，在湛江与玉林的运输线上，玉林民众以单车、汽车和挑担的方式从湛江经陆川转运物资，发展经济，还有部分商人如陈渭琮等直接转往湛江，驻地经商。而在北海方面，由于国内主要的海盐生产地基本都为日军所侵占和封锁，南流江通道成为了内地及西南地区食盐供应的重要通路。特别是“济湘盐”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民国时期玉林籍盐业商人的蓬勃发展。

3.新桂系政府的上台

1925年新桂系上台，之后由于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的失败，在重新上台执政后的“新桂系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打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广西实行“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的政策。［35］

三自政策的实施，使得广西在短时期内实力大大提升，一度被外界誉为“模范省”。如“美国的艾迪博士(Dr.Sherwood Eddy)说:在中国各省中，在新人物领导之下，有完备与健全的制度而可称为近乎模范省者，唯广西一省而己，广西在十年内，不难成为中国之丹麦也。巴黎午报主笔罗格（Henri Leeraclude)也说：年来欧洲各国皆闻中国之广西省各种建设甚为进步，余此行得到广西建设进步材料及事实之影片颇多，将来返抵欧洲，定将其发表于报端，使各国人士及华侨皆得知中国尚有一模范省——广西。”［36］等等。

作为“中国唯一的模范省”——广西，不仅政治社会较为稳定，同时在经济建设方面亦成绩斐然。新桂系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实施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了一大批基础工业，是广西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还积极鼓励、扶助和支持私人资本投资兴业。而这为广西玉林籍商人的兴起准备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是玉林籍商人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例如玉林是桂系李宗仁的“龙兴之地”，1921年由于第二次粤桂战争的失败，李宗仁退守玉林。其时，与李宗仁早有私交的黎仲丹、梁权等人，联合兴业、玉林的商人士绅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献金，帮助其扩充军队，成为了李宗仁后来执掌广西的重要推手。而在李宗仁上台之后，这些兴业籍人士也纷纷从政入职，并利用与李宗仁的关系从事实业投资，获利颇丰。如玉林第一条公路——贵兴鬱民办汽车路公司的创办就得到了李宗仁的授权和支持。之后，玉林各地纷纷效仿这才有了玉林20世纪20年代的民办公路建设高潮，才有了玉林先于他地建设完成的完善陆路交通网络和现代运输业。

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籍商人群体中的佼佼者，不仅在玉林本地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域外亦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但与粤商等知名商帮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近代以来，玉林籍商人群体得以快速发展形成，不仅源自于玉林商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同时更得益于玉林独特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区位条件，以及外商和时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