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理论探索

〔摘要〕在1975年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对整顿实践进行了初步总结和理论提升。他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包括“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出“大政策”，“科学技术叫生产力”。这些理论探索是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

〔关键词〕1975年整顿;邓小平理论;全面整顿;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3-001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专题教学研究”（19JDSZK104）;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新情况及其应对研究”（XSP19YBZ013）;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19A457）

〔作者〕文大山，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邵阳422000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是在初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是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①，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舆论宣传主要被“四人帮”控制，他们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以服务于自己政治夺权的目的。为此，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②，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这就从理论层面阐明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实际上是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酝酿。

为贯彻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975年上半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展开。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然而，“四人帮”歪曲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原意，把学理论运动引向所谓的“反经验主义”，把1975年整顿污蔑为“资本主义复辟”，把抓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影射老干部是不学理论的“经验主义”者，妄图借此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为其不可告人的篡党夺权目的服务。邓小平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的不良居心高度警惕，在适当时机向毛主席报告了“四人帮”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的错误做法，此举得到了毛泽东支持。在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下，“四人帮”不得不收敛。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1975年整顿的组织基础，毛泽东的指示是全面整顿的理论依据。“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把自己不需要的部分砍掉，为所谓的反右倾、反复辟张目，给整顿工作带来极大干扰。化解思想上的混乱随着整顿深入显得越来越迫切。

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多次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才能获得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仅仅抓其中的个别词句、部分篇目是无法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只会歪曲毛泽东思想，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他指出：“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①邓小平与“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某种程度上已经涉及党的思想路线，为后来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因为“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②，不能用领袖人物的个别论断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

二、社会主义“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把发展生产提高到“纲”的高度，从党和国家的大局高度来看待国民经济，认为社会主义“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③，丰富的物质基础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这为党后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一）生产力是区别真干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人民当时的共同心愿，是使党和国家步人正轨的当务之急。1975年全面整顿刚开始，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四化”建设是一个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①。他在3月5日的工业书记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②他肯定抓生产，为“四化”建设而奋斗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是最大的政治。这在当时仍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在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观点。他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③毛泽东的指示为邓小平开展整顿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创造性地把“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项指示也提高到“纲”的高度，对经济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强调经济建设是具有政治高度的大局，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三项指示为纲”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淡化，是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冲击一切、只抓革命不抓生產的极左行为的否定。

邓小平指示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理论上阐明了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文章旗帜鲜明地论述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④的观点。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一段话⑤，借此论证毛泽东也是支持生产力标准的。在此基础上，文件明确提出了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真干革命与假干革命、真干社会主义与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

（二）抓生产不是“唯生产力论”

1975年3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①在这里，邓小平对污蔑整顿是“唯生产力论”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驳，强调发展生产、建设强大物质基础对国家的重要性。1975年5月21日，在国务院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时，邓小平表示搞生产和唯生产力论不能画等号。他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②邓小平公开表示了他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同意见，在1975年6月12日的谈话中他驳斥到：“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③高度重视抓生产和提高生产力，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核心内容，也是整顿取得重大成效的重要原因。

（三）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有清醒的估计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管外事，先后两次出访西方发达国家，对西方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多接触和了解，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认识愈发清醒。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讲，我们国家还很贫穷，人口多，人均收入少，部分县和地区还不如解放初期。1975年2月2日，他在会见冈比亚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时指出：“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小国，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当超级大国。’，④随后在4月1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以及10月初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卡林顿时，邓小平都表示对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总之，邓小平在领导1975年整顿中，把经济建设提高到“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文革”教训的反思，是促进国家转人经济建设轨道的一次努力。此外，他还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片面强调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对地位，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忽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1975年整顿中的探索开始从指导思想上确立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早期尝试。

三、加强党的领导，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如何实现安定团结局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是否矛盾？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进行了认真思考并用整顿实践予以明确回答。他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⑤。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许多党组织瘫痪，无法正常运转，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成为批斗的对象无法开展工作，派性斗争成为常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失去领导核心的危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任务，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①邓小平对党的事业和党的领导的密切关系看得很清楚，而且，随着整顿的深入，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愈发深刻。由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整顿在全面整顿中居核心地位。1975年7月，整顿由经济领域向科技、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全面铺开，党组织对整顿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是否有党组织的领导支持成为整顿的最重要约束因素。

（一）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②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造反派分子占据党的领导岗位，党员干部队伍亟须清理。邓小平非常重视干部的作用，认为领导班子是否坚强有力对贯彻党的路线至关重要。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出席钢铁工业座谈会时明确指出：“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③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他提出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④

