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夏目漱石思想的异同

2020-08-25 09:44:25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3期

李佳炎

摘要:周作人留学日本时接触到夏目漱石的作品,回国后将其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周作人从一个积极的战士转变成为闲适的读书人,夏目漱石的“余裕”“低徊趣味”论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周作人的创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且作为当时两国最具见地、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们都提出了各自有所异同的“个人主义”。

关键词:余裕;片面理解;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I313.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3007605

一、夏目漱石与周作人的渊源

夏目漱石(1867—1916)出生在一个走向没落的富裕家庭,父亲是当地一名很小的官吏,生他时母亲已经是高龄产妇。夏目漱石的出生并没有给家族带来欣喜,他是不被期待的存在。甫一出生便被父母寄养在一个商贩家里,不久后回到本家,但很快又被过继给新宿名主做养子,并改姓。由于养父母离婚,十岁的时候与养母一同被亲生父母收留,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在他十五岁那年立志以文学为事业,但是一直不受父兄喜爱的他,这个梦想遭到了劝阻。

他二十二岁改回本姓夏目,二十三岁结识正冈子规等同学,并为自己起名漱石。期间他的家庭遭遇变故、自身身体受损,患神经衰弱症。直到二十九岁与妻子相识,并开始在俳句文坛崭露头角。结果婚后生活出乎双方的意料,夫妻不同的个性使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夏目有家暴行为。1900年,夏目漱石奉命留学英国,并在途中于巴黎停留一周,参观当地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这段时间的见闻加之在英国的日子让他认识到两个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看到日本的渺小与落后,而且自己一如既往的贫穷,这些无法摆脱的现状加剧了他的神经衰弱症。他说:“我在英国绅士之间,犹如一匹与狼群为伍的尨犬。”[1]而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日本以小胜大,自认为日本已经跨入强国之列,整个社会处于浮躁的状态之中。夏目漱石在英国时神经衰弱日趋严重,甚至日本国内谣传他发疯的消息。回国后的第三年——1905年他开始陆续在《杜鹃》杂志上发表小说《我是猫》,深受读者好评。用20个月发表完《我是猫》之后(1905年1月—1906年8月),紧接着在《新小说》发表《草枕》。次年夏目漱石辞去所有教职,进入朝日新闻社,出版由他在英国时候的笔记、在大学里文学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文學论》。这以后他陆续出版了《少爷》(1906年4月)、《草枕》(1906年9月)、《坑夫》(1908年1-4月)、《三四郎》(1908年9-12月)、《心》(1914年4-8月)等作品。

1906年9月周作人到达日本东京,与鲁迅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看到鲁迅陆续买回来的单行本《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他在给张我军翻译的夏目漱石的《〈文学论〉译本序》中说:“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我读日本书也可以说从夏目起手。”[2]45那时候他喜欢夏目漱石的文章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自己“从前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2]45,就是在读夏目的小说,他最喜欢读的就是《我是猫》,并且总劝学习日语的朋友也读夏目的书,因为他看到小说里描写了日本社会、日本学生生活,读了可以长见识。本来周作人常阅读《读卖新闻》,也因为后来《朝日新闻》连载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而改订《朝日新闻》,这是周作人接触明治时代文学的开端。到了1911年,周作人回国后依然关注着夏目漱石。根据卜晓镭整理周作人已出版的日记,我们看到周作人九次购买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一次购入《漱石俳句研究》,其余提到漱石的部分也散落在方方面面[3]。

夏目漱石在日本地位非常之高,将这位日本“国民大作家”介绍到中国的便是周作人。

二、夏目漱石余裕论对周作人的影响

作为夏目漱石的忠实读者和首位介绍者,周作人势必会受到夏目漱石一定程度的影响。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这次演讲中他主要介绍了日本小说的各个派别以及代表人物,介绍到夏目漱石时周作人说:“这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中,最有名的,是夏日漱石。他所主张的是‘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4]305并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亦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之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或观察之,亦余裕也。或玩味之,亦余裕也。”[4]305周作人说这是“高滨虚子做了一部短篇集,名曰《鸡头》(即鸡冠花),漱石作序”[4]305。

这一次演讲中的引用周作人有所省略,省略的部分分别是夏目漱石对“触着”的解释:

