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劭《人物志》“英雄”的审美形态

2020-08-25 09:44:25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3期

包亚峰

摘要:《人物志》专门用一章论述“英雄”,“英雄”的内涵因此得以确立,汉末至魏初是“英雄”审美形态成型的关键时期,刘劭用阴阳二气的二分法,结合人物审美的自觉性与政治性,使“英雄”的审美形态更加明确和具有价值导向。就美学发展而言,“英雄”的审美形态是对汉代美学的继承,刘劭用“壮美”衔接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美学主题。刘劭对“英雄”审美形态的开拓,导向了魏晋后期人物审美中壮美与俊美的衍生,对后世人物品评中的形神与价值相关联的审美品鉴风气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刘劭;人物志;英雄;审美形态;壮美;俊美

中图分类号: B83-09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3010205

汉代实行的选官形式,如“察举征辟”“贤良方正”等。一方面形成官方意识形态下的一股人物品评风气,以人物“德”“才”为品评核心;另一方面形成民间话语下的一股人物品评风气,以人物“材”“名”为品评核心,这两股风气相互影响,彼此交融,最终形成了清谈的时代审美风尚,“清谈的发生正是以品评人物为主要内容的”[1]14。汉代以降,在明目繁多的人物品评言说中,刘劭的《人物志》最具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人物志》也是上承两汉下启魏晋学术思潮的产物。人物品评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即“开启了人物审美的自觉时代”,故宗白华曾称赞“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2]210,尽管宗白华的观点有些绝对,但汉末人物品评对中国美学思潮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在人物审美的自觉时代,“英雄”内涵的确定,“英雄”审美形态的发展,是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从近些年研究成果来看,已有学者对我国传统的“英雄”内涵和维度作了界定,认为“英雄”内涵是“人崇高的超越精神”,“英雄”分为“审美与欲望”“审美与政治”“审美与道德”三个维度[3]32。但是这种观点不太符合中国古典美学视阈下的“英雄”审美形态,本文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英雄”审美形态成型于汉末至魏初,是以刘劭《人物志》为理论大成,刘劭明确提出“英雄”的内涵是阴阳二气下的聪明之气与胆力之气的综合,“英雄”审美形态分为三个维度,审美与自觉、审美与政治、审美与价值。刘劭《人物志》“英雄”审美形态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理论价值,其一是理解两汉至魏代人物审美风气衍变背后的美学思潮特征,其二是把握“英雄”内涵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英雄的審美形态与人的自觉

据考证在先秦时期,“英”与“雄”分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还没有衍生为一组评判性的新词,“英雄”一词最早见于汉代,而“英雄”概念的生成颇为漫长[4]184-188。《说文解字》解释“英”为“英,艹荣而不实者,一曰黄英”[5]16,“雄”为“雄,鸟父也”[5]71,先秦到汉代,人物审美评鉴时鲜用“英”或“雄”,两者局限于指称貌美植物和雄性动物。在班彪《王命论》中能发现“英雄”基本内涵,“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英雄诚知觉痞,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凯觑”[6]4211-2412,虽然班彪出于政治教化目的在行文中极尽劝谏之词,对高祖的赞誉过度甚至“超人化”,但是可以推论出,西汉末至东汉初,“英雄”已经组合为评判之词,具有“力”“识”“明”基本内涵。就发展脉络而言,“英雄”的内涵是由“帝王”演变而来,“英雄”吸收了帝王符号化概念中的勇武、明仁、智慧,剔除了神力、伦理、感知,逐步摆脱汉代天人感应下的模糊性转向“人”觉醒下的确定性。

王粲《英雄记》认为,“英雄”兼备“善”“恶”人格,“英雄”是汉末各类人才的代称[7]74-79。可知汉末时“英雄”的内涵已经初具雏形,以人的“才能”为出发点,突出“人”的个性。

魏代刘劭《人物志》明确了“英雄”概念逻辑路径和基本内涵: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8]115

