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化解地方性和总体性的纠结

吴义勤 陈培浩

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尘埃落定》甫一问世便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尘埃落定》写康巴地区藏民生活的现代变迁史，土司制度、藏族神话、部族传说和神奇巫术虽然给作品带来某种传奇性，但阿来小说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这种地方传奇。“他长期生活于乡镇之外的乡野，但也已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用汉语交流、书写，但作为母语的藏语，仍是他走出城镇之外的日常口语。他吸收异民族的文化养分，但藏族民间传承，它的思维、感受方式仍是他的根基。他进入叙事写作，但早期诗歌写作的经验也加入期间。从不同语言、文化、文类之间，他发现心灵、想象、表达上的异同，‘边缘身份和经验的体认，显然有助于感受和意义空间的开掘、拓展。因而，《尘埃落定》不仅是对特殊、诡异的风情习俗的展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阿来具有藏人身份，具有独特的“西部经验”，阿来的写作当然隐秘地受惠于这些“地方性知识”，但他却始终没有囿于“地方性知识”内部，而是把书写放在地方性和现代性的交汇处，他的写作游牧于地方性和共同体相遇的地方。阿来出版于2019年的《云中记》同样将“地方性知识”的使用置于对共同体精神难题的求索中。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只能交给时间，但《云中记》却罕见地一出来就具有了公认的“经典品相”，这很大原因在于阿来以卓越的文学和思想品质处理了“汶川地震”这一重大题材，从一个社会创伤议题出发却直抵作为共同体的当代中国的共同精神难题。《云中记》故事并不复杂：汶川地震中云中村遭遇灾难，幸存者不仅要面对地震夺走亲人生命或自身完整身体这一事实，还要面对地理裂痕使云中村不能居住，全村必须整体迁徙这一现实。在云中村整体搬迁五年之后，云中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祭师阿巴无法抑止内心对于故乡亡灵的牵挂，重回云中村“履职”。小说以阿巴回到云中村的时间为线索和结构，从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写到第六月，最后阿巴随着云中村一起从山上滑下悬崖峡谷，成了用生命守望故乡和亡灵的真正“祭师”。《云中记》的题材当然同样可以放在藏区地方性知识视野中来处理，但我们会发现，阿来并未过多地调动藏区的文化和语言资源。作品令人动容之处，不在于写阿巴及其祭仪中的独特地方性，恰恰在于将这种地方性与共同体普遍的精神渴求有效地关联了起来。

《云中记》表层是关于“灾难”，中层涉及了“死亡与创伤”，深层则关乎“安抚死而思考生”的生命尊严问题。《云中记》是一部尊亡灵的作品，更是一部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作品。小说中，阿巴对震后一同移民的老乡说，你们是照顾生者的人，而我是照顾死者的人，这展示的正是一种对待亡灵的郑重态度。他不惜只身返回即将坠入峡谷的云中村去为故乡的亡灵一一举行祭仪，并最终固执地与云中村一同消逝，更以一种偏执的姿态凸显了对亡灵世界的守护。当然，如果《云中记》仅止于此，那它不过是书写了一个为古老文化认同殉葬的悲情故事，并无多少当代启示。《云中记》真正的当代意义在于：它通过阿巴的“偏执”对日益祛魅以至精神无枝可栖的现代世界提出了郑重的提醒。小说中，阿巴执拗地重建死亡的祭仪，其实是以个人艰巨的努力去直面现代社会由于死亡文化匮乏导致的巨大精神焦虑和皈依性难题。

從唯物主义角度看，亡灵的世界显然并不存在。但人类历史上为何有如此强大的亡灵文化？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将死亡视为生命绝对的结束，这是作为有死者的人类无法承受之重。因此，亡灵所勾连的彼岸世界便为现世提供了道德约束和精神皈依。人类的信仰系统发明了一整套祭祀仪式，正是人类托付自身存在的象征秩序。问题在于，正如波德里亚已经指出的，现代世界已失去与死亡进行“象征交换”的文化程序，因此死亡也因而成为一件现代个体心灵史上的恐怖事件。

现代社会一方面以科学展示了对死亡的傲慢，另一方面又把无数现代个体推入了不知如何面对死亡的惶然和恐惧中。过度强调生理死亡的不可逆性，无情地斩断了生与死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死亡便成为一种生命的亏损，一个绝对的负值。这种现代的死亡观念导致了死越来越被潦草而简慢地对待，而个体又陷入了面对死亡越来越浩大的恐惧深渊。循着这个视角来看祭师阿巴，他便不是“现代科学”视野中执守于一种落伍文化的愚痴者，而是切中了现代性精神难题的觉者和勇者。

阿来一直是深具自觉现代性意识的作家，这种意识兼具了思想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这使他的所有“地方性知识”都具备了跟“普遍性”历史进程的可交往性。他深深地意识到云中村并非自闭自足的世外桃源，现代化已经将云中村深深地镶嵌和裹挟进去：电灯、电视和轰隆作响的机器等现代器物都成为云中村基本的生活现实。器物的现代也伴随着文化和人心的“现代”：世代相传的祭仪变成了“非物质文化”，祭师阿巴成了必须接受人类学教授培训的“非遗传承人”——一套现代化的民俗知识正在取代古老世界隐秘流传的文化程序。阿来直面并对这种“现代”提出了疑问，因为这套现代知识并没有安置好死亡和人心。因此，小说中，阿巴看似决绝，但他其实也处在不断寻找和确认身份的过程中。他不是像历代祭师那样从先辈那里天然地接过了“祭师”的身份，他经由“非遗传承人”的激发，“一个人”走向了对“祭师”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是经历了现代祛魅之后的重新复魅，因而便有了与“反思现代性”强烈的同构意味。阿巴不是在一套世代相传的“地方性知识”中抵达对死的敬重，他不是按部就班地接过一个古老的遗训，他为亡灵、为神山也为自己重建的那套浩大的祭仪于是便有了原发的“发明”性质，它看似顺流而下、赓续传统，实则横空出世、凝视当代，深植于当代性的焦虑和难题之中。他殉葬于故乡，不是一个被古老文化锁定而不能自拔的悲剧，而是具有鲜明当代启示的精神事件。

不妨说，阿来之所以重要，源于他对于当代性精神难题的启示，源于他对破解“地方性知识”和“总体性思想”之间复杂纠结的探索。本期邀请青年评论家来颖燕参与讨论，她对阿来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尘埃落定》和《云中记》有着深入而独到的解读，揭橥了阿来文学世界的很多内在秘密，她的阐释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