不必说,所谓触与不触,字义也极暧昧,而且我所用的也就是照时间一般人所用着的笼统的意味,所以对于这名词,我不能负什么责任的。因为想依照有些人所用着的意味,而说不触的小说,是顶容易理解,所以虽则暧昧,也特地借用了这字面。因此就把字的定义,作为大家已经有了默契。[5]206及针对“没有余裕”举的例子:

在小田原有风暴时,村上的渔船有二三只在海面,无论怎样不能动过了榔头回到岸边来。全村的人,都到海滩上来,举了火,一眼不瞬间地看着在波浪中上下的船。从此地拿到绳,越过了浪头,透支到那边的穿上,使得能拉着了绳回到陆上来,是他们的目的。不过这样的目的不能达到,从晚来到次日下午的三点钟,全村的人都在海滨上,伫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在这长时间之中,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吃什么点心过的。到了这程度便是连行屎走尿都不做了,是无余裕的极端,是大大的触到了。[5]207

而低徊趣味则是余裕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趣味。是在一件事上流连忘返、徘徊不去,反复思考和欣赏它。没有余裕的人是难有心情与时间做这样的事的。

作为最初的介绍文字,从周作人的引用来看,夏目漱石“余裕”的观点指写文章应避开社会上现实的问题、牵动人心的事件,而是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并且從容不迫地书写。“自然派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同由来。”[4]306

1921—1923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这本翻译作品集中一共介绍了十五位日本作家,包括森鸥外、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等,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挂幅》与《克莱克先生》两篇,并在序中再次介绍夏目漱石的文学主张,除了与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几乎相同的部分,另外补充翻译了“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6]这样一句话。这一次的介绍虽然和最初对夏目漱石文艺理论介绍的简洁程度相差无几,但是这句话可以体现出夏目漱石文学观与人生观交集的部分。夏目漱石认为触着的、无余裕的小说将生死放在人生的首位,但无论生死其实都只是大梦一场,太执着于生死的问题,使人看到的世界过于单薄,令自己难以呼吸也不许别人喘口气。可是世界是无限广阔的,有些事比生死更重要。

周作人的许多作品都透露着一种有余裕的低徊趣味,例如写于1923的《寻路的人》:“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7]441924年出版的《雨天的书》中收录的《北京的茶食》:“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8]52《喝茶》中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8]54。

周作人的这一类文章,着眼于日常生活,渴望平淡人生,从点滴中获得生活的智慧,不乏对人生的思考。从“人的文学”退回至“自己的园地”,他更加关注于闲适的趣味或者是文学批评,至于文艺创作是为了表现艺术还是需要担负改造社会的职责,对他来说不甚重要,重要的是文艺要表现自我,是体现个人的载体。

1928年周作人发表《闭户读书论》,表明自己的读书与救国无关,要专门读些史书去了[9]115。之后1929年在《〈永日集〉序》中说:“至于时事现在绝不谈了。”[9]2周作人的退避和对世事屡屡失望,使他愈发不触着,十分贴近存在于他的介绍中的夏目漱石余裕论,但与夏目漱石自己所阐释的余裕论还是有所偏差的。

前文有叙余裕论是夏目漱石给高滨虚子文集《鸡冠花》写的序中提出的。在这篇序中,他提出与当时风行的自然派之非余裕文学相反的余裕文学,但同时也强调这两种风格都是文学,都有阅读的价值,没有谁高谁低,更没有哪一种应该被抛弃。虽然不触着的小说相比之下的确浅薄些,但是浅薄不代表没有价值,提出余裕文学的观点是希望纠正日本文坛的偏颇之风,希望人们的眼界可以放宽,心灵得到解放。他将两种文风形容成深浅不同的颜色“此处所谓深浅,是和颜色的浓淡厚薄一般意思,没有人说出因为浓厚所以是上等,薄淡所以下等的评价,所以作品的高下不能用这来评定”[5]208。不仅如此,就在此序写后不久,他在写给铃木三重吉的信中说:“美的生活,诗人般的生活,就生活的意义来说,那不过是几分之一,是微小的一部分。……在现今的世界,想要达到善美之境,无论如何也必须有易卜生式的人物出现。”[10]31这正说明夏目漱石非常清楚地知道,单纯的余裕不可能代表全部人生,实现一个文学家的理想终究还是要勇于面对现实。