刘劭认为,草木中精秀者为英,野兽中杰出者为雄,这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逻辑关系,由《人物志》宇宙本源到人之本体的逻辑路径可知,英与雄是自然气化的两种表述,“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8]63,天地万物的本源都是由“元一”气化而来,自然界中的英与雄由天地间阴阳二气差异变化而成,“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8]13。对人而言具有“茂异”的才干,而“茂异”的原因就是阴阳二气与五行之气的比例偏颇,阴阳二气决定人之性,尚文且崇武之性用“英雄”代称。刘劭进一步指出“英”内涵为“聪明秀出谓之英”,“雄”内涵为“胆力过人谓之雄”,同时刘劭认为英与雄的关系是相对的,即“互相须”,英之聪明之气和雄之胆力之气互相需要且相对独立,单独的英之聪明之气或者雄之胆力之气主导的人都是偏才,“英雄”是“英”与“雄”二气各取精华然后综合而成。由此可知英雄概念的标准,不再以两汉儒家纲常伦理的道德观为标准,刘劭自觉摒弃帝王“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以人的才性立论,审美中心自觉转向“人”。

刘劭在明确英雄基本内涵的同时,也肯定了两种气禀的人才,其一“英”气之才,其二“雄”气之才,这两类气禀的人都是偏才“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8]29。刘劭对偏才的肯定是对个体才能差异性的认可。“英”与“雄”的才性品鉴是《人物志》“气”的品评体系的延展。刘劭认为,“英”之“聪明”之气源于“阴阳二气”,故有“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阴阳二气加上清和的状态就是“英”的气禀,“英”之才具备心质“中睿”且形貌“外明”,内心聪明外表俊秀就是“聪明秀出谓之英”。由此可知,“英”不仅具备聪明的才性,而且在人物审美上具备“和”的形态,“和”是汉代“天人合一”整体哲学观下,审美观念由“天人之和”伦理之美转向“自然之和”人情之美,此时“和”与“气”熔铸为“清和”一词,用来品评“人”与“自然”气化谐和的状态;同理“雄”之“胆力”之气也源于“阴阳二气”,“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绝也”[8]18。阴阳二气的基础上个体受到五行之金的影响,具有金气主导下的“筋劲”力度和勇敢的胆气。五行之金也主秋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9]10,“秋,怒气也,故杀”,汉代哲学观认为秋是肃杀之季,秋木零落,生命轮转,因此形成文学创作和文论中“悲秋”的传统,筋劲且勇敢就是“胆力过人为之雄”。由此可知,“雄”不仅具备“筋劲”的才性,而且在人物审美上具备“壮美”的形态。首先“壮美”与汉代的美学倾向关系密切,西汉乐论、音乐中对“悲情”的偏向转化为东汉乐论、音乐赋“以悲为美”的时代美学主题,正如学者所言:“汉代乐论参与构建了‘以悲为美的时代美学主题,在历史的角度,它影响了魏晋时期的美学走向。”[10]191-192其次,“壮美”与时代有关,动乱造就了悲壮的时代,自东汉末年以来天下大乱,战祸频繁,“胆力过人”的偏才在经学崩塌的时代力挽狂澜,各尽其能,以往对这些偏才的品评之词因缺少特有时代历史背景的定位,略显不足,因此刘劭用胆气和“以悲为美”的时代美学主题衔接,发展了人物品评中的壮美领域,“雄”的历史新意成为时代必然。因此,“英”与“雄”的内涵不仅突出了“人”的才性,而且吸收了汉末“人的自觉”的美学思潮,英雄一词的美学形态也更加明晰。

二、英雄的审美形态与政治理念

刘劭由汉入魏,历事魏武帝、文帝、明帝、齐王四朝,刘劭在政治理论上建树颇丰,其政治理念具有鲜明的“理想性”特点。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8]92

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8]95

刘劭认为要发挥人才的秉性,因为偏才是“一味之美”。偏才在相关的官职上能发挥才性,而在治理国家层面就显得才性不足,为何呢?刘劭借用“味”这个美学概念,生动地阐释出偏才“一味之美”适合于和其他五味进行调和,而国家的政事需要无味之才把五味进行调配。国家的习俗教化复杂,民众的秉性各异,而不同官员才性不同,所以政事就有得失,因此各才性之人应得到恰当的调配。刘劭认为要发挥君主“无味”调配功能,臣子分担进谏、实干、建功等功能,君主进行采纳、赏罚、用人等。君与臣的功能不同,故君主是驾驭多种人才的协调者,从历史角度出发,东汉桓、灵两次“党锢之祸”,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加速瓦解了刘秀重新构建的儒家“天命”“道德”体系,因此处于封建文化和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圣贤”“君主”广泛的功能遭到质疑和削弱,从而刘劭突出了君主的政治实用功能,刘劭用“无味”来概括君主的功能,更具人物品评审美功效。