面对军队整顿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特别重视军队干部问题，认为建立坚强的军队领导班子尤为重要。在1975年8月3日的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⑤邓小平认为，派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班子没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只有解决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问题，派性问题才能有效解决。因此，整党工作的重点也是干部工作，只有建立敢于碰硬的领导班子，整顿才能见效，这是邓小平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二）坚决反对派性

“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派性斗争则是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一直坚持反对派性。邓小平认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人手。“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①

与派性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前期一些行业和地方迅速提高生产的重要经验。如何解决派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一是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②;二是迅速处理那些利用派性破坏社会秩序、投机倒把的少数坏人;三是切断个别部门内部中央到地方的派性联系，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离。1975年3月5日下发的中央9号文件规定：“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經过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③整顿中，反对派性往往和调整领导班子、整顿党组织结合起来，一大批派性严重分子被清除出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使党组织在整顿工作中更加坚强有力。他还重视发动群众和派性作斗争，让中央文件同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家喻户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④。同时，他大力提倡发扬延安整风时期反对宗派主义的优良作风，反对派性。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安定团结局面，是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这一经验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四项基本原则，使之成为我们党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障。

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出“大政策”

既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那如何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又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思考的又一重要问题。

（一）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第一，对企业管理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受多次政治运动冲击，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陷人混乱，要搞好国民经济首先要恢复生产秩序，调整企业管理体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其一，强调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邓小平认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改变无人负责的现象。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使生产秩序回归正常，是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只有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企业的混乱状况才能改变，才能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二，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1975年8月8日，邓小平在与政研室人员谈话时提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①“工业二十条”规定要建立独立的生产管理机构，这一规定对加强企业的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是新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雏形。

第二，对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借鉴苏联的经济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过于集中的弊端逐步显现。为调动地方参与建设的积极性，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实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把绝大多数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把体制改革工作坚持进行下去”②。在邓小平领导下制订的“工业二十条”对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行了详细论述。文件规定，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应当以地方管理为主。同时，文件强调下放是在中央集中统一基础上的下放：“企业下放，实行分级管理，决不能削弱中央的集中统一”，“无论地方和部门，都要强调全局观念，维护集中统一”。③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

（二）扩大进出口是“大政策”

邓小平认为，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可以缩短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制定“工业二十条”时，邓小平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④此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是加快中国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我国外交局面的新突破为这种引进提供了可能。

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政治压力，把扩大进出口上升为加快工业发展的“大政策”。这个“大政策”的提出，体现了邓小平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的远见卓识。仅三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开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可见，这个“大政策”的提出对后来把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按劳分配原则被当成“资产阶级法权”受到批判。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的偏差导致的“左”倾认识。这种认识脱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实际，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整顿工作向经济领域深入展开。为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把多劳多得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批判。

邓小平认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必要的。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①“在现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②坚持按劳分配，是邓小平总结长期以来分配方式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認识。历史经验证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脱离了实际物质和精神条件，无法调动人们积极性，最终导致共同贫穷。

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阶段出发，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探讨分配问题的重要内容。这一认识成果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彻底打破平均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准备了理论基础。

五、“科学技术叫生产力”

为推进科技整顿，邓小平指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拿出科学院工作的整顿方案。随后中央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后来的《汇报提纲）》。在《汇报提纲》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和政研室负责人多次谈话。《汇报提纲》和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讲话集中阐发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③的观点，为后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科技工作要走在前面

第一，提高科研工作的地位。邓小平认为，科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必须优先发展。他强调说：“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④《汇报提纲》把科技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联系到一起，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联系到一起，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技现代化。这就从更高层次上阐明了科技工作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对我们党科技工作理论的重要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邓小平提出科技工作要走在前面，这个认识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第二，落实科技人员政策。邓小平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①这实质上是对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进行“摘帽”平反，在当时“左”倾思想居指导地位的情况下，这是极富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如何看待科技工作者、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与经济建设是当时亟须回答的问题。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科技人员是劳动者，不是不从事劳动的剥削者、资产阶级，这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参与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增加科技人员要靠教育

在邓小平看来，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否则会拖国民经济后腿。而培养科技人员重在教育，加快教育发展，输送国家需要的各类人才，就成为必然要求。他特别担忧教育部门可能出现人才断层的危机，希望通过教育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培养自动化生产所需的大量技术人员。针对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指出：“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②9月26日，在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他再次由科技工作联系到教育问题，提出要提高教师地位以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汇报提纲》虽然没有批准下发，但这个文件所体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在“四人帮”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过程中以另一种方式公之于众，以独特的方式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理论思考，是他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在整顿期间的讲话、谈话以及他领导下起草的三个文件③中，体现了邓小平对整顿实践进行的理论总结，为新时期大规模的、彻底的、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付国英）