另外对于低徊的定义也不只是流连于什么景色,徘徊于什么滋味,在发表《鸡冠花〈序〉》的次年,1908年夏目漱石在《矿工的构想及自然派传奇派的交涉》中说道:“比起事件的进展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时间的真相。”[11]93“如果事件的真相就在B那里的话,就能在B上感受到一种低徊的趣味。”[11]93夏目漱石所说的低徊的趣味是徘徊于值得推敲的事上,不急于向前发展,透过事件找到真相,看到本质,才是真正值得投入时间精力的事。同样,他提出的以上观点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周作人曾说夏目漱石是他一直以来喜欢的作家,最爱读的是那部处女座《我是猫》[12]。小说名为《我是猫》,叙述者是一只自大的猫,但通篇看到的是出现在它生活中的人们。作者借猫之眼,呈现出人间百态——有它清贫迂腐的男主人苦沙弥,喜好捉弄人的美学家迷亭,书呆子寒月,人云亦云的诗人东风,对西方盲目崇拜的实业家们……潦倒的众生相。无所事事的猫整日嘲笑他们出的洋相,露出的丑态。听了猫的讲述,深感人的世界多么荒唐可笑。以猫为叙述者,第一可以带领读者跳出惯有的思维,从一个陌生的角度观照人的世界;第二,猫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地方,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居高临下,它全知全能。《我是猫》通篇下来,没有十分重要的情节,或者是人们之间大段的对话,或者是猫发出的牢骚,读起来常常使人发笑,可以说十分之余裕,但是读过之后发现,笑的尽是不可笑之事,作者说的是需要被揭露的社会现状,让读者在小说中看到读者自己的影子。夏目漱石是在以这种余裕的方式书写着对社会的批判这种不余裕的内容。

另外一篇《哥儿》[13]的文风也大致相似。首先小说也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我”是一个异常耿直的青年人,嫉恶如仇惩恶扬善,绝不随波逐流,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任教的中学总与人发生摩擦、为他人抱不平,对于谄媚、阿谀奉承之人给予犀利的讽刺并与其进行激烈的斗争。同样是语言幽默且没有十分紧张重要的情节,以主人公的纯粹和其他人的世俗形成鲜明对比。《哥儿》也是用“余裕”的态度在进行着“非余裕”斗争,以寸铁杀人,对社会现实发出举重若轻的批判。

平冈敏夫评价夏目漱石“绝不会把文学当做隐遁的、逃避的闲事来做,而是倾其全部精神、极其认真地去写作”[11]93,所以周作人對夏目漱石余裕理论的理解是片面的,只接受符合自己恬淡平和美学趣味的那一个方面。

三、周作人与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异同

(一)周作人的个人主义

周作人讲要重视自我,但是要“利己而又利他”[4]31,因为他看到“利他即是利己”[4]31,以此阐述人类的命运是一个共同体。所以若想拥有人的理想生活,便需从自身做起,在确保“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4]32,认识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之后,继续追求自我完善,人人如此则全人类得以完善。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1918年周作人发出的声音。

他所追求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人能建立起对自我的认同,承认人的本能,顺应自然的生活,从而认识到人性的美好。封建传统道德对人的本能欲望的禁锢,是强者对弱者的野蛮干涉,无情毁灭,使得人不像人,剥夺着人追求灵与肉和谐统一的权利,背离了他推崇的“人间本位主义”。

周作人的个人主义首先指向的是旧文学,这种非人的文学。他认为文学作品有所区别不是因为书写方式或者书写内容的不同而被区分为人的文学或者非人的文学,归其根底在于作者对“人”的认识,对“人”的态度的不同,也表现出作者本身是否构建正确的自我认同。渴望人的理想生活的作家如莫泊桑、库普林等,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怀着同情和批判,对这样的人间感到悲哀和愤怒。而饱受非人的道德教育摧残的中国人,却很难认识到这些礼教“吃人”,安于非人生活的中国作家是有些“事不关己”的,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开展嘲弄,书写游戏的文学。在礼法制度下生长起来的中国人,几乎做不出健康的文学,尤其到了明清时代吏治十分黑暗,道家、理学对人性的控制和压迫愈发加重。对于旧社会的遗留一味继承以及不断加码,使中国人始终处在君父魔仙的影子之中,所以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人未曾触及属于自己的灵魂。对礼法的遵从使中国对“人”的发现晚于欧洲近5个世纪。有写作能力的人尚不能看到个人主义的价值,普罗大众更是难逃泥潭。