以上关于才性、功能的论述,体现刘劭以人才为核心的政治理念,这个理念是刘劭对曹操“求贤令”的响应,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曾于公元210年、公元214年、公元217年,三次发出“求贤令”,《人物志》成书于公元227年至公元239年间[11]87,刘劭不仅支持“唯才是举”的政治主张而且从理论层面肯定才性的合理性,给“才”和“德”重新定位,確定出“才”先于“德”。刘劭作为魏代大儒其政治理念具有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想性特点,这是刘劭吸收老子的“虚”“无”思想,“它合虚无名分于一身,将道之平淡、儒之中庸作为知人认官之本”[12]250。故刘劭认为君主的功能是以“无”为大,遵从人才秉性,唯有“不争”才能调控好人才,正如《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3]150刘劭在魏代身居要职,博识而且很有文采,《文心雕龙》称赞刘劭的赋为“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14]342“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14]428,刘劭的文采也体现在《人物志》的行文中,《人物志》不但详尽缜密地阐明了刘劭“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天公既成,则并受名誉”[8]3的理想性政治,而且在自然平淡的行文中反映出“援道入儒”的美学倾向,用“平淡”“无味”对人才进行审美品评,如于民先生言:“那么《人物志》则于儒家作为统治思想的动摇瓦解之时,鲜明地反映出儒家对道(以及法、阴阳)等的吸收,表现了从汉末到魏晋时审美重点转变的过渡性。”[12]249因此刘劭的政治理想性和人物审美出现了交叉,即英雄的审美形态,这也是顺应汉末政治的审美期待。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足智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8]116-117

英雄在审美形态上与“英”之气禀、“雄”之气禀的人才有辩证的审美关系,“英”具备“聪明”之气而缺乏“胆力”之气的话,那么“英”才的主张就不能实行;“雄”具备“胆力”之气而缺乏“聪明”之气的话,那么“雄”才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因此,英才凭借天资谋划,用其智识预测,还需要雄才的胆气去实施。雄才凭借武力服众,用其勇气排难,还需要英才的智谋来完善,这样英才和雄才能更好地各自发挥其功效。接着刘劭列出了审美形态上不足的表现,即“坐论”“循常”“力人”“先登”四种。刘劭认为,“坐论”之人虽然具备聪慧的天资,但是智识变化的能力不足,只能用来论道而不能办事;“循常”之人虽然天资聪慧且能够智识先机,但是缺乏勇猛的胆气去实践,只能做常规之事而不能来谋略变革的大事;“力人”之才虽然力量超群,但是缺乏行动的勇气,只能来做大力士而不能做先锋;“先登”之人虽然力量超群且有行动的勇气,但是缺乏谋断智慧,只能来做先锋而不能做将帅。因此,刘劭辩证地认为英雄在审美形态或以“英”之气禀为主,或者以“雄”之气禀为主,或者两种气禀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正如以“英”之气禀为主的张良“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以“雄”之气禀为主的韩信“气力过人,勇能行之,足智断事,乃可以为雄”,“体分不同,以多为目,英雄异名”不同个体的差异,以突出的气禀为表现,故刘劭认为英雄只是对具有不同气禀济世人才的概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劭认为“目”是人气禀表现的窗口,是其独创用“征神见目”的审美品评方法来审视英雄。综合可知,刘劭对英雄的审美期待是,具有政治理想性,兼具英才气禀和雄才气禀,高级形态为达到英之“气”和“雄”之气的中和平衡状态,这也是人物审美的原则,故英雄审美形态为“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三、英雄审美形态与美学价值

汉末豪俊并起,君主和能臣的关系出现错位,群雄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当时理论上对“英雄”的审美评判各有千秋,因此刘劭的英雄审美形态更具价值导向性。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8]119-120

刘劭认为君主是属于英雄气禀的一类,君主为英、雄两种气禀达到某种和谐状态,如“英”是以英之气禀为主,英之气可以多于雄之气,但是英之气不能少,缺少英之气就无法吸引英之气禀的人才,智者就会离开他的“英分少,则智者去之”。项羽的失败可以说与其英之气太弱,无法驾驭英才有很大关系,因为项羽具备英雄的气禀,气力盖世、随机应变,但是不能采用奇谋,虽然有一个智囊范增但是不能使用,所以类似陈平一类的英才都逃离他而归顺刘邦。刘邦以英之气禀为主,兼有雄之气,“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调配两种气禀的人才,所以刘邦“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那么可知英雄气禀的多少是决定是否取胜的数量关键。刘劭引用刘邦和项羽的例子,表面上看是以提倡英雄的气禀应以兼济为原则,即出于政治功利性目的,避免只有英之气禀无法使雄才服膺或者只有雄之气禀无法使智者归顺的用人误区“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深层次实际是突出中庸之道的审美原则,由建立功业上升到对人物中和之美的提倡“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