虽然周作人对前人的著作文章是批判的,但同时他也将这些作品放至其所处时代来分析。不脱离时代背景去看,著者和著作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是不符合周作人所处时代的要求。

(二)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

夏目漱石讲要“自我本位”[14],但是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独立,即便互相的观点有冲突,也不要妨碍各自选择的自由,更不必妥协于他人。即发展自我个性的同时,还兼顾他人个性发展的自由,利己而不害他。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夏目漱石不再茫然自失,开始变得强大自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愈发感到自我与他人之间互不妨碍的相处模式的必要性。他告诫有钱力和有权力的人,在有影响他人力量的情况下,千万要避免影响的发生,否则将会“发生严重的危险”[14]。只享受权利,而不能尽到相应的义务、担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这样的个性没有必要得到发展的。

前文提到,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社会极为浮躁。其实在明治维新前后,就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当时的日本对西方文化大力吸收,呈现出“唯西方是从”的局面,只要是来自西方的就接纳。这使日本社会陷入浮躁无根的状态。在英国留学的夏目漱石身处西方,看到了西方存在的种种弊端,他们并不同于日本国内想象的那样是明亮的灯塔。夏目漱石原本对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不认同感。他所学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学了很久、读了许多书也始终弄不懂什么是文学,觉得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终于连为什么要读书也弄不清楚了。不甘于这种现状,他努力冲破,终于意识到,文学是一门带有强烈个人意识的学科,非常主观,只有依靠自我的力量才能得以自救,即“自我本位”;而自己长久以来的痛苦就来自随波逐流,他人本位。由小及大地推向整个日本社会,只有依靠日本自己的力量,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夏目漱石虽然不喜欢英国,但他对英国文明程度之高还是非常赞叹的,尤其是英国人热爱自己的自由并尊重他人的自由这一点。一个国家呈现出的整体面貌一定是国民生存状态的反映,所以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被忽视的。

(三)两种个人主义的异同

第一,不难看出,无论是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还是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在追求自由的同时,还都着重强调了“他人”,重视自己的同时也重视他人的发展,因为人类的利益是共同的。尤其是夏目漱石反复强调坚决抵制利己主义。 在他的小说《少爷》《三四郎》中刻画了两个绝不随波逐流、自我意识觉醒的青年人,后来的小说《心》的主人公,也因为曾经利己的行为而饱受精神上的折磨,最终走向自杀的恐怖之路。第二,两位作家提出以上观点都是在留学归国之后,对两种思想引导的国家生活有过切实体会。第三,他们都反对一味地接受,反对全盘吸收已有的观念,同时又不对其全部排斥,并且辩证地看待古与今、彼与此的关系。

二者之间也有许多不同点,第一,理论来源不同。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受到日本白桦派巨大的影响,同时继承了墨家兼爱的观点。夏目漱石则是在西方留学,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又结合现实情况得出的结论。第二,周作人反对的是对传统思想的盲从,希望可以用先进的西方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夏目漱石则是要树立“民族自信心”,反对对西方思想的盲目模仿,而是依照自身情况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强国之路。第三,他们的落脚点有着微妙的不同。周作人主要是鼓励自我的建立,先要认识个人的价值,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因为不知自爱则更不能做到爱他人;夏目漱石更多在强调自我的建立对他人的影响,时刻警惕自我本位主义成为利己主义,当然日后他们的“个人主义”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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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夏目漱石,陈德文.哥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4]夏目漱石,李正伦,李华译.十夜之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1-139.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oughts Between

Zhou Zuoren and Natsume Souseki

LI Jia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10083,China)

Abstract:Zhou Zuoren was exposed to Natsume Sosekis work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Japan.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introduced Natsumes literary theory to the Chinese. Natsume Sosekis theory of“Yuyu”and“Dihui Quwei”had a great impact on him, and Zhou Zuoren went from a fighter to a leisurely scholar, which was fully reflected in Zhou Zuorens proses.As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influential writer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y all put forward their own“Individualism”which differs from each other.

Key words:  Yuyu;oneside understanding;Individualism

编辑:邹蕊第28卷第3期2020年5月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Vol.28No.3May,2020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20.03.014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翟康:国外二语词汇习得中的间隔效应研究: 焦点与展望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输出频次和间隔效应影响下的二语词汇习得微变化模式研究”(18YJC740136)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翟康(1984-),男,安徽宿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