刘劭英雄的审美形态具有两方面的价值导向,其一为,符合社会现实需求,具备匡扶危世的价值导向,即刘劭认为英雄要能够役使英与雄,进而建立大业,正如汤用彤先生语“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明目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要英雄”[15]200;其二为,符合人物审美发展,具有中庸的美学价值导向,中庸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儒家认为圣人能够知人善任,则是因为以中庸之德为原则,刘劭借用老子“虚”“无”美学思想来重新阐释中庸“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说,而刘劭乃以老氏学解释之”[15]211,确定了中和的人物审美原则,正如刘劭所言“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8]15,英雄就是各种气禀中和后的人才。“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变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万节”[8]33。刘劭认为,中庸之德没有确定的名称,具备咸却没有盐味,平淡却不是没有味道,质朴却不是没有纹饰,有文采却不是繁丽,能够恩威并用,适时变化没有常规,以通达为限度,显然英雄不仅突出了中庸“变化无方,以达万节”的才能而且具备中庸“平淡、质朴、文采”等中和的审美原则,故刘劭认为英雄是具备中庸之美的主德者“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8]56,所以刘劭英雄的审美形态突出了中庸的审美价值。诚如牟宗三先生言:“《人物志》开不出超越领域与成德之学,故顺才性观人,其极为论英雄,而不在论圣贤。顺才性一路人,对于英雄为恰当相应者……故才性观人,于英雄为顺也……故其提到中庸、中和、圣人,亦只是顺才性一向,而置定一最高之标准而已。然对于英雄、则以专篇论之。”[16]53此后中庸的美学价值主要偏向于道家“虚”“无”“平淡”等领域,追求人物的形神兼备,社会价值意味渐淡,人物的情味渐浓,从而刘劭《人物志》英雄的审美形态主要衍生了壮美和俊美的美学倾向,“王大将军年少时……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17]260,“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17]262,对王敦和桓温的描述可知《世说新语》中的“雄”已频繁用于人物审美,突出的是人物的壮美,这是承接《人物志》“英雄”的审美形态,发展到此时壮美的内涵为,“雄”之气禀的形神统一、具有情感倾向、给人精神力量,“雄、豪、伟、爽”等词都具备壮美新意;“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17]32,“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17]36,同理可知《世说新语》中的“英”,突出的是人物的俊美,这也是承接《人物志》“英雄”的审美形态,发展到此时俊美的内涵为,具备“英”之气禀、征现人的风神英茂、褒扬的情感倾向、给人审美享受,“英、俊、朗、秀”等词都具备俊美新意。

四、结语

刘劭吸收汉代元气哲学观和“以悲为美”美学观构建了系统的英雄审美形态,《人物志》具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和审美倾向。《人物志》“英雄”审美形态是“人”个性觉醒的审美表达,展现出其政治理想性和审美价值,从英雄审美形态的历史脉络看,英雄审美形态发展到晋代,英雄的审美内涵逐渐扩容,英雄的美学价值主要集中在人物品评及审美政治化领域,此后政治审美化逐渐主导了审美政治化,导致英雄的道德属性日益凸显,成为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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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esthetic Form of “Hero” in Liu Shaos Renwu Zhi

BAO Ya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150025,China)

Abstract:By a specialized analysis of “hero”in the first chapter of Liu Shaos Renwu Zhi, the connotation of “hero” was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From the end of Han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Wei Dynasty wa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ero” aesthetic form. Liu Shao used dichotomy of Yin and Yang,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the aesthetic form of “hero” to make its value orientation. As far as aesthetic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the aesthetic form of “hero” is the inheritance of Han Dynasty aesthetics. Liu Shaos exploration of the aesthetic form of “hero” led to the derivation of grandeur and beaut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had an impact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later times when the form and spirit were related to the value.

Key words:  Liu Shao; Renwu Zhi;hero;aesthetic form;grandeur;beauty

编辑:黄航第28卷第3期2020年5月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Vol.28No.3May,2020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20.03.018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沈袁达:苏轼书论思想与现代设计的审美共通性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专题)项目“中国书法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2018SJA2000)系列成果

作者简介:沈袁達(1981-),男,江苏海门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传统艺术理论与现